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輯錯了的故事

“大躍進”時期，到處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捷報四傳，甘木公社也放出一顆畝產一萬六千斤的“特大衞星”。事實上，這顆“衞星”是冒牌貨，不是畝產，而是十畝產。如果國家按產徵購，社員的口糧就要低到一天只有八大兩的悽慘境地。共產黨員老壽對“榮繳高產糧”的虛假行為表現了強烈的憤慨。他一會兒奔到公社，一會兒又直奔縣委，要找甘書記説説百姓的難處。在戰爭年代，當甘書記還是“老甘”的時候，他是老壽的老戰友。以老壽為首的窮鄉親們勒緊褲腰帶，為老甘帶領的人民軍隊送乾糧、運柴草，而老甘也把鄉親們比作衣食父母，留下一半的糧食給百姓做口糧。然而，“大躍進”時期，“老甘”變為“甘書記”，他為了“放衞星”不惜損害羣眾的根本利益。面對甘書記砍掉梨園種麥的所謂“三天三夜改變面貌”的決定，老壽這個跟黨從沒二心的老貧農再也壓抑不住激憤的感情，挺身而出，要為百姓鳴不平，堅決抵制錯誤領導。因為他從親身實踐中認識到，以前的革命為了“窮百姓”；如今，老甘下令砍鄉親們的梨園種麥子，革命已經摻了假，有點像變戲法，為的是變給上面看。甘書記撤了他的職，把他當絆腳下石一樣踢掉了。老壽一下子變老了，整天坐在門前的棗樹下，雙眼蒙朧，似睡非睡待著不動。在老壽的幻覺中，反侵略戰爭爆發，他不辭勞苦去尋找老甘，因為他與老甘是同患難的人，他信任老甘，希望老甘能帶領羣眾鬥爭。可是，當他聽到老甘熟悉的敲門聲，開門一看進來的卻是“甘書記”。儘管甘書記後有追兵，而且彈盡糧絕，但老壽再也不願掩護他，不願把糧食給他。老壽再也不信任這樣的領導幹部，因為“老甘”變成了“甘書記”，從與羣眾同命運、共患難的人，變成了向羣眾發號施令、踐踏羣眾利益的官老爺 ^[4]  。

1978年，沉寂多年的茹誌鵑重新開始創作。在經歷了十年內亂後，繁紛複雜的社會現象引起茹誌鵑的深思，她感到作者不僅要歌頌，也要鞭撻，因為不鞭撻，就無法更好的歌頌，不鞭撻也可能會掩蓋一些腐敗的東西。此後，其創作方向隨之發生改變 ^[5]  。

抗日戰爭特別是解放戰爭中，茹誌鵑親身感受過中國農民為革命勝利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解放後，公社化、大躍進，“浮誇風”“共產風”刮遍中國，幹羣關係遭到極大破壞，但中國農民始終默默地、堅決地跟着共產黨走。茹誌鵑震驚於中國農民的温良馴服，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第一，她想探求一下農民經過許多年的折騰，又加上黨的某些幹部在獲得政權後工作不再像戰爭年代那樣依靠羣眾，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再發生戰爭，中國農民是否還會像解放戰爭那樣捨出身家性命來支持共產黨。她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農民是講理的，也是現實的。第二，她在“大躍進”時真誠地相信了畝產一萬六千斤的謊言，創作了歌頌“放衞星”的文章。當知悉真相後，她非常內疚，想借小説來表達歉意。於是，《剪輯錯了的故事》應運而生 ^[4-5]  。

出身農民的共產黨員，生產隊隊委、梨園管理負責人。作為黨員，他服從組織，以大局利益為重，組織紀律性強；作為農民，他務實、樸素、正直，對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的不正之風深惡痛絕。戰爭時期，為了給老甘湊糧食，他把家裏僅剩的乾糧幾乎都送給了老甘；為給部隊籌措柴草，他帶頭砍掉自己家的棗樹。“大躍進”時期，他堅決不同意老甘等人大搞浮誇風放糧食“衞星”的行為，結果被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撤銷一切職務的處分 ^[1]  。

