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革命

一百年以前，經濟學界還很少有人談及經濟學應有宏觀、微觀之分。而今天，經濟學家談論起宏觀和微觀經濟學時，卻顯得那麼自然，好像這個問題如同一天有白晝和黑夜之分那樣，無須爭辯。但是，任何事物、任何提法若要被世人公認，總是有一個過程的，那麼宏觀經濟學究竟怎麼產生的呢？1936年，經濟學界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J.M.凱恩斯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凱恩斯在剛撰寫通論的時候就開始造輿論，他給戲劇家蕭伯納的信中曾提及此事，並頗為自負地説，此書也許會對世界上關於經濟問題的思考方法發生革命，引得世人拭目以待。果然，該書一出，的確轟動一時，經濟學界公認經濟學發生了一場“革命”。

1.否定了傳統經濟學薩伊定律即“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經濟危機，明確承認經濟危機的存在及嚴重破壞性。

2.摒棄了傳統經濟學的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機理，不相信市場機制的完善性和協調性，認為經濟危機不可能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而恢復均衡，堅決主張：採用強有力的政府幹預，對嚴重的經濟危機進行緊急搶救。

3.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在經濟危機病因探索方面的“外因論”，轉而尋找不穩定的內在結構，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從考察生產就業和收入的決定因素入手，創立了有效需求原理及三大心理定律。

4.開創了現代宏觀經濟分析，研究總就業量，總生產量和國民收入及其變動的原因，以區別於單個商品，單個廠商，單個消費家庭之經濟行為的微觀經濟分析。

5.擯棄傳統的健全財政原則，主張膨脹性財政政策，主張擴大政府開支，赤字預算和舉債支出。

不可否認，凱恩斯的經濟政策的實施緩和了經濟危機，減少了失業，促進了經濟增長，使西方世界經歷了長達25年之久的“繁榮”。但是，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膨脹性經濟政策的後果帶來了70年代的“滯脹”，使凱恩斯主義不得不退出“官方經濟學”寶座，讓位於新保守主義經濟學。即使如此，在各國實施的經濟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

凱恩斯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凱恩斯(John Mayoard Keynes，1883～1946年)的出生與馬克思的逝世剛好同年。凱恩斯不能算一個單純的經濟理論家，有人責怪他一生花費在經濟研究上的時間顯得太少。

凱恩斯交友廣泛，興趣多樣，當他還在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唸書的時候就是如此。凱恩斯曾在政府的印度事務部任過職，成績卓著。他搞過實務，在皇家學院當過教員，還當過財務主管。這些職務也是顯示他的才能的好機會，這個機構在1920年瀕於破產，可是到了凱恩斯逝世的那年，就擁有淨資產兩百萬英鎊，凱恩斯對戲劇、文學、音樂和芭蕾舞藝術均有興趣，他的夫人就是一名俄國芭蕾舞演員。凱恩斯對數學也有研究，大學尚未畢業，他就寫過一本概率論的書。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凱恩斯曾任皇家印度財政大臣顧問團的顧問和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戰後，他作為英國財政部的主要代表參加了巴黎和平會議，但不久便辭職，原因是他對凡爾賽條約的內容深感不快，不主張要求德國賠償。1944年，凱恩斯作為英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佈雷頓森林會議，在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方面都作過重大的貢獻。除《通論》外，凱恩斯一生還寫過許多著作，如《貨幣改革論》、《通向繁榮之路》、《怎樣籌措戰費？》等。但凱恩斯最主要貢獻還是他的主要著作—反映他的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的《通論》。

顧名思義，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研究大的經濟問題的，也就是以研究社會整體的經濟變量為己任的，凱恩斯的主要貢獻也就在於此。

但不能簡單地説，宏觀經濟問題研究只是從凱恩斯開始的。事實上，在凱恩斯之前，歷代的經濟學家諸如重商主義者、重農學派和以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為代表的古典學派，都研究過宏觀經濟問題。後人把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的經濟學説基本上歸屬於微觀經濟學，這雖説有幾分理，但總顯得牽強，倘若他們活着，未必會同意這樣判斷的。公正地説，古典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都具有歷史的侷限性，他們從未奠定過宏觀經濟學的基石。

