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王丞僧孺詩

首夏實清和，餘春滿郊甸。

花樹雜為錦，月池皎如練。

如何當此時，別離言與宴。

留雜已鬱紆，行舟亦遙衍。

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王僧孺是詩人的好友。公元493年（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正月，王僧孺“補晉安（今福建泉州）郡丞”，四月離京赴任。這時謝朓剛從荊州奉詔回京，因專誠來與王僧孺餞行。

詩是寫離別之情的。古人恨別，寫詩往往是“春色惱人”、“鳥愁花淚”，以景見情。然而這首詩開頭四句卻見不出半點離情別緒，而是用如虹彩筆描寫季節氣候如何宜人，城郊景色如何明麗。“餘春”、“首夏”，即為春末夏初，既無初春的寒意料峭，淫雨連綿，又無盛夏的烈日可畏，炎熱難當，是一年四季中最佳時期。首句寫身體對氣候的感覺：是夏日而“實清和”；次句“餘春滿郊甸”，由感覺過渡到視覺，寫景。“餘春”，“郊甸”，前為季節，後是城郊，兩者都見不出出色的景緻，不能給讀者有春色如畫的美感。唯句中着一“滿”字，遂點鐵成金，使“餘春”、“郊甸”陡增生機，使讀者頓覺無限春光浮現腦際。這句僅對城郊景色略作點染，下面兩句寫景便引人入勝了。“花樹雜為錦，月池皎如練。”仰觀樹端，綠葉繁花交錯相映，猶如鮮豔的彩錦，一片斑爛絢麗；俯視月池，水天相映，池水宛如潔白的絲綢，滿目玉潔冰清。讀者正為這勝景迷戀陶醉之際，詩人猛然彩筆一轉，自我提問道：“如何當此時，別離言與宴？”意思是説：怎麼在這樣美好的時刻，談論分別並設宴餞行呢？如此一問，使讀者如從仙境一下子墜入了冰窟。深情的友人，即使各在一方，每遇佳期勝景，也還“越陌度阡”，以求相聚共賞哩。詩人與王僧孺情同手足，今逢如此良辰美景，正宜盡情歡聚賞悦，不想竟要分別遠行，這是何等地傷情啊！於是便覺前四句寫景無不染有別離之情的色彩：那宜人的氣候，明媚的春色，皎潔的月池，不僅象徵着他們二人情誼的融洽、深厚、純潔，而且更反襯出他們的分別是多麼地悖情違理甚至是殘酷的。以盛讚風景之美來反襯別離之苦，景愈美，則愈顯示別離之苦之深。

“留襟已鬱紆，行舟亦遙衍。”“留襟”，留者的襟懷。“鬱紆”，鬱結沉悶。“遙衍”，越去越遠。前句寫詩人內心的愁苦，後句寫王僧孺的別離行動。在風光旖旎的時候言別餞行，已不堪其情，隨後便是目送友人登舟遠去，內心自是鬱結難忍了。

末兩句“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由眼前分別之情，寫到別後思而不見之悲。前句是説：我倒不是因為看不見你而對你思念不已，而可悲的是今後思念你時卻不能隨時看見你了。是的，再好的朋友同住一城，也並非天天都能見面的，多日不見也不會引起思念之情。然而從今遠別，一在晉安，一在建康，相隔千里。情誼深厚，日久思而不見，內心自是由今日之“鬱紆”進而為悲愴了。

全詩十句，前四句寫美景以反襯五、六二句餞別之情。“留襟已鬱紆”，“已”字甚着力，既對前六句作一點染，是説：在如此良辰美景之中對斟餞別已是不堪其情了；又是對下文作一啓示：接下來眼望着友人揖別登舟離岸，漸行漸遠，直至影沒於遙遠的天水之際，則更是鬱紆，而日後思君不見君，則更使人鬱紆而悲愴了。前有一“已”字，後兩層遞進意思之“更”，則不寫而自明。

謝朓（464—499年）南朝齊代文學家。字玄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他與同族前輩謝靈運均擅長山水詩，並稱“大小謝”。謝朓先在京城任職，經常出入竟陵王蕭子良的藩邸，為“竟陵八友”之一，享有很高的文學聲譽。後在荊州任隨王蕭子隆幕僚，深受賞愛。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謝朓因遭受讒言被召回京師後，逐漸陷入困境。雖然，他的官職不斷提高，從宣城太守做到尚書吏部郎，但由於他的家族和個人的聲譽，從蕭鸞（明帝）篡政，到始安王蕭遙光謀廢東昏侯自立，都曾拉攏他以為羽翼，使他深感危險。終於，還是因為他有意泄漏了蕭遙光的陰謀，被誣陷下獄而死，年僅三十六歲。有《謝宣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