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論

典論(2張)

曹丕的《典論》是一部有關政治、文化的論著，全書大概在宋代亡佚，今僅存《自敍》、《論文》兩篇較為完整。《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早出現的一篇文學專論，也是漢魏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它論述了文學批評的態度、作家的個性與作品的風格、文體的區分、文學的價值等頗為重要的問題。所論的“文”是廣義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學作品在內，涉及了文學批評中幾個很重要的問題，雖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學批評史上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對文學的價值的重視：“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説，其一為“立言”（見《左傳》）。但這主要指政治與倫理方面的論著，與文學並無多少關係。曹丕所説“文章”，則包括詩、賦在內。其實，文學——特別是偏重抒情的文學，很難説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但曹丕這樣説，就把文學提高到與傳統經典相等的地位，這對文學的興盛，當然是有意義的。

根據史料記載，曹丕與父親曹操及卞太后關係不及弟弟曹植，楊修等人又不斷稱讚曹植之文采，皆不利曹丕爭嗣。因此曹丕藉此書使曹操另眼相看。建安以前，文學地位並不獨立。當時，揚雄竟斥漢賦為“童子雕蟲篆刻”（見《法言·吾子》），曹植也認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曹丕在典論呼籲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為榜樣，努力改變那時這種“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脱離功名的心態。曹丕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稱頌詩賦，使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

《典論》的篇目都是以二字命題的，如《奸讒》《內誡》《酒誨》《自敍》《論文》等等。這是兩漢以來的通則，如揚雄的《問神》、王充的《對作》。曹丕在典論中對“建安七子”進行評論，指出各的長處與短處。曹丕提出作家的氣質不同會導致作品的風格有異，亦即“文氣”的概念。原文為“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強求得一致）”。他指出有兩種錯誤態度要不得：“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就是尊古卑今的觀點。他重新提出東漢桓譚的意見。“文人相輕”，是他自己的創見。曹丕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文人互相貶損的弊習，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且為文人之間的相處指明瞭正確道路。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後，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鹹以《春秋》之義，衞人討州籲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並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餘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餘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餘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徵，餘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餘年十歲，乘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 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餘，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餘言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餘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劍，閲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 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餘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餘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餘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固求與餘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 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餘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餘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餘卻腳剿，正截其顙。坐中驚視。餘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餘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餘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户。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餘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難吾與袁伯業耳。”餘是以少湧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裏話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徵思》，於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作“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攝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潁川郄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併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説，君遊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遊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餘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各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李尤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拜蘭台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點校按，此條與“建安諸序”重複)

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成，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

根據《三國志》及《魏書》記載，曹丕寫成《典論》以後，“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5]胡衝《吳歷》亦夫提到曹丕“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魏志》又記載，後來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及大學，共有六碑”。表明曹丕自己及其後人都很重視這部《典論》。

一是對“建安七子”進行評論，指出各的長處與短處；

二是在論述文學和評論作家時，提出了“文氣”的概念，謂：“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又謂：“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他所説的氣，大體是指作家的氣質。作家的氣質不同，所以作品的風格有異；

三是關於文體的區別：“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説詩賦的特點是“麗”，既反映了建安文學的新風氣，也預示了此後文學的大趨勢。

這幾方面的內容，即作家評論、作家的氣質與作品風格的關係、文體的區分，都是以後文學批評中重要的課題。

《典論·論文》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較早的一篇專論。《典論》是曹丕做太子時候寫的一部專著。據《三國志》注引《魏書》説，曹丕寫成《典 論》後，“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又引胡衝《吳 歷》雲，曹丕“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據《魏志》載，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曾“以文帝《典 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及大學，共有六碑。説明曹丕本人及其後人都很重視這部《典論》。《典論》全書大概到宋代已經亡佚，今存完篇只有一篇《自敍》和這篇《論文》。 曹丕在本文中，批評了兩漢以來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了文學應享有獨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其中涉及到：文學 的價值問題，作家個性與作品風格問題，文體問題以及文學批評的態度問題，等等。曹丕將文學的價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學擺到了與事功並立的地位。這是對儒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傳統思想的補充、完善和發展，把“立言”的內容豐富了，從而突出強調了文學的“經國”作用和“不朽”意義。在作家個性問題上，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氣為主’的論斷，並且作了具體論述。“文氣”説遂由此發端，逐漸發展成中國古典文論中的一個重要範疇，對後代影響很大。對於文體問題，曹丕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異”的觀點，説明各種文體既有共同的原則、共通的東西，又有具體的規則、不同的要求，所以既要研究其一般的規律，也要注意其不同的特 徵。曹丕抓住了“本”與“末’的關係來談文體問題，有辯證的觀 點，同時也糾正了前人只限於本而不及其末的片面認識，是很有創見的。後世之文體研究，如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劉勰《文心雕龍》等，大略從此肇端。關於文學批評 的態度，田是立足於實際，批評了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是“貴遠賤 近，向聲背實”，二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都具有針砭現實的作用，同時還具有相當的概括性．所以一千多年來常被人們引《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它對文學全面提出了嶄新的觀點，標誌着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其中論述到有關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雖是提綱摯領式的，未及全面展開，但對後代的影響很大。劉勰在評論曹丕的才情時説，“樂府清越，《典論》辨要”(《文心雕龍.才略篇》)，以“辨要”二字概括《典論·論文》的特點，是非常準確的。它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吳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