重商主義者所關心的問題可以説主要是宏觀經濟問題。他們的興趣所在是要了解決定整個經濟生產能力的主要力量是什麼？能否達到潛在的生產能力？因此他們強調經濟增長的本原和原因。他們崇尚政府，認為如果不靠政府的干預，整個經濟也許不能充分利用其潛力。他們極力主張，政府應當支配國內和國際的貿易，並強有力地控制貨幣的供應。

重農學派討論的問題也是宏觀多於微觀。重農學派以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為代表，也尋求經濟增長的本原和原因，但不贊成對國內外貿易實行管制。他們的興趣不在於貨幣，而在於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力量是什麼？依他們看來，物質財富不是通過交換過程創造的，而是來源於農業或者自然界。著名的魁奈經濟表把整個經濟分成三個部門，農民、土地和非農業部門。這種分析方法給後人以極大的啓示。像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的分析和列昂節夫的投入—產業表的經濟計量分析，都受到魁奈經濟表的啓發和影響。

亞當·斯密竭力反對重商主義者的觀點。他認為，在整個經濟中不存在一種會阻礙達到最高生產能力的內在力量。當時就有些重商主義者認為，消費水平過低，儲蓄過多，會引起蕭條。但亞當·斯密認為儲蓄會引起經濟增長，因為儲蓄與資本積累屬同步，一部分人的儲蓄意味着這部分錢讓與他人投資之用，因此儲蓄不會引起蕭條。他反對國家干預貿易，主張自由放任和競爭，並認為競爭會使資源達至最大限度利用的程度。顯然他研究的是宏觀問題。但他認為，整個社會由於競爭而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調節，起着政府幹預所起不到的作用，因此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在宏觀經濟上似乎沒有嚴重的任務。在當時，亞當·斯密力主政府要“廉潔”和減少干預。由於受他的思想影響，後人大多把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注意力從宏觀轉到了微觀。

經濟學家繼承了亞當·斯密的觀點，發展了經濟學的微觀方面。他們始終認為宏觀經濟決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此論點以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供應自身創造需求最為著名，幾乎他們都信奉“薩伊法則”。在他們看來，自由競爭的經濟是最能有益於社會的。但是、理論是要受實踐檢驗的。“看不見的手”和“薩伊法則”並沒有給經濟的繁榮提供任何保證。事實教訓着死抱着舊的教條的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世界及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西方國家一片混亂，百業蕭條，物價猛跌，工廠倒閉，人心恐慌，局勢動盪。至今，西方的人們談論起那次危機還心有餘悸。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説，“1929年中開始的那次經濟蕭條，對美國來説，是一次空前規模的災難。在1933年，經濟降到最低點之前，以美元計算的國民收入減少了一半。總產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業人數上升到勞動力總人數的25%的空前水平”。

在這種存亡危急的時刻，經濟學家對現有的經濟理論進行反省和批判，並企求新的理論來解釋嚴峻的危機現實，以得出挽救經濟的可行辦法。於是時勢造英雄，凱恩斯沒有錯過機會，他的理論伴隨的宏觀經濟學説就應運而生了。

凱恩斯針對經濟危機期間所出現的嚴重失業狀況，提出了“充分就業”的概念。所謂充分就業，就是在一個具體工資水平上，人人有事做。

凱恩斯將失業的情況分為三種：一是由於某種專門勞動市場供過於求造成的，叫“摩擦性失業”；二是由於各種原因人們對現有的工作不喜歡而情願呆在家中，叫“自願失業”；還有一種是由於在現行工資水平上，人們願意工作而得不到工作，叫做“非自願失業”。磨擦失業可以通過對勞動力的技能訓練和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而迅速解決，自願失業則是勞動隊伍自身的選擇，所以這兩類失業不算真正的“失業”。因此只要解決了“非自願失業”的問題，就可説得上充分就業了。

要想做到充分就業，就要求一種達到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水平。凱恩斯肯定，國民收入和就業水平取決於總的有效需求水平。在他看來，以前的理論之所以是錯誤的，就是假定供應會自行創造需求。當有人對薩伊法則提出疑問，認為過度的儲蓄或者過度的消費也許會導致蕭條時，古典理論總是這樣解釋：儲蓄的決策總會導致投資的決策，而利率的變動又會使儲蓄決策和投資決策之間平衡。凱恩斯對此則提出相反的結論。他認為，國民收入水平的變化而不是利率的變化會影響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平衡。這就是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