共產黨員幹部，解放後成為公社書記，後升任縣委書記。戰爭年代，他想羣眾之所想，以人民利益為重。當老壽把四袋糧食送給他時，他僅拿了一半糧食便上路了；在老壽為把家裏七棵棗樹全部砍掉支援前線時，他阻止其砍下剩餘的三棵棗樹。“大躍進”時期，他忽視了百姓的疾苦，弄虛作假，謊報放了一顆畝產一萬六千斤的特大衞星而步步高昇，官運亨通 ^{[1]  [6]}  。

在小説中，作者以一個歷史親歷者的角色與角度，對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深刻的反映與反思，對當時給國家與人民帶來嚴重影響的“大躍進”時期所作所為進行了深刻的展現。小説通過當時國家與人民經歷的重大革命事件為背景，描述了甘書記為響應“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浮誇風”，不顧公社民眾的糧食安全，不惜作假；而作為農民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老壽，對此錯誤做法的強烈不滿與抵制。通過老壽這個誠實的共產黨員為真理而鬥爭的歷程，以及他心靈的波濤起伏，讀者分明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是怎樣被“左”的錯誤所破壞。同時，作者對以甘書記為代表的官僚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與譴責，揭露出一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社會問題——如何處理“官”與“民”的互動關係，如何保持像新中國成立前那樣的黨與人民羣眾血肉相連的密切關係 ^{[1]  [4]}  。

小説摒棄了傳統小説的結構方式，採用意識流方法來安排小説情節結構，打破了正常的時空順序，跳躍式地把過去和現在、現實和夢幻組接為一體，從而對建國以來左傾思潮和路線危害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建設正常健康發展的歷史做了深刻的反思。作者一反現實主義小説注重描繪環境、編排故事的老傳統，深入表現主人公老壽瞬息萬變，處於流動狀態中的意識活動，由此再現主人公心理現實的演變過程。這種意識流方法的採用對錶現生活、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題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7]  。

在表現生活方面，小説依據老壽意識的流動，將現在、過去和未來的生活交替疊出，真實地表現出戰爭年代軍民之間的血肉深情，深入地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搞所謂“大躍進”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巨大災難，並暗示如果再不扭轉這種不良風氣、改善幹羣關係，在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中，將會出現羣眾和幹部分道揚鑣的嚴酷局面。在塑造人物方面，這種意識流方法也顯示了好處。例如，在老壽腦海中，戰爭年代的老甘和和平環境中的甘書記似是而非，判若兩人。這種一片糊塗的朦朧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清晰地表明瞭共產黨的一些幹部在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中所發生的公僕到官老爺的思想和地位的變化，從而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社會問題。在表現主題方面，作者利用意識流方法，將不同時期的生活內容交織寫出，互為映襯，對照表現，達到了深入反思歷史，總結經驗教訓的目的 ^[7]  。

1979年，在發表之初，該小説被歸為“傷痕文學”，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界正式將“反思文學”和“傷痕文學”進行區別，《剪輯錯了的故事》被公認為第一篇“反思”小説 ^[8]  。

在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評委會評委們的討論中，除了《剪輯錯了的故事》，茹誌鵑另一篇小説、發表在《收穫》上的《草原上的小路》獲獎呼聲也較高，但在年度評獎中，作家的作品只允許一篇得獎。評委們經過權衡，對《草原上的小路》割愛，而取《剪輯錯了的故事》，並且列為第三名 ^[3]  。

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剪輯錯了的故事》在小説創作手法上是一個可喜的大突破，由於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説所表現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寫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所揭示的社會問題是客觀的。這一切不是平鋪直敍的手法可以表達的。這篇小説所表達的是客觀的藝術“真實”，而不是作者現身説法主觀的“真實”。它在結構、人物刻劃和觀點上都是創新的，而且，整篇小説充滿了温柔敦厚的諷意和詼諧 ^[9]  。

茹誌鵑，浙江杭州人。中共黨員。1943年參加新四軍，歷任二分區文工團、一師服務團演員，蘇中公學俱樂部戲劇幹事，蘇中軍區前線話劇團團員、組長，中國作協上海分會《文藝月報》編輯、作品組長，專業作家。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上海市第四屆人大代表。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四幕話劇《800機車出動了》（合作），小説集《百合花》、《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院》等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