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作謙

刁作謙（1880－1974），原名慶傳，字斐立，亦字成章，興寧縣興城鎮西郊人。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獲法律學士、文科碩士學位。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考獲英國大律師執照。翌年回國入儲才館。清光緒三十四年受學部委派任歐洲留學生總監。1908年再獲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任中國留學生監督秘書。

1909年改任監督。1910年（宣統二年）歸國，應留學生考試，被授予法政科進士出身，經過第三屆廷試，授翰林院編修。歷任上海育才學堂教員，外務部行走。辛亥革命時，任英文《北京日報》主筆。1912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書，大總統秘書。旋改任駐英使館參贊。1914年兼任倫敦總領事事務。1916年歸國，任外交部幫辦秘書。1917年兼國務院秘書幫辦。1918年後，任外交部秘書，署參事，兼代調查處處長。1919年任外交官典試委員，代理情報局局長。1920年2月，任清華學校監督；9月任外交部參事兼和約討論會秘書長。1921年8月，任駐古巴公使；10月兼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秘書長。1922年1月，兼駐巴拿馬國全權公使。1926年歸國。1927年任安國軍外交討論會委員，收回天津英租界委員會委員，外交部條約修訂委員會委員。1928年任北京税務學校教授，國民政府條約委員會顧問。1929年至1931年，任北京新聞社社長。1933年任外交部簡任秘書；9月派署新加坡總領事。1936年任外交部兩廣特派員。民國27年（1938年）後，任駐香港領事、外交部高級顧問等職。民國34年（1945年），日本投降，刁作謙奉命回南京參加受降典禮，並在上海主持外交事務。1950年，遷居香港，任香港大學教授。1952年任聖保羅女子中學（時稱聖保羅下午校，即聖馬可中學的前身）校長。在八秩和九秩晉一大壽時，蔣中正親書“壽”字中堂為其祝壽。刁作謙為外交名宿，蜚聲於國際，着績於使壇，亮節高風，名垂青史。1974年12月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5歲。 ^{[4]  [11]} 

20世紀初，在著名的清華大學校園，他作為學校的管理高層，只是留下驚鴻一瞥的身影。不過，在晚清民國外交史上，他卻烙上了不可磨滅的個人印記——他就是梅州市興寧籍的外交家、教育家刁作謙。

1920年，中國處於動盪多事之秋。刁作謙於當年上半年成為清華學校董事會主席，併兼任監督。清華學校是一所由清政府於1911年初成立的留學生預備學校，選送中國學生以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到美國留學，由外交部門負責管理。當時，刁作謙已是一名在外交部門工作10餘年的資深外交官。

留洋讀書正是刁作謙一生最為顯赫的印記。他是一名華僑子弟，少年時代從家鄉興寧前往檀香山接受美國式中學教育，接着回國到上海的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讀書，繼而被父親送往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的英國接受高等教育。

興寧文史學者朱偉傑認為，正是刁作謙獨特的留學經歷、在外交部工作以及清華學校的創辦背景，促成他一度躋身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校的管理高層。

10來歲就開始接受西方教育的刁作謙嫺熟掌握英語，裝了一肚子的洋墨水。留英期間，他在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先後獲得文學、法學學士學位。1907年，他在英國中殿律師學院獲得英國高等法院辯護士（即大律師）資格；1908年，他獲得英國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其後又在倫敦大學註冊為法學博士學位研究生。

這樣豐富的經歷和學識，使得刁作謙在1908年回國後，進入清政府外務部儲才館任館員，後任考察歐洲各國學務大臣通譯官。1909年，他還擔任駐倫敦的歐洲中國留學生總監督。

1910年，刁作謙再次奉命歸國。當時傳統的科舉考試已於1905年廢除，但清政府設立遊學進士名目，選拔從海外回國的優秀人才。刁作謙通過了留學生考試，被授予法政科進士，獲授翰林院編修，並在外務部機要股任職。在中央政府外交部門任職期間，刁作謙還擔任清華學堂第一期赴美留學生考試官以及郵傳部傳習所教師。

管理預備留美學生，與刁作謙的經歷非常對口。不過，在兼任清華學校監督半年後，刁作謙又卸任把工作重心放在外交事務上。也許連他自己都不大在意這段經歷。刁作謙將早年獲得的榮譽在故鄉以立匾的方式展示，以作客家人光耀門庭之舉，分別是太史第、外部第和秘書樓，宣示的是他獲得翰林、外交官和總統府秘書的頭銜和職位。清華學校此後的校史記述中，只有提到處理1921年清華留學生罷考風波時，才再次閃現他的身影。