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既認為國民收入水平取決於總需求水平，又認為總的有效需求取決於對消費商品和投資商品的需求。就個人消費來説，“量入為出”，消費水平依賴於收入水平，消費額總是佔收入額的一定比例，這種比例稱為“消費傾向”。一般地説，這種比例或傾向是相對穩定的。但隨着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的開支會增加得比比收入速度慢。

當總的實際國民收入增加時，總的消費水平也增加，但不會象國民收入增加得那麼快。這包含的意思就是邊際消費傾向(每增加一元國民收入所增加的消費金額)小於1。消費的速度不及國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多餘的錢當然是用於儲蓄。於是隨着人們收入的增加，儲蓄絕對額也增加。很明顯，總需求量與實際消費量之間出現了—個裂縫，如果儲蓄不及時轉化為投資，那麼生產出來的東西就會發生過剩，有效需求就會出現不足的現象。由於有效需求不足，就會減少國民收入水平。

國民收入的均衡不一定就是充分就業的均衡，只要需求不足，就會使社會資源利用不足，結果使在工人失業和資源閒置的條件達到國民收入的“均衡”。因此，在凱恩斯看來，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自行調節，那麼充分就業的均衡只是一種特殊的情況，而通常的情況則是一種小於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均衡。那麼，儲蓄會不會及時轉化為投資呢？按照傳統的理論，只要利率恰當，儲蓄必然全部轉化為投資。凱恩斯對此又大唱反調。他認為，投資的數量不完全取決於利率，而主要依賴於預期的利潤串。隨着投資助增加，資本的預期收益會發生遞減，這就叫做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利潤和投資數量關係時常顯得不穩定，因為投資決策是根據對將來的成本和銷售收入的估計做出來的，所以利潤期望值會對投資決策起相當大的作用。不肯定性、風險、期望、投資者的態度和信心都會對投資決策發生影響。因此，儲蓄金額多了，利率再下降，不一定就會直接引起投資的增加。

凱恩斯認為，一味依靠利息率降低來刺激投資並未能始終奏效，有時投資可不受利率的影響，如果預期利潤前景不妙，即使利息串再跌，只會造成儲蓄多、投資少的現象。因為儲蓄大於投資，所以導致國民收入水平下降。

對於利率機制的解釋，凱恩斯的見解與以往不同。以往的理論認為，利率是取決於儲蓄和投資的兩個函數的相互作用。在現行的利率水平上，儲蓄大於投資，利率就會下降；反之，投資大於儲蓄，利率就會上升。貨幣供應數量的變化既不影響長期的利率，也不影響實際的國民收入水平。貨幣供應所能影響的只是價格水平。

凱恩斯的解釋是，利率取決於個人和企業持有貨幣的願望和數量，也就是説，貨幣供應數量影響利率。在不同的利率水平上，人們對持有貨幣的不同需求，凱恩斯稱之為“靈活偏好函數”，它由三個動機組成：(1)出於交易的目的(個人購物，企業購買投入)；(2)出於預防的目的(準備一筆錢以應付意外開支)；(3)出於投機的目的(哪裏收益高，錢往哪裏投)。

出於前兩種目的而持有的貨幣對利率變化的反映是不敏感的，叫做完全缺乏利成彈性，出於第三種目的而持有的貨幣對利率變化的反映是非常敏感的，具有利率彈性。利率下降得越低，到了一定的程度，出於第三種目的而持有的貨幣變得對利率的變化完全富於彈性。這種情況是在蕭條時出現的，即貨幣數量的大量增加，不必再使利率下降。換言之，利率在低水平上維持不變，貨幣數量依然大量增加。人們手中持有貨幣增多，是出於第三種目的，因為利率如此之低；把錢存入銀行或放在手中得失相差無幾，不如握在手中為好。這種情況凱恩斯稱之為“流動性陷餅”。他以此批評傳統經濟學只看到交易性的貨幣需求(—前兩種目的)，而忽視投機性的貨幣需求(第三種目的)。

以往的理論認為貨幣有價值貯藏的作用，但不是很強調。凱恩斯特別強調此點；他認為利率的高低受貨幣供應數量的支配。他最重要的、與古典學派關於利率問題的區別，就是關於貨幣投機需求的理論，即增加貨幣供應會導致利率下降，增加投資會增加國民收入，在非常低的利率水平上，貨幣供應全部會被投機需求所吸收。

