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天文字

在中國璀璨而又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武則天作為正史唯一認可的女皇帝而聞名於世。女皇武則天在她垂簾聽政和越俎代庖稱帝為皇時，揆文奮武，革除體制之弊，展現了其卓絕的政治才華，並與前皇后帝共創盛唐的雄風紀元。武后之功正如郭沫若的評價那般：“政啓開元治宏貞觀，芳流劍閣光被利州。”

由於武則天並不滿足於臨朝稱制，而是欲以武周代李，要從幕後走到前台，登基稱帝，改朝換代，打破這千百年來男尊女卑的格局，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極大的政治阻力。為了證明自己代唐的合法性。

她一方面利用歷史傳説“河圖洛書”和推崇佛教，宣揚天命。

另一方面則進行了一些維新活動，嗣聖元年（公元684年）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書枱改稱文昌台，左、右僕射為左、右相；門下省改稱鸞台，侍中為納言；中書省改稱鳳閣，中書令為內史。百官改名，是女皇帝準備登基的第一步。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則天大享明堂、佈政維新，進一步提高武氏家族的地位，尊其父武士彠為周忠孝太皇，妣楊氏為忠孝太后，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成為武氏外戚中第一個宰相。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初一，武則天下令改元載初，頒《改元載初赦》以示維新：“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后，舜、禹、成湯之後為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國。

”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通過這些維新活動，武則天剷除了一些反對派，贏得了廣泛支持，牢牢控制了朝廷大權，為改朝換代鋪平了道路。 ^[5] 

中國歷史上為政者一統天下，改元登基，或皇帝登基，大都收集全國圖書，統一文字。秦皇的“書同文，車同軌”。

漢代的“熹平石經”以及曹魏的“三體石經”，都把統一文字和規定學術思想的標準範本視為一件極為重要的工作。

武則天也不例外，她相信文字對於思想統治的力量，為了文化改革，還獨創了一些文字，替代原有的文字，以除舊佈新，實際上也有神話傳説、迷信和愚民因素在裏面。據武后頒佈的詔令《改元載初赦》：“（則天文字）上有依於古體，下有改於新文。”可知，則天文字並非是鄉壁虛造，無所憑據。

中國宋代史學家鄭樵在其著作《通志·六書略》中稱，武后新字中至少有七字來自篆文、古文或籀文。 ^[1] 

武則天當政時，尤其重視文化建設，唐人沈既濟在談及武后科舉制度時説到：“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已成風”。武則天相信各種祥瑞，她認為各種神秘力量能夠幫助她打掉政敵，助其完成任務。還需指出的是她特別迷信文字，她覺得文字一改變，就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就能幫助其做成一件事。她經常給人家改名，比如她把王皇后的“王”改名為“蟒”，把蕭淑妃的“蕭”改姓為“梟”。 ^[6] 

因此，她後來的“造字運動”也就不難想通了。這批新創制的文字雖然被冠以則天文字或武后新字等的名號，但卻並非武則天本人親自制定的，而是鳳閣侍郎宗秦客等人創制用以獻給武則天的。

關於則天文字的字數，前人屢有論及，但著錄字數不一。 ^[7]  根據中國著名學者施安昌先生對現存唐代碑誌拓本考究，發現武則天曾前後兩次為“月”字改形，如果將兩次所改的“月”算作兩個新造字的話，那麼武周新字共有18個。 ^[2]  當前學界主流看法是中國著名學者施安昌的觀點，即“十八字説”，其中包括兩次對“月”字的改寫。 ^[3] 

一、最初數目是十二個字

宋代史學家歐陽修撰《新唐書》卷七六 《后妃傳上 ·則天武皇后傳》曰：“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宮。……作曌、天、地、日、月、星、君、臣、戴（初）、載、年、正，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為制書。” ^[8] 

根據以上《新唐書》（注：《新唐書》把“初”誤作“戴”）所述及宋代傑出史學家宋敏求所著的《唐大詔令集》的記載，毫無疑問十二個字是最初改文的數目，説明武后創制了十二個新字，除了自己所用的“曌”名外，另有“天、地、日、月、星、君、臣、初、載、年、正”此十一字。這批文字的創設目的與歷代皇帝的登基改元，制禮作樂，提倡斯文，以彰顯一代新人新氣象的傳統做法別無二致。