這年6月10日，清華學校學生舉行罷課，抗議北洋政府製造的“六一三慘案”。然而，清華學校原定6月13日舉行期末大考，此時舉行罷課，實際上就等於罷考，所以這次罷課運動也被稱為“同情罷考”。

刁作謙當時仍任清華學校董事會主席。面對拒不退讓的罷課學生，他支持學校當局與董事會磋商，決定對參加“同情罷考”的學生集體留級一年，並給予畢業罷考學生以“自請退學”的處分。不過最終做了一定讓步，只是讓當年畢業生有29人被留級一年，其餘七個年級學生被給予集體留級一年處分。

讀了10多年的“洋”書，刁作謙的大半生工作歷程也是與洋人打交道，這是説來五味雜陳的人生體驗。

刁作謙外交生涯(5張)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巴黎和會召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原被德國佔有山東權益卻被強行轉讓日本。當時的段祺瑞北洋政府一度被日本暗地玩弄，會議尾聲，醒悟之後的中樞要員以為已經無可挽回。時任和約委員會秘書長的刁作謙及時提醒段祺瑞：由於時差的關係，還來得及急電遠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拒絕簽訂喪權辱國的和約。刁作謙的建議促成中國代表團及時接電拒籤和約，這段軼事被記錄在1974年刁作謙去世後的榮哀錄裏，聊備後人探尋那段促發五四運動的外交風波。

在興寧城區西河背的外部第，刁作謙的堂侄刁春芳老人向記者出示珍藏多年的《興寧河西刁氏族譜》和《刁太史作謙博士榮哀錄》。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佐證刁作謙後來作為外交官出使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歷。80多歲的刁春芳曾在1946年見過最後一次回鄉的刁作謙，他回憶，據老一輩轉述，時已花甲的刁作謙向鄉人回顧自己的外交生涯，深刻感慨：弱國無外交。

刁作謙曾出任中國駐古巴和巴拿馬的公使，目擊當地華僑華人多次遭受排華風波的困擾。他作為外交官，為維護同胞權益，費盡心思折衝樽俎 ，進行交涉，乃至利用自己擅長的網球和高爾夫球展開體育外交，儘量挽回華僑華人的權利。

1921年，華盛頓會議舉行，各國一起討論限制海軍軍備和太平洋、遠東問題，刁作謙出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

中國代表團先後向大會提交了關税自主、山東問題、廢止二十一條、撤銷領事裁判權、交還租借地、取消各國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警、撤廢無線電台等12項提案，希望藉此一洗巴黎和會時的恥辱。主導會議的西方列強極力維護其在華利益，不願滿足中國代表團的要求。12月初，刁作謙與代表團顧問梁如浩、周自齊、蔡廷幹辭職，抗議大會犧牲中國利益的做法。刁作謙後來解釋自己辭職的緣由：“吾人來此，以為大會必有大事業，至少可聽受中國陳訴，可杜絕搶劫行為，而非發表空言也。乃依據二十一條要求所得之權利，悉數保留，撤銷外郵，亦遇阻力，增收關税，終被擱置。”

1950年，已屆古稀之年的刁作謙選擇移居香港，這裏是他父親刁晏平當年走出家鄉闖蕩謀生的第一站。

這座稱為東方之珠的城市，其時尚未迎來飛躍發展的黃金時代，既慷慨地迎接基於各種原因的人們前來，卻一時無法給每個人提供舒適的生活保障。

在香港，刁作謙選擇過着一種低調而清貧的生活。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所得薪資並非十分豐厚，部分積蓄更在抗戰期間用來做公益事業和救國捐獻。青年時代，刁作謙是當時中國的網球高手，曾經獲得無數的獎盃，這些珍貴的獎盃，也被他於1937年駐兩廣外交特派員任上拍賣，所得用來支持抗日救國，客觀地反映他的宦囊並不殷實。

為了維持生活，年已古稀的刁作謙不顧老邁之軀，在香港多所大中學校從事教書生涯。刁作謙英文了得，且擁有當年英國的律師資格，為何不從事律師工作？也許他是接受了早年父親的教誨，不再涉入訴訟的交涉。據他的同鄉兼同宗刁貴麟先生回憶，刁作謙明確表示，不做律師是不願與港英政府打交道。

