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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髮易服

鎖定
甲午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場提倡和實行剪剃髮辮、改易西式服飾的社會潮流。革命黨人在粵、港地區的剪髮易服宣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1900年開始,粵、港革命黨人就大力宣傳剪髮易服,支持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的剪髮易服行動,反滿革命。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前後,革命黨人又以剪髮易服揭露清廷立憲騙局,並同清廷壓制剪髮易服的種種措施進行鬥爭。粵、港革命黨人對剪髮易服的宣傳,是清末革命黨人剪髮易服輿論的代表,不僅使粵、港兩地成為國內剪髮易服活動十分活躍的地區之一,而且推動了清末剪髮易服社會潮流的發展 [1] 
中文名
剪髮易服
發生時期
甲午以後

剪髮易服剪辮運動

剪辮之風早已有之,早在1895年10月,廣州起義事敗後,孫中山與陳少白、鄭士良逃亡日本。孫中山抵橫濱後斷髮改裝,以示與清廷決絕和革命到底的決心。
孫中山等革命者剪髮易服,不是什麼稀罕事。但事實上,來自民間的剪辮呼聲,也已有多年。
獨立撰稿人傅國湧曾撰文指出,剪辮之風,並非因辛亥革命的到來才興起,從晚清開始,有識之士就不斷呼籲剪辮子,一些大膽的言論也隨之出現。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報》的徵文題目赫然竟是《剪辮易服説》。
1903年3月15日,《大公報》刊出徵文第一名獲得者朱志父的《剪辮易服説》,他力主剪辮易服,認為這和廢弓矢、立學堂一樣,都是因時制宜之舉。並希望從皇帝開始改穿西裝,把剪辮易服與尚武精神、強健體魄聯繫在一起。《大公報》按語稱之“新中國特別精神”,“喚二百餘年來不醒之沉夢,呼數百萬方里不返之國魂”。
據當年10月媒體報道,“江南之新學國民及留學生多剪去辮髮”,參加鄉試時只好裝假辮子入場考試。而胡適回憶,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報》先後三次發起以“剪辮易服”為中心的徵文大討論,發表了數篇關於“剪辮易服”的文章。這一切,都為後來剪髮易服大行其道營造了一定的輿論氛圍。
自1904年起,練兵處要改軍服,辮子成了障礙。之後,新軍官兵、警察剪辮子的越來越多。1910年,軍諮大臣載濤乾脆決定不再禁止禁衞軍剪辮準其自由。在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當時新軍腦後沒有辮子的真實影像。更早幾年,隨同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40多個隨員中,剪辮子的居半。
其實,早在南京臨時政府下令剪辮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舉行的資政院第一屆常會上,就通過了剪髮易服的議案。辛亥革命前夕,在清末狀元張謇大辦實業、教育的江蘇南通,學生剪辮子已成為一種風氣,張謇為避免太過張揚,還專門囑咐已剪辮的學生裝一條假辮子。
據《大公報》報道,1911年12月13日,袁世凱也剪去辮髮,“以為各界之倡”。 [2] 

剪髮易服易服運動

學者李躍乾曾對辛亥革命前後的斷髮易服進行系統研究,他指出,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在注意到西方人船堅炮利的同時,就有人注意到西方服飾的特點,比如林則徐,但他的觀點是“夷服太覺不類”,説白了,那玩意兒不怎麼樣!
到了19世紀末,維新派康有為、宋恕等也十分重視服飾改革,康有為就認為:“王者改制,必易服色”,“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風俗,新政亦不能行”。但是,變法失敗,歷史沒有給康有為改革服飾的機會。
到了20世紀初,西風東漸,服飾變革勢不可擋。以女子服飾為例,女子崇尚西式服式。據《崇德老人自訂年譜》的描述:“庚子以後,風氣彌開,男女皆尚高領窄袖,……凡西洋服飾若花邊細鈕絨毛衣之屬皆為常御之品,而往時之闌干挽袖均捐廢矣”。隨着女學堂的興起,各種女學生裝也開始出現。當時的新式學堂,其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歐美,大都明確提出了不纏足和衣飾整潔的要求。
清末,一些軍警部隊已經引進西法操練新軍,自然也要求在服飾上做出相應改革。1885年,李鴻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備學堂,聘德國教官訓練,軍服也參用德式,夏用黃卡嘰布、草帽,冬用黑呢衣褲帽。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亦仿德制編練自強軍,“令其悉照洋法操練,並其行軍、應用、軍火、器具、營壘、工程、轉運、醫藥之法,亦俱仿之”。與此同時,袁世凱採用德操編練新軍,官弁軍衣靴鞋均仿德式,顏色一律純用黑色。
那個時候,學生尤其是留學生,往往是易服最積極的實踐者。1902年,時任駐美、日、秘公使的伍廷芳多次電告外務部,稱留美學生“往往改易西裝,自斷髮辮”。想想也是,你留着長長的辮子,穿着舊式長袍馬褂,跟外國男女同學一起參加各種派對,要忍受各國同學異樣的眼光和嘲諷,不彆扭才怪!
甲午戰後,國內開始舉辦各類新式學堂,而學堂中兼習西式體操遂成為學生易服的突破口。
但辛亥革命的到來,才真正將易服推向高潮。民國初年頒佈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氅和燕尾服作為大禮服,這標誌着在法律制度上對象徵“級別等差”的封建服飾的徹底否定。
孫中山提出的服裝製作的四條原則,“此等衣式,其要點在適於衞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更使得須臾不離身的服裝擺脱了傳統的尊卑等差,向着便於民眾生活、實用、經濟、美觀的方向的發展。
當時針對服飾改革的討論,還特別強調了“尚武”和保存國貨,即在服裝製作上要特別注意採用國產面料。
李躍乾認為,清朝的冠服制度,對於上至皇帝、下到官員及庶人的冠服形制、用料、顏色、紋飾、穿着使用等,都有等級森嚴的規定。清朝服飾是清朝封建統治階級“嚴內外,辨親疏”、“分等級,定尊卑”的工具。
武昌起義得手、帝制傾覆、共和告成,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獲得了一次大解放,以往服飾上的那種古板、單調、等級森嚴的局面,開始被生動活潑、千變萬化的景象所取代。
在談到當年人們服裝的式樣時,1912年9月8日出版的《大公報》的報道寫道:“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而在色彩上,當年9月14日的報道稱“洋洋灑灑,陸離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給”。 [2] 

剪髮易服意義

從剪髮到易服,一系列的變革之風,滲入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也強烈地昭示着,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