為了疏通武則天登基稱帝遇到的政治阻力，一批擁護武則天的政治和尚通過對佛經《大雲經》疏文註釋，假神道以設教，刻意曲解經文文意而另賦新意，從而創作出《大雲經疏》。

永昌元年七月壬午（公元689年）《大雲經疏》成書後上表於朝，甚得武則天驩心(huān xīn)，於是將新創的十二個新字在載初元年正月（即永昌元年十一月）頒行於天下，並援用於經疏中 ^[10]  ，抄賜發行於全國各州，並請名僧升高座，向天下百姓説明此經典中的預言：佛遣淨光仙女到震旦王國土事，各州廟宇也改稱“大雲寺”。

這一部被認為是服務政治的諂媚經典，沒想到隨着武后後來還政及亡逝，終告佚失。詎料千餘年後，居然還保留在敦煌十七號洞窟中，且完整地保存了“天、地、日、月、星、君、臣、初、載、年、正”等十一個則天文字，除了“君”、“正”偶而保存了舊日的形體外，第一批新創制的文字全應用於這一經典的書寫中，也證實了歐陽修《新唐書》把“初”作“戴”的謬誤。 ^[1] 

二、後來數目增至十八字

歷來文獻對唐代武后撰作的新字的載錄語焉不詳、莫衷一是，造成後世關於則天文字字數及字形不能統一。中國學者施安昌發現，在敦煌寫經等古文書中，存在着“遞變字羣”的文字演變規律，藉此推測文書的書寫年代，他根據對武周時期六百餘件碑誌的調查，撰寫《從院藏拓本探討武則天造字》一文，從而確定武后曾創制十八個新字，分五期推廣使用。

按當前學界主流的“十八字説”，則天文字共有十八個，則天文字十八文“照、天、地、日、月、星、君、臣、初、載、年、正、授、證、聖、國、人”的流變應該是如下這樣的。（注：雙引號裏面的文字是則天文字的本字，其中“月”字改寫成兩種形態。）

第一批則天文字在永昌元年七月壬午（公元689年）前便已造好，為了率先百辟，自己先行示範，援用於此後上表的《大雲經疏》，並謄寫複製，頒行於天下各州。

在敦煌莫高窟十七號洞窟中發現的《大雲經疏》寫卷，應顯示當時則天文字底本的新字原樣。然後隨着不同的階段，強化武則天皇權出於天命的《廣武銘》，或改元“天授”及“證聖”的年號，又增加了“授”、“證”、“聖”三個字。以及證聖元年（公元695年）六月後，又出現了“國”字。 ^[11]  聖歷年間（公元698年）“人”字附焉，形成後來所謂的十七文。獨有“照”字新體，未見於石刻及寫卷，或因避諱，未曾援用。

然則，在聖在元年正月至神龍元年正月這段時間內，非獨有“人”的新字出現，此時“月”的另一個新字也出現了。即有“從載初元年（公元689年）到長安四年（公元704年）為期十五年，共制十八字”之説了。 ^[12] 

關於則天文字的字數，前人屢有論及，但著錄字數不一。除了主流的“十八字説”外，歷代各家各有不同的主張。從《新唐書》、《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學林》、《通志》、《續通志》、《集韻》、《類篇》、《宣和書譜》、《書史會要》、《正字通》等史籍或字書上的説明都有些許的不同，少自創改八個字，多到十九個。如《正字通》錄8字，《新唐書》和呂思勉《隋唐五代史》錄12字，《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和《學林》錄14字，《通志》錄16字，《續通志》錄17字，《集韻》、《類篇》錄18字，《宣和書譜》、《書史會要》和《語石》錄19字。 ^[7] 

近現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胡樸安根據《通志》所載十六字（十八形）再增加《學林》上所列的“君”、“人”、“吹”三個字，認為武后所創的新字共有二十一個。