刁作謙先後擔任香港聖馬可中學校長、聖保羅書院教師、崇基學院總務長、明德書院董事長、香江書院外文系主任等職務。從書院的名稱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匯的特色，基督徒刁作謙融會中西學問，受到教育界的尊崇和歡迎。其中，崇基學院後來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重要組成學院之一。

刁作謙熱心弘揚客家文化以及家鄉社團活動，先後擔任香港崇正總會監事長、嘉應五屬同鄉會會長、興寧同鄉會會長。據也曾擔任旅港興寧同鄉會會長的刁貴麟先生回憶，一次，為支持興寧同鄉會會址的建設，刁作謙承諾捐資5000港元。刁貴麟非常吃驚，因為自己經商收入較豐，當時捐資1萬港元，足可買一層公寓，作謙先生是工薪階層，如何支付這筆鉅款？刁作謙誠懇地表示，他作為同鄉會的一分子責無旁貸，捐資將分期支付。他早餐將就只吃點麪包，上課儘量步行不搭車，以儘快完成捐資。

1974年，95歲的刁作謙辭世，去世前，他特地交待家人要簡樸處理後事。以至過了一個半月後，眾多的生前友好、同鄉同事才獲知消息，在香港崇正中學為他舉行追悼會。一位濡染中西文化的客家驕子、民國外交官，在這座中西交匯的大都市走完了傳奇人生。 ^[3] 

●在華盛頓會議上激憤辭職後，呼籲國人奮發圖強：“我國不強，絕無可獲公道希望；惟有勵精圖治、整頓陸軍，增高程度與西方相若，準備以實力博出頭地耳! ”

●向古巴報社某負責人駁斥華僑搶走當地利益的片面説法：“華僑任事忠，取值廉，自華僑到來後，古巴土地開墾，田野開闢，糖業、煙葉、交通建設事業都得到華僑的鼎力參與發展，從中分享利益最大的好處的羣體是本國人。”

●為維護國家尊嚴，勸阻廣東省政府主席黃慕松履任後先拜謁各國駐粵領事的行為：“客先敬於主，禮之宜也，公暫不要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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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民國首任外交總長陸徵祥改組外交部，大量起用歐美回國留學生。此時刁作謙正擔任英文《北京日報》主筆，被延攬進入北京政府，充任外交部秘書和大總統秘書，從此踏上外交舞台。不久，他改任中國駐英使館參贊。1916年回國，任外交部幫辦秘書。1918年後，任外交部秘書，署參事，兼代調查處處長，成為一位職業外交官。

1920年9月，刁作謙任外交部參事兼和約討論會秘書長。其間，受外交總長顏惠慶委派，出面處理了轟動全國的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罷考”風波。

1921年6月3日，北洋政府血腥鎮壓要求發放拖欠教育經費的請願運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六一三慘案”。6月10日，清華學生決定與全市學聯採取一致行動，舉行罷課，以示抗議。然而，清華學校原定6月13日舉行期末大考，因此，學生罷課，實際上就等於罷考，所以這次罷課運動也被稱為“同情罷考”。

清華學校因是美國退還庚款所辦的留美預備學校，隸屬外交部管轄。此時正值刁作謙兼任清華學校最高權力機關董事會主席。面對拒不退讓的罷課學生，刁作謙支持學校當局與董事會磋商，最終決定對參加“同情罷考”的學生集體留級一年，並給予畢業罷考學生以“自請退學”的處分。 ^[5-6]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國政府策動下，美、英、日等戰勝國為重新瓜分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在華盛頓召開會議，又稱“太平洋會議”。由於事關中國利益，北京政府決定參加會議，刁作謙出任代表團秘書長。

北京政府對於此次會議期望甚高，中國代表團先後向大會提交了關税自主、山東問題、廢止“二十一條”、撤銷領事裁判權、交還租借地、取消各國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警、撤廢無線電台等12項提案，希望藉此一洗巴黎和會時的恥辱。但是，操縱會議的西方列強極力維護其在華利益，不願滿足中國代表團的要求，形勢對中國大為不利。加之，在美、英安排下，12月1日中日兩國全權代表開始談判山東問題。但會談中，中國代表團太過軟弱，讓步太多。危急時刻，刁作謙挺身而出。12月初，他與代表團顧問梁如浩、周自齊、蔡廷幹聯袂辭職，抗議大會犧牲中國利益的做法。刁作謙等人的行動，讓列強大為驚詫，一時間轟動世界。