概而言之，凱恩斯的理論基本上涉及到了四個概念：(1)消費函數；(2)資本邊際效率；(3)靈活偏好函數；(4)貨幣供應數量。只有弄清楚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充分就業總目標之間的關係，才算基本上掌握了凱恩斯學説。

凱恩斯的理論特色就是對經濟波動的分析。他強調投資的作用，即投資的某種變化會導致收入的變化，而且是以當初投資的某種乘數(倍數)來變化的。這裏暫不介紹乘數理論是怎麼回事，先説説由來。這種乘數效應起初是由俄國經濟學家杜根一巴拉諾斯基等提出來的，但從未從理論上正式闡明過。1931年，卡恩，這位凱恩斯在劍橋大學的同事具體地發展了這種分析。凱恩斯後來在《通論》中充分採用了這種乘數理論，爾後廣為人所知曉。

基於這些理論，凱恩斯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他主張政府通過調節需求來達到充分就業。在總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他主張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貨幣供應，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

應該説，這種主張基本上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因此凱恩斯在許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他認為，平衡預算的概念對決定政策不起作用，呼籲財政政策要從舊式的預算平衡的概念中解放出來。於是，古典經濟學的預算平衡的原則從此被打破，許多國家的政府從不得已的預算赤字，逐步走向主動的、無所顧慮的赤字預算。赤字預算的確刺激了有效需求，但卻又產生了通貨膨脹等新問題，引起後來的經濟學家為此而爭論不休。

凱恩斯反對一味節儉。傳統的經濟理論和社會道德規範認為儲蓄、節儉是美德，極少宣傳消費是善舉，是刺激經濟的良策。他引用過孟德維爾的寓言：蜜蜂社會由於追求奢侈豪華的生活而繁榮；又由於節儉而衰落。以此説明節儉往往對社會不利。

為刺激經濟發展，凱恩斯主張物價上漲。因為通過物價上漲使實際工資下降的辦法，要比傳統的主張降低名義工資的辦法更為聰明、可取。降低名義工資也許會刺激企業的經濟活動，增加投資，擴大就業，就個別企業來説也許行得通，但從整個社會來説，這種做法並非良策。因為降低名義工資容易引起工人的反抗，而且降低工資水平會相應地減少社會對產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導致市場和生產的進一步緊縮。

凱恩斯也主張“濟貧”。他認為，向富人徵税再救濟給窮人，有利於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因為富人的錢越多，儲蓄的錢會越多。而徵税後儲蓄會減少，再救濟結窮人，使之用於消費，把大部分的國民收入轉用於消費，有利於擴大消費需求，刺激生產，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還不止這些。從上述可以看出他的政策主張與他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他的許多主張被西方國家當政者所採納，儘管有的沒有兑現，但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經濟學説史上，無論是贊成他的人也好，反對他的人也好，都不能不提到他和他的理論。歷史不會使他湮沒無聞。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是凱恩斯。凱恩斯的思想一方面來自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受先輩經濟學家的啓發。關於有效需求刺激國民收入的問題並不是由凱恩斯首先提出來的。馬爾薩斯的思想對凱恩斯的影向至深，而凱恩斯對馬爾薩斯的欽佩之情則常常溢於言表。但經濟學界並不認為在經濟學上曾發生過“馬爾薩斯革命”，而只承認凱恩斯革命。因為是凱恩斯而不是馬爾薩斯對有效需求問題作了全面的論述，並提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相比之下，馬爾薩斯在許多方面是含糊不清的。除個人原因外，還應當從社會根源上找原因。凱恩斯和馬爾薩斯都遇到戰爭之後隨之而來的嚴重失業和蕭條，但凱恩斯碰到的問題比馬爾薩斯所遭遇的要嚴重得多。有人説，凱恩斯的經濟學是蕭條經濟學，也有人反對此説。不管如何，凱恩斯是通過對嚴重的蕭條進行思考而產生出這些理論的。

可見，宏觀經濟學是與以往的經濟學説的總體分析相對立而產生的。以往的理論其實並不能勝任總體分析，不能解釋經濟產生蕭條與失業的現實。於是，作為凱恩斯革命的一種結果，宏觀經濟學承擔了這一任務。而以往的理論，規程則更多地用於解釋“微觀”——個別企業相消費者的經濟行為。如此分工，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可以各司其職，和諧共存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