日本人常盤大定根據日本古抄本《王勃詩序》、《文館詞林》、《寶雨經》，以與《金石萃編》、《山左金石志》等石刻史料相互參照，撰寫《武周新字？一研究》 ^[13]  一文，考訂武后創制的文字只有十七個，並推究各個文字在字體上的異形流變，頗具創見性。 ^[1]  林聰明先生對現存敦煌文書進行測查，也得到17個武周新字。 ^[14] 

中國當代文史國學專家黃羲平認為武則天遺字共有二十三個。黃羲平用遺字賦詩一首，並書寫下來以流傳後世。這首詩內容是“照國年天授，載初吹聖人。

君臣證世正，地戴日月星。”他説：“這些遺字都是民族語言的瑰寶，經過年月消逝，所剩無幾。將它們挖掘出來並保存下去是我們後人的責任。我將它們排成一首詩，這樣這些字就會流傳保存下去，不會消失了。”除了這20個遺字外，黃羲平還發現，“卍”(音讀“萬”)其實也是武則天時期的造字。它代表着吉祥萬德的意思，在中國古文中是非常吉利的一個字。

但是由於其書寫與納粹標記“卐”極其相似，容易被誤認。除了這21個遺字，黃羲平透露説，其實他還發現了另外2個武后遺字，這樣總共是23個遺字。 ^[15] 

毫無疑問，則天文字最初的數目為十二字，怎麼後來又出現十六字甚至二十一字等諸多不同的看法呢？其實是因為隨着時間的推移，後來又陸續增加了一些新字，由於各代各家對於則天文字的流變不甚了了及傳抄過程中出現的紕繆，造成了人們的誤判。

而且，一字多改或一字在多種字體中有不同寫法，形成了所謂的異體字或訛字，也是導致文獻記載和學人研究中則天文字字數不能統一的重要原因。在上述這些著述中，或採用楷書筆畫書寫武周新字，字形失真；或轉相纂輯，失於實證難以為據。 ^[7] 

則天造字開始於載初元年（公元689年），終止於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武則天造字不是一次頒佈的，她在位十五年，一共用了十三個年號，其中“天授”、“證聖”和改元大周前的“載初”幾個年號全是新造的字。

中國學者施安昌對武周時期碑石、墓誌的考察，確定武后曾創制十八個新字，分五期推廣使用。 ^[2]  後來，中國考古學教授王維坤結合自己的研究對則天文字的出現順序，按照時間先後進行了如下分期（注：表格中“則天造字”欄括號外面為則天文字，括號裏面是該字的本字）：

據武后頒佈的詔令“改元載初赦”：“（則天文字）上有依於古體，下有改於新文。”可知，則天文字並非是鄉壁虛造，無所憑據。中國宋代史學家鄭樵在其著作《通志 · 六書略》中稱，武后新字中至少有七字來自篆文、古文或籀文。 ^[4] 

則天文字的造字法是象形法和會意法。其中大部分字的構形模式採取的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式微的會意合成式，如“證”是“永主人王”，“年”是“千千萬萬”，“臣”是“忠一”，又宋人趙與時《賓退錄》卷五：“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這在以形聲合成為主的楷書系統中，既不利於字與字之間的聯繫，也不利於字與字之間的區別，與整個漢字構形模式的發展趨勢是相背離的。

武周新字中，表形功能被重新賦予構字使命，用象形符號“〇”來表示日形、月形、星形等，這與當時整個漢字系統的功能是不協調的，也不符合人們對漢字理據解釋的常規。就唐代楷書的構形系統來看，在表義、示音、標示等構件功能之外又多了一種表形功能，整個系統就變得不經濟，這是對系統的一種繁化。 ^[7] 

武則天造字有的是選用的古字，大多為會意字。尤其獨特的是，她還打破了當時漢字的方塊結構，創造了幾個圓體結構字。“一生”上下結構為“人”字，“一忠”上下結構為“臣”字，忠心耿耿的一個人即為臣，真是恰如其分。把“卐”字放在一個“〇”裏邊便為“月”字，而一個“〇”就是“星”字，把“千千萬萬”四個字組合一起為“年”字。武則天造的“國”字最有意思，把“八方”二字上下結構後放進方框裏邊，就是“國字”，四面八方組合為“國”字，實在是巧妙之作。