刁作謙此舉絕非一時衝動。他見人便淚流滿面地訴説自己辭職的緣由――“吾人來此，以為大會必有大事業，至少可聽受中國陳訴，可杜絕搶劫行為，而非發表空言也。乃依據二十一條要求所得之權利，悉數保留，撤銷外郵，亦遇阻力，增收關税，終被擱置”，大會連以往可以由一縣知事便可交涉撤廢的郵政一事，尚要組織委員討論，真一無所得。刁作謙不畏強權，敢於抗爭，甚為世人側目和讚賞。

怨而抗爭辭職的刁作謙，儘管政府一再慰留，但拒絕復職。他還公告國人：我國不強，絕無可獲公道希望；惟有勵精圖治整頓陸軍，增高程度與西方相若，準備以實力博出頭地耳! ^[5-6] 

1921年4月，北京政府將中國駐古巴公使改為專任(以往由駐美公使兼任)。8月14日，刁作謙被正式任命為首任駐古巴公使。當刁作謙執意辭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職位後，便前往古巴赴任。次年1月，北京政府又任命刁作謙為駐古巴兼駐巴拿馬全權公使，他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公使生涯。

刁作謙到任不久，巴拿馬發生排華事件。當時巴拿馬的外交部長受美國政府影響，頒佈限制華商華工活動的苛刻條例。刁作謙前往巴拿馬，向外交部提出抗議，但無從解決。於是刁作謙提出要求謁見總統，但巴拿馬外交部長卻以總統沒空，拒絕轉達。

刁作謙苦悶異常，常去高爾夫球總會消悶，結果引出了一場“曲線救國”的總統夫人外交。在高爾夫球場，刁作謙發現巴拿馬總統夫人是一位高爾夫球迷，並愛同球藝高超者切磋。刁作謙是高爾夫球健將，便有意與巴拿馬總統夫人接近，並很快以精湛的球藝博得總統夫人賞識。利用高爾夫球這一媒介，刁作謙在總統夫人幫助下，成功與巴拿馬總統會面。 ^[5-6] 

1926年刁作謙回國，先後任北京安國軍政府外交討論會委員、收回天津英租界委員會委員、外交部條約修訂委員會委員等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離任。1933年，刁作謙重返外交舞台，任外交部簡任秘書，同年9月充任新加坡總領事。1936年轉任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剛上任，便在九龍城寨問題上，展現了強勢交涉的外交作風。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香港被割讓給英國。緊靠香港的九龍半島居民，為了拒敵防敵，保衞國土，在1846年～1847年問興建了一座城寨――九龍城寨。1898年英國強租新界，清政府為在中國租借地中留一個據點，力主留下九龍城寨，以作為出入租界的通道和管轄的象徵。後來中國政府政權更替，政局混亂，九龍城寨漸為外交當局所遺忘，英國香港總督府在事實上取得了九龍城寨的管轄權。1933年6月，英國香港總督府藉口改善當地的衞生狀況，宣佈以換地賠屋的辦法，要九龍城寨的全部居民遷往他處，並以1934年12月底作為最後期限。香港總督府企圖造成既成事實，改變九龍城寨的主權歸屬。然而，居住該城寨的中國居民拒絕搬遷。為了抗議港英政府的恐嚇，他們還直接向國民政府投訴。這樣一來，九龍城寨主權歸屬問題重新進入人們視野。藉此機會，中國國民政府全面介入，與英國港英當局交涉收回該城寨主權。

接到九龍城寨居民投訴後，國民政府外交部新任駐兩廣外交特派專員刁作謙，立即採取果斷行動。他一方面向外交部彙報情況，另一方面立刻派秘書凌士芬到九龍城寨實地調查。凌士芬是自1899年以來，第一位進入九龍城寨宣示主權的中國官員。面對刁作謙的強硬做法，英國香港總督極為不滿，認為侵犯了他的管治權，但刁作謙則認為這是中國主權問題，毫不退讓。刁作謙無視港督的行為，無疑是很不客氣地表明，九龍城寨主權屬於中國，不容置喙。九龍城寨居民則受刁作謙鼓舞，很多人推翻了原先同意遷出城寨的承諾，令港英政府的圖謀一時無法得逞。

