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其峻

凌其峻是清華早期周詒春校長、楊恩湛教務長的學生。1887年生於上海一個破落的商人家庭，小學畢業後曾考入上海製造局兵工學校，1913年考入清華學校高等科，1916年畢業。在校時見到世界陶瓷故鄉中國的市場上卻充斥日本陶瓷，認為這是奇恥大辱。他決心赴美國留學學習現代陶瓷工藝專業。他先入依阿華州立大學陶瓷工程學科(Ceramic Engineering)，1917年又轉入俄亥俄州立大學，1919年6月畢業，獲陶瓷工程學學士學位。繼入美國馬賽克瓷磚廠任技師；以後又到通用電器公司工作，任陶瓷研究工程師。他還是美國陶瓷學會會員。1921年春，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只因母病，電召回國。 ^[2] 

回滬後他拒絕了美資愛迪生燈泡廠高薪聘請他擔任電瓷工程師的邀請，把自己家中房產抵押了2000元作資本，與留美同學朱家忻、林紹誠合辦“中國製瓷公司”，盡力克服各種技術困難，終於生產出工業用的電瓷、瓷磚，這時大概是1923年，在國內是填補空白之舉。 ^[2] 

但是這種民族工業的幼苗不久即在洋商競爭下被扼殺。“中國製瓷公司”僅兩年即倒閉。凌其峻受到很大打擊，轉而走“教育救國”的路，為祖國培養人材。他先後受大夏大學、上海商科大學之聘教授化學、英文。1926年凌其峻正在鬱郁不得志之時，他的清華老校長周詒春支持幾個留美學生在北京辦了一個仁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並自任董事長，從事出口北京地毯、手工藝品及古玩的業務。 ^[2] 

周詒春當年離開清華後，除去法國遊覽一年外，一直在北京金融界工作，任中孚銀行總經理兼北京分行經理，還兼任各種社會工作：如創建歐美同學會、京津防癆協會，擔任協和醫學院託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協助朱啓鈐創辦“中國營造學社”等，是社會名流。 ^[2] 

仁立實業公司本是他在耶魯大學的同學費興仁於1919年創辦，入股的大都是清華留學生，特別是其中的“成志學社”社員。但費興仁因管理不妥在1926年辭去經理職務，由周詒春物色了清華留美學生朱繼聖繼任。因業務擴大，人手不足，周詒春又把正在苦無出路的凌其峻請來，一同經營仁立。但凌其峻志在陶瓷，勉強應聘來北京後卻去兼任了北京大學、燕京大學陶瓷專業的講師，希冀有朝一日重操舊業。誰知後來仁立業務日益擴大，從出口地毯轉而自己設廠生產地毯，後又生產呢絨，並從北京擴大到天津。 ^[2] 

地毯本是北京傳統的手工藝品，出口市場旺銷。朱繼聖到天津廠任經理，把北京廠完全交給凌其峻，併成立了總公司，兩人分任正副總經理，資本由二三十萬銀元到抗日戰爭前夕增為150萬銀元。凌其峻雖對地毯呢絨生產是外行，但畢竟是工科畢業生，管理過近代工業，鑽進去幾年，也就成了內行，漸漸地把陶瓷救國夢淡化，一心經營仁立公司，成了他大半生事業上取得的輝煌成就。他敬業樂羣、信奉“忠於人、忠於事、忠於己”的人生哲學。到後來對地毯圖樣設計、編織工藝、染料顏色，樣樣精通。在管理上也用近代科學方法，對客户檔案、技術資料十分重視整理；對於員工，既愛又嚴，自己又潔身自好，不取非分之財。將分到的紅利入股，擴大生產。到了抗日戰爭前夕，仁立公司不僅在京津，而且是華北一個主要地毯企業，遐邇聞名。在眾多股東中，他的清華老師楊恩湛自從北洋政府垮台後，也決心再不在外交界任職，轉而與凌其峻一起經營仁立，成為董事之一。 ^[2] 

不幸的是日寇入侵，華北淪陷。偽政府秉承日本主子旨意，要把北京地毯業改組成皮毛公司，受其控制，仁立堅決拒絕。日方即控制毛紡原料，造成生產萎縮，工人無活可幹。凌其峻頂住壓力並未裁員，而是組織職工在廠內種菜、磨豆腐、養羊、養蜂，共度時艱。日偽還大力搜捕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員，凌其峻大力掩護。這時楊恩湛已去世，他的獨女楊清華是北師大學生，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入了黨，到延安去了。恩湛夫人陳靜年過半百，孑然一人，仁立又不景氣，只好進常州遠親趙燏黃辦的華北新亞藥廠當個管理員，支些工資餬口。不料被日偽偵悉她的女兒是八路軍，就把老太太逮捕關押在鐵獅子衚衕日本憲兵隊，嚴刑拷打，灌辣椒水。趙燏黃找到凌其峻共同營救。仁立公司畢竟是北京工商界有影響的企業，敵人也要顧忌三分，趙又是北大教授，在藥學界有影響，最後只好將九死一生的老人釋放。楊清華1947年派人把母親接到冀南解放區。解放後楊清華專門到凌其峻處道謝，兩家結為生死之交。 ^[2] 

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內戰爆發，美貨流入。到了金元券時代，仁立更受其禍，未能復甦。但是仁立畢竟是一個大企業。北平解放前，地下黨對北平各方面情況作了調查，當時黨的“工人工作委員會”寫了一份“北平工商業概況”上報華北局城工部。內稱：1946年北平全市生產地毯九萬方尺，能直接出口的只有仁立、福華、中華三家，仁立為尊。地毯業公會主持人就是凌其峻。 ^[2] 

作為工商業家的凌其峻在北平解放後積極參加學習，提高了對黨的政策的認識。1949年8月21日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成立時，他被選為副理事長（理事長是南漢宸），以後一直擔任此職到“文化大革命”開始，被迫中斷。其間他還兼任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席。1953年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抗美援朝後，出口至美國的地毯中斷，他積極克服困難，將京津兩地毯廠合併，轉產麻袋。1951年他參加赴朝慰問團，回國後代表仁立公司捐獻飛機一架。“三反”“五反”運動中彭真、劉仁同志十分關心凌其峻，通過其子凌瑞驥向凌其峻傳達黨的方針政策，使他解除疑慮。運動後期仁立公司定為“完全守法户”。總路線公佈後他帶頭公私合營。1955年實現公私合營後，北京仁立毛紡廠更名仁立麻袋廠。他後來學習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主動放棄定息，分文未取。“文革”前他已年過花甲，主動要求到京郊大華陶瓷廠去做義務技術顧問，與職工同吃同住。他雖然是一個工商業者，同時又是一個終身熱愛祖國的知識分子，對復興中國陶瓷業，至死不渝。不幸的是“文革”遭難，身患癌症未得及時治療，於1968年12月病逝。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市政協隆重追悼，稱他為愛國實業家的典範。 ^[2] 

兒子凌瑞驥（北平解放前參加中共地下組織，清華大學畢業，解放後任系總支書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