從考古學發現的碑石、墓誌等實物資料來看，則天造字共計18字，其中包括兩次對“月”字的改寫。以前學術界認為的12字、14字、19字的提法，顯然是錯誤的。有的字是無中生有；有的字是張冠李戴；有的字則是以訛傳訛，積訛成疾。例如：“生”、“戴”、“應”、“冊”、“法”、“幼”、“囝”、“卐”、“𨲉（⿰镸垂）”、“鳴”、“從”、“吹”以及《求古錄》中《博城縣令詩》按語中所謂“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就是上述情況的一種縮影。以下是則天文字誤識舉例。

（1）“生”字，在宋《集韻》、《類篇》、《宣和書譜》和清《康熙字典》中將“𠤵（⿷匚生）”字作為“生”字的改字，即認為“𠤵（⿷匚生）”是“生”的武后新字。但從考古發現的實物資料來看，“生”字是武周時期的常用字，且無一例改寫成“𠤵（⿷匚生）”。

（2）“戴”字與“載”字，在宋《通志》和《宣和書譜》等文獻中，均註明有改字。但從考古發現的《契苾明碑》中發現“戴”字無改字，“載”字改為“𡕀”。“載”字是因改寫“載初”年號而改，固然是則天文字，而“戴”字的改寫卻無以為據。

（3）“應”字，可能最早被顧炎武在《求古錄》中誤識為“𠩍（⿸廠⿰丨⿱土又）”的本字。他在著錄的武后時期的刻石《博城縣令詩》後加了按語。認為“山橫翠微處，室在綠潭邊。緹幕灰𡔈（“初”的則天文字）𠩍（⿸廠⿰丨⿱土又），焚林火欲然，𠡦（“年”的則天文字）光著草木，春色換山泉。”文中的“𠩍（⿸廠⿰丨⿱土又）”字“疑是應字”。這樣一來，清《康熙字典》 便開始在“𠩍（⿸廠⿰丨⿱土又）”字下清楚寫着：“𠩍（⿸廠⿰丨⿱土又），《字彙補》同應，唐武后制，見大周泰山碑。 ”甚至連《中華大字典》也同樣犯了以訛傳訛，積訛成疾的錯誤。從考古發現的碑石、墓誌中，還找不到一例“應”字改寫的記錄。由此可見，將“應”字説成是則天造字不僅不能成立，而且將“𠩍（⿸廠⿰丨⿱土又）”説成是“應”的改字更是錯上加錯。

（4）“冊”字，在武后時期的個別文物上，將“冊”寫成“”字形，例如《封抱墓誌》就是其中一例。但此字絕非則天造字，只是個別人書寫的仿古異體字。雖説在唐以前的石刻上曾出現過，但在武周時期的碑石、墓誌以及文書上見到的“冊”字卻無一改寫。因此將“冊”字説成則天文字是不足為信的。

（5）“法”字，在永昌元年的《法如禪師行狀》中被寫成“（⿰氵𠙻）”，於是有人認為“（⿰氵𠙻）”是“法”的則天文字。其實，並非如此。在許多碑石、墓誌以及文書中，卻無改寫。由《中華字海·氵部》：“⿰氵𠙻，同‘法’。字見隋《鄧州舍利塔下銘》。” ^[24]  可知，“（⿰氵𠙻）”字並非則天文字，且早於武周時期便出現了。

（6）“幼”字，在《隋唐史》中被列入則天文字之中，寫成“𢈗（⿸廣⿰史乚）”。然而，在所見到所有有關的碑石、墓誌中，“幼”字無一例改寫。因此，將“幼”字作為則天文字，既找不到當時的文獻記載，也缺乏考古實物證據。