此幕交涉後因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而不了了之，九龍城寨問題成為中英間的一個懸案。 ^[5-6] 

1936年9月8日上午，蔣介石在廣州黃埔行營召見外交部駐兩廣特派員刁作謙詢查此事。因案發地北海市其時屬廣東省管轄，刁作謙即奉命與主政廣東的餘漢謀商議。同日上午，日本駐廣州總領事中村到外交特派員公署照會刁作謙，抗議日本僑民被害，並威脅説日本方面擬派飛機軍艦前往保護，遭刁作謙嚴詞駁斥後，中村表示日方將在9日派出軍艦“嵯峨號”開赴北海。

蔣介石親自督辦此案，刁作謙指派秘書凌士芬進行第一次調查。由於案發後，60師控制軟禁了中野家人，防止他們銷燬和轉移間諜物品，凌將調查結果報國民政府。日本人對所通報的第一次調查結果非常不滿意，緊急從海口方向調動6艘軍艦於22日晨駛泊北海冠頭嶺，幾十門大炮的炮口對着北海市區，形勢一觸即發。南中國海岸戰雲密佈，國民政府一片恐慌。迫於日方的壓力，蔣介石同意日方參與第二次調查。但刁作謙強硬向日方提出幾個條件：（1）只許“嵯峨號”入北海港，須將登岸人員名單列呈中方，待中方通知後始得上岸；（2）日方登岸人員絕對不許配備武裝及攜帶照相機；（3）調查時，須按中方指定路線進行，非指定路線，概不能行走……這些條件，在日本方面本來是難於接受的，但在中日尚未爆發全面戰爭的形勢下，日方不得不接受了。

23日，中日雙方調查人員會同登岸，到達丸一藥房後，檢視了密室，日方對中野卧室內所陳設的物品及往來書信檢查甚為周密，要求中方準其帶走中野的3本日記及7封書信和紅、白枱布各1塊，因枱布上有少許斑點，日方認為是血斑。上午11時，雙方到“愛生院”中野葬處開棺檢視屍體。

調查結束，日方帶同中野骨灰及其遺屬坐“嵯峨號”返廣州，其餘6艘軍艦亦相繼離去。

“北海九三事件”發生後，日本外相有田在9月28日發表談話，稱在中國發生的系列反日事件“其中數事件為共產黨圖謀離間中日關係……現即應採取斷然步驟，除其根患”，並提出“中日合作制止共產黨活動實屬必要”。

“北海九三事件”聯合調查結束後，經過兩國政府多次交涉，刁作謙以間諜案倒逼日方，因證據充分，日方不敢再以保護僑民之名黷武。到12月31日，雙方以“外交換文”方式正式結案。以60師撤出北海和國民政府給予中野遺屬3萬元撫卹費為條件，用極小的代價消滅了日本在南中國安插了幾十年的間諜。 ^[7] 

刁作謙故居“外部第”位於興寧市興田街道西河背，這裏毗鄰寧江河，不遠處就是潮汕商人當年創建、如今修繕一新的兩海會館。

在“外部第”，記者瞭解到，刁作謙的直系後裔定居海外，與家鄉已多年無聯繫。刁春輝是刁作謙伯父的後裔，按輩分稱刁作謙為堂叔祖，他向記者介紹了刁作謙家族的輝煌歷史後，自豪地説：“在晚清民國時代，我們西河刁氏家族可是出了‘一門三博士’的榮耀，刁作謙就是其中之一。”

刁作謙故居外部第(4張)

據瞭解，刁作謙的父親刁晏平（雋卿）早年到香港謀生，後來渡海到檀香山經商，經過30年的奮鬥，擔任當地中華會館的董事，並參與創辦華文學校。刁作謙10歲的時候被父親帶往檀香山，就讀於當地的艾歐蘭尼中學。1896年畢業後不久，他又被父親送往上海的聖約翰學院接受美國教會學校的教育。1901年，刁父作出一個頗有前瞻性的決定，將刁作謙送往英國留學。

