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詐立

兵：兵器，指用兵。用兵打仗要用謀略來誘騙敵人而取得成功。

《孫子·軍爭篇》：“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語出《軍爭》篇。戰爭是敵對雙方你死我活的搏鬥，以消滅敵方為宗旨，爾虞我詐是戰爭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也是戰爭的本質特點之一。但西周時期，出於維護宗法制度和天子地位的需要，奉行“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漢書・藝文志》）的軍禮，詭詐用兵受到很大束縛，“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哀憐傷病，“成列而鼓”等陳腐的“仁義道德”觀念盛行。春秋時期，西周禮樂文明逐漸崩壞，上述迂腐觀念也被衝破，晉國大夫狐偃即言：“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韓非子・難一》）《孫子》則衝破舊觀念的禁錮，明確提出“兵者，詭道也”（《孫子・計》），恢復了詭道在戰爭活動中的基礎地位；“兵以詐立”一語，則突顯了詭詐作為作戰指導原則核心的本來面目。該書強調，為達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目的，可以廣泛採取虛實轉化、奇正相生、示形誤敵等種種方法，充分利用戰爭中充滿蓋然性而較少準確性的特點，施展用兵者的智慧和機變。自詭詐用兵的原則確立後，古代兵學的發展被引入正軌。後世兵家循此思路設計出數不勝數的奇謀妙計，《唐太宗李衞公問對》甚至説，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語而已”，足見評價之高。同時，推崇“仁義”之兵的儒家則對其倍加非議貶損。如宋人高似孫認為“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言奇，背信而依詐”（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二）；有人得出“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末也”（李覯《_江集》卷十七）的結論；還有人對《孫子》觀點、語句進行儒化改造，用“仁義”取代“詭詐”在戰爭原則中的核心地位，可見雙方在此問題上的根本對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