（7）認為“壹、貳、叁、肆、捌、玖”等大寫數字，皆為則天文字。這種説法最早可能是由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九《一二三與壹貳叁同》提出來的。明末顧炎武在整理金石資料時，對於前人的研究成果缺乏分析、囫圇吞棗地加以引用，導致以訛傳訛。他在《金石文字記》三《岱嶽觀造像記》和《求古錄》中《博城縣令詩》的按語裏，明確寫着：“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這一錯誤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之中。在“壹”字之下仍能看到“數字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時所改”的註文。從目前考古發現的碑石、墓誌以及文書來看，中國考古學教授王維坤認為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大寫數字的出現並非始於武周，而是始於《周易》、《左傳》等先秦文獻和文物；第二，在武周時期的碑石、墓誌等文物上，大小寫數字交錯使用，毫無規律可循，甚至在同一碑文中，也有大寫數字和小寫數字並用的現象。因此，“數字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時所改”的説法缺乏有力的證據。

（8）“囝”字，在《集韻》、《類篇》、《字彙》、《宣和書譜》、《資治通鑑》胡三省註文以及《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中，均作為“月”字的則天文字。但在發現的武周時期文物上，並未發現有“月”字改寫成“囝”字的實例。更何況“囝”字出現較武周時期早，至少在唐代已普遍使用。唐代詩人顧況《哀囝詩》雲：“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囝別郎罷，心摧血下。”自注雲：“閩俗呼子為囝，父為郎罷。”看來，唐人是絕不會把“囝”視為“月”的則天文字。其實，在宋陸游《劍南詩稿》六五《戲遣老懷》詩中也提到了“囝”字。即“阿囝略知郎罷老，稚孫能伴太翁嬉”。“囝”字，在這裏的意思也是十分清楚的。把“囝”説成是“月”的則天文字顯然是不妥當的。

（9）“卐”符號，唐釋慧苑《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雲：“卐本非是字，大周長壽二年主上權制此文，著於天樞，音之為萬，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於是便有人據此認為“卐”也是則天文字。據《宗教詞典》記載：“卐，梵文作Srivatsalaksana( 室利靺蹉洛剎曩)，意為‘胸部的吉祥標誌’ 。古時譯為‘吉祥海雲相’ 。釋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原為古代的一種符咒、護符或宗教標誌。被認為是太陽或火的象徵。在古印度、波斯、希臘等國都有。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等使用。武則天長壽二年 ，制定此字讀 為‘萬’字。在佛經中，‘卐’字有時亦傳寫作‘卍’。唐代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認為應以‘卐’為準。” 重要的是，在長壽三年(公元694年)乃至以後的碑石，墓誌等文物中，找不到一例“萬”字改寫的記錄。

（10）“𨲉（⿰镸垂）”字，據宋《集韻》、《類篇》和《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中，都將“𨲉（⿰镸垂）”字作為“聖”的則天文字。據《字彙》載：“𨲉，吐火切，音妥，好發貌。又都火切，音朶，與鬌同。”又據《集韻》：“𨲉，唐武后所作聖字。”其實這一錯誤《康熙字典》也已指出。即在“𨲢”下寫有“《後山叢談》作‘⿱髟主’。《集韻》作‘𨲉（⿰镸垂）’，疑誤。 ^[25]  ”的註文。

（11）“鳴”字，被誤認為是“𡔈”的本字。《唐長安城郊隋唐墓》的報告者在考釋《元氏墓誌》時，將“𡔈”字誤認為是“鳴”字，這是一個誤識。從志文“……年十六歸於獨孤氏。幽求內則，墾款閨儀，雞𡔈（初）之敬就申，鳳飛之兆斯在”來看，“𡔈”字是“初”字無疑。

（12）“⿱二生”字，在南京博物院珍藏的兩方唐代百濟人墓誌中，其中一方是黑齒常之（唐朝著名軍事將領）的墓誌，另一方是黑齒俊子的墓誌。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者墓誌上出現了“國”、“聖”、“人”、“年”、“地”、“授”、“初”、“正”、“月”、“臣”、“載”等字的則天文字，尤其是出現了難以解讀的“⿱二生”字。為了這個不見於其他典籍的“⿱二生”字，學者們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紛紛各抒己見。束有春和焦正安先生認為：若依“𤯔（⿱一生）”作“人”解，則“⿱二生”能否釋為“從”字？李之龍先生則將此字考釋為“至”字。即“敕曰：燕國公男俊，所以改葬父者，贈物一百段，其葬事幔府手力一事以上官供，仍令京官六品一至檢校即用。其年二月十七日奉遷於邙山南道北，禮也。”現在看來以上兩種解讀都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説，“從”字和“至”字既不屬於則天造字的範疇，也從未發現二字的改寫體。究竟“⿱二生”字作何解釋，還有待進一步考究。 ^[3] 