在接受美式教育後，刁晏平為何要讓兒子接受英國的高等教育？在外部第，年過八旬的刁春芳老人透露了家族流傳的説法：刁晏平認為，美國為新興國家，大學教育積澱不如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留學深造當以選擇英國的名牌大學為上，從而支持刁作謙負笈英倫。

刁作謙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先後獲得多個學位。然而，刁作謙在未完成倫敦大學法學博士論文的情況下回國。

記者從西河背刁氏族人處瞭解到：風度翩翩的刁作謙，在留學期間曾結識了一位外籍女友，有長期定居英國的打算，併為此考取了大律師的執照。一心想兒子學成歸國服務的刁父大為震怒，特別是對兒子想在異國從事律師職業大為不滿，因為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中，律師是幫人打官司的“訟棍”，思想開明的刁父也坐不住了，於是嚴令刁作謙回國。

就這樣，刁作謙在沒有完成博士學業的情況下，於1908年打點行裝，成為一位留洋“海歸”，儘管如此，時人出於對他學識的欽佩，依然稱他為刁博士。

刁作謙相關圖冊(19張)

據介紹，刁家還培養了兩位擁有博士頭銜的子弟。一位是刁作謙的堂兄刁振謙。刁振謙稍晚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攻讀的是醫學，1911年留學美國，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衞生學和熱帶病學博士學位。他回國後在上海任教和行醫，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代理校長、上海紅十字會醫院院長等職務；另一位是刁作謙的親弟弟刁敏謙。刁敏謙讀書經歷與哥哥頗為一致，7歲時被送往檀香山讀書，後輾轉聖約翰大學和英國讀書，1916年，獲得倫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清華學校教授國際法和英文，任外交部秘書，後在聖約翰大學任校董、政治系主任。此後他一直定居上海，在文革時期去世。

而今刁氏兄弟三人早已作古，在故鄉的遺蹟漸漸變得斑駁模糊。刁作謙生前所建的秘書樓已不復存在，只有他的祖居太史第和父輩興建的外部第保存較好，仍掛着顯示刁作謙功名的複製匾額。這些近河而建的建築已經被高樓大廈層層包圍，也許，只有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才能聆聽到流淌的寧江河水訴説歷史的滄桑。 ^[8] 

在梅州籍大學校長中，王越和孫亢曾都年過百歲高齡，而刁作謙按照客家人的閏壽計算習慣也近百歲。1970年，91歲的時候，他曾接受星島日報記者的採訪，談起自己的長壽經，秘訣是早睡早起和與人無爭。

據他自己介紹，晚年每天晚上10點以前上牀就寢，早晨五六點鐘起牀。平時既不吸煙也不喝酒，最大的愛好是在家看電視。他表示長壽沒有什麼秘訣，只是與人無爭。作為一個窮外交家，什麼都容易知足，有鹹魚、青菜佐餐就很快樂。

其實，刁作謙的長壽可能與他青年時就喜愛運動有關。刁作謙在上海讀書的時候就喜歡網球運動，曾連獲五屆學校網球比賽冠軍，後還在一次國際網球賽中獲得一項冠軍。據刁作謙的堂侄刁春芳老人介紹，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刁作謙最後一次回家鄉興寧住了一年多。60多歲的他還在同鄉陳道行將軍居所附近的大壩裏開闢泥土球場，兩人共較球技。他寓居香港後，逢週六常常步行到九龍塘，步行健身之餘觀賞那裏舉行的網球比賽。 ^[9] 

刁作謙是華僑，在夏威夷羣島的檀香山市渡過他的童年。後來回國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唸書，畢業後，留學英國，在劍橋大學得法學博士。他是網球能手，為該校的網球隊隊長。

刁作謙、刁振謙、刁敏謙兄弟三人同為博士。刁作謙的第一個愛人是英籍，無所出，由他的父母作主收養螟蛉子女各一人，子在清華大學畢業後早夭。女嫁給金陵女子大學的教師凌士芬。刁任兩廣外交特派員時，凌任他的秘書。在古巴公使任內，他與第一個英籍愛人分居，再與一英籍女子結婚生子一人。1926年卸任攜眷回京，他的第二個英籍愛人在京感染天花痘症不治身亡。他的第三個愛人才是中國籍的，生子女數人。 ^{[10]  [13]} 

刁作謙著有《中國國際條約義務論》、《中國新憲法與國際問題》等。1906年以論文《中國與各國間條約引發的法律責任問題》獲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