（13）“吹”字，在《字林》和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中，被作為則天文字。然而，據施安昌先生和王維坤先生對武周時期碑石、墓誌的考察，並無發現“吹”字有一例改寫。

永昌元年七月壬午（公元689年）《大雲經疏》成書後上表於朝，甚得武則天驩心(huān xīn)，於是將新創的十二個新字在載初元年正月（即永昌元年十一月）頒行於天下，並援用於經疏中 ^[10]  以新字取代原字，抄賜發行於全國各州，並請名僧升高座，向天下百姓説明此經典中的預言：佛遣淨光仙女到震旦王國土事，各州廟宇也改稱“大雲寺”。其目的便是為了證明自己代唐的合法性，為己以女身為皇捏造“理論依據”。後來強化武則天皇權出於天命的《廣武銘》，或改元“天授”及“證聖”的年號，又增加了“授”、“證”、“聖”三個字。以及證聖元年（公元695年）六月後，又出現了“國”字。 ^[11]  聖歷年間（公元698年）“人”字附焉，形成後來所謂的十七文。獨有“照”字新體，未見於石刻及寫卷，或因避諱，未曾援用。然則，在聖在元年正月至神龍元年正月這段時間內，非獨有“人”的新字出現，此時“月”的另一個新字也出現了。即有“從載初元年（公元689年）到長安四年（公元704年）為期十五年，共制十八字”之説了。

武則天在世時的推行效果。對之有兩種不同的考察意見。施安昌先生認為凡是該改的地方都改，不管該字是出現在標題位置，還是出現在行文中。而林聰明先生對敦煌卷子的考察結果是：敦煌寫經出自武周時代官府所造者，無論題記、經文，皆書寫新字，然其數量甚少；佔絕大多數的民間寫經雖迫於政令，卻陽奉陰違，僅在醒目的題記上書寫新字，而經文冗長，不易察覺，便仍用舊體，少寫新字。 ^[14]  我們認為上述兩種考察結果並不矛盾，出現差異的原因是：碑誌一般字數較少，字形較大，刊刻以後供人瞻閲，因此必須使用新字；民間寫經只在醒目的地方使用新字，則正好反映了一般用字者對武周新字的態度，説明武周新字在當時就不能完全推行。 ^[7] 

從則天文字的傳播範圍來看，它依靠佛教經典，不僅在中原地區流傳，也廣泛傳播於唐皇朝控制的其它地區。唐代西南的南詔國便使用該文字，今雲南安寧縣大石莊的《王仁求碑》為武周聖立元年所立，“天”、“地”、“日”、“月”、“國”、“聖”皆用武周制字。從這裏也説明了唐代漢文化對雲南地區的深遠影響。這些武周新字，有些也流傳到了日本、朝鮮、韓國等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武則天制字當時就傳入日本，日本人對‘圀’字有好感，而且長期以來魅力不減” ^[26]  ，“江户時代藩主德川光圀（德川光國）名字中的‘圀’正是武則天的制字”便是很好的例證。又如，韓國慶州佛國寺釋迦塔藏《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唐刻本發現了“地”、“授”、“初”、“正”的武周新字，這也説明了唐皇朝強大的文化影響力。 ^[27] 

則天文字在武周時期得到了一定的傳播效果，很多石刻、碑誌、佛經等都有其身影，現存的武周時期碑刻或其拓本、敦煌寫經等可證之。在唐中宗流殺五王后，恢復武氏陵廟。此時，身任左補闕的權若訥上疏，勸中宗保留武周制字，中宗遂保留之。直至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十月，始下詔廢新字，改用本字。 ^[28]  武后新字雖代表了武周時期的文字典範，但是隨着武后逝世，也最終見棄，甚至到了連宋人都難以瞭解其實際情況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儘管“武周新字”具有濃厚的政治意義，且在武周結束後新字便廢止不再通行，但文字畢竟是難以短時間改易的文化印記，因此，在新字廢止後，仍有少數新字得以延用。武后去世之後，新字偶見使用。在中原地區，除了一個“曌”字作為武則天稱謂在後代不得不用以外；其餘字形則曇花一現之後就被棄為歷史遺蹟。然而，從在雲南發現的碑刻、繪畫、題記、寫經等可知，隨着武周勢力的消失，西南邊陲雲南的大理國至宋時仍然普遍使用武周新字，甚至元時的碑刻中還出現其身影。 ^[12] 

早期漢字（甲骨文）象形程度高，構件以表形功能為主，構形模式以會意字為主，甲骨文的會意字佔50%以上，是甲骨文中構字量最多的構形模式。但用會意的方式成批量地造新字比較困難，漸漸地，形聲字成為主流結構，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字放棄原來的會意結構而改為形聲結構。我們對《説文》中10020個小篆的統計是：會意字僅佔11.3%，形聲字高達85%以上，形聲結構成為絕對的強勢結構。 ^[29]  據考古學家對隋唐五代時期3724字的測查，形聲字約佔76%，會意字約佔15%，説明形聲字是隋唐五代楷書的主導構形方式，此時的會意字主要是歷史字形的傳承，造新字的能量不高。縱觀整個漢字發展史，會意合成的方式逐漸失去構字能力，形聲合成方式以不可阻擋的趨勢最終成為佔絕對優勢的強勢結構，原因是：與會意字相比，形聲字系統性強、區別度高。系統性強是指形聲字從形和聲從兩個維度與其他字發生聯繫，將所構字從兩個方面納入系統；區別度高是指形聲字通過形和聲兩個維度與其他字區別開來，形同以聲別，聲同以形別，既簡便又高效。

中國著名漢字學、訓詁學專家齊元濤先生認為：“武周新字中大部分字的構形模式採取的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式微的會意合成式，這在以形聲合成為主的楷書系統中，既不利於字與字之間的聯繫，也不利於字與字之間的區別，與整個漢字構形模式的發展趨勢是相背離的。” ^[7] 

一言以蔽之，武周新字在楷書成熟之後重新撿拾屈曲的線條、繁雜的字形，重新撿拾過時的表形功能和不規則的組合模式，是開歷史倒車，為漢字發展和漢字使用人羣所不容，因此失敗就成為武周新字的必然命運。 ^[7] 

武則天在位期間年號變更之勤是其他帝王難以企及的，這是她迷信語言文字的表現。武則天造新字就是希望改字得以帝位永存、江山永固。 ^[7]  這批文字的創設目的與歷代皇帝的登基改元，制禮作樂，提倡斯文，以彰顯一代新人新氣象的傳統做法別無二致。事實上，則天文字的創制，不外是愚民政策的手段，不管是最初改元的十二文，還是“天授”的“授”字，或因聖蹟作證的“證聖”，以及重視疆域生民的“國”或“人”字，多少都含有政治意涵。而且，應用了武后新字的佛經《大雲經》疏文註釋，假神道以設教，刻意曲解經文文意而另賦新意，對疏通武則天登基稱帝遇到的政治阻力起到了幫助作用。

對於則天文字創設的目的及字形結構意涵，董作賓、王恆餘在著作《唐武后改字考》中稱：“計‘照、星、年、臣、人、君、載、初、證、聖、授’十一文，為政治作用而改。‘月、日’二字據神話傳説而改。而‘天、地、正、國’四字，為武后所借用，後人不察，謂為武后所作，誤矣。”又云：“要之，武后之改字，皆含有神話傳説、迷信、愚民，以達其政治目的也。” ^[18] 

則天文字的歷史意義和應用價值，目前學者關注較少，主要是中國著名學者施安昌根據自己已有的研究基礎認為，可以“藉助新字，對武周時期和武周以後的歷史文物進行斷代和研究，如對敦煌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又如，對唐代傳入日本的《王勃詩序集》、《文館詞林》唐寫本殘卷的研究，對日本的平安時代空海撰書《益田池碑銘》和對韓國佛國寺釋迦塔藏《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 ^[27]  的研究”，作為歷史時間坐軸的斷代研究，對於開拓則天文字的研究視角與思路而言，未嘗不是值得肯定的途徑。 ^[12] 

則天文字的歷史意義主要在於其政治意義，即是武則天為維護、鞏固其統治而進行的文化專制的嘗試。儘管最後的實踐證明了這種嘗試是失敗的，但從新字的推廣過程及新字構造的用意來看，不難發現其中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12] 

武則天作為千百年來正史唯一認可的女皇帝而為人們所熟知，而則天文字“曌”字作為其姓名也為人所稔。關於“曌”字的來歷，各家説法不一。

其一，“曌”是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為武則天而造的字，取“日月當空”之意。當時，武則天登基受到一些朝臣的極力反對，説從來沒有女人當皇帝的先例，武則天想當皇帝是亂倫之事，是陰陽不合，是乾坤顛倒，更有甚者罵作“母雞啼鳴（牝雞司晨），家敗人亡”，因而阻力很大。為了給武則天當皇帝制造輿論，駁倒那些反對派的言論，宗秦客就造了這個“曌”字，來到後宮，獻給了武則天。他給武則天講了這個字除了“日月當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外，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層表示陰陽一體的含義，很符合她身為女人卻想當皇帝的心境。

其二，“曌”之所制，乃取武后之字“明空”。武則天母親信佛，“明空”是武則天的字，在感業寺出家之時曾用“明空”為法號，後來以此稱“武曌”。

其三，“曌”，改“照”而來。有部份人相信武則天本名為武照，後改為同音字“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還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武則天本名為武照。

關於“圀”字的來歷，可參看《正字通》載：“唐武后時，有言國中或惑者也，請以武鎮之。又有言武在囗中，與困何異，復改為圀。”

唐代的張鷟著《朝野僉載》記載了一個關於該字的相關傳説。天授年間，武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廣泛徵求大臣的意見。有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人尋如意上封雲：“‘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囗’中‘武’以鎮之。”其造字的出發意圖是好的，就是説武則天是一代女皇，號令天下。因此，女皇大喜，發下制書立即執行。過了一個多月，又有上封者雲：“‘武’退在‘囗’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趕緊追歸制書，又把“囗”中的“武”改為“八方” ^[30]  ，取“八方朝拜，天下一統”之意，重製為“圀”。“圀”字的出現是在證聖年間，而不是在天授年間。故而，這則傳説雖然説得頭頭是道，卻沒有多少根據，可謂是牽強附會之辭。

武周時期碑刻傳於世者甚多，其中位於洛陽偃師緱山之巔的《昇仙太子碑》最為出名，《昇仙太子碑》經過三次刊刻，且碑文使用了則天文字。

位於河南省新安縣鐵門鎮的《千唐志齋碑刻》，其上也刻載了許多則天文字，是彙集則天文字的寶庫。

人們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大量以則天文字撰寫的佛經，其中就包括早已失傳的《大雲經》和《大雲經疏》，為學者們研究則天文字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在雲南安寧縣的大石莊《王仁求碑》為武周聖立元年所立，“天”、“地”、“日”、“月”、“國”、“聖”皆用武周制字。 ^[12] 

2014年11月14日，在西安碑林博物館院內，經過修復的“大周故郢州刺史楊府君之碑”靜靜地躺在那裏，為人們呈現着一段大唐、武周時期的歷史。該墓碑已經被粘接到了一起，成為最初的一體。專家們也開始對碑文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碑林博物館時任館長趙力光説，這次在碑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5個新字，分別是“天”、“地”、“日”、“月”、“授”。作為一通刻立於唐武周時期的碑刻，為研究“則天新字”這一重要文化現象提供了寶貴資料。 ^[31] 

2015年，西安發現唐朝造船大使墓誌，該墓誌志文寫於武則天時期，出現了很多則天新字。這是該墓誌的一大特色，也為研究“則天新字”這一重要文化現象提供了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