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名

20世紀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中，“共名”的文化狀態佔絕大部分，而且知識分子始終參與創造了時代“共名”的文化建構。這種參與創造的形式是隨着各個歷史階段知識分子對時代的不同職能而改變的。有時是知識分子對時代主題的抽象提煉和概括，如“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提出“民主”與“科學”和“反封建”、“個性解放”等命題；有時是客觀歷史環境規定了時代主題，然後由知識分子提出來，如抗戰時期的“民族救亡”：也有些是國家制定的文藝政策讓知識分子自覺地執行，如60年代的“階級鬥爭理論”等。“文革”以後，文學工作者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思想解放路線的鼓勵下，創作了干預生活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基本上也是延續了“五四”新文學的啓蒙運動和現實戰鬥精神的傳統。由於“共名”是知識分子參與創造的話語，所以知識分子在習慣上把它看作是一種羣體的立場，代表了社會的某種正義力量的聲音。

文學史的經驗證明，“共名”文化狀態對文學創作構成的影響是極其複雜的。“共名”不但概括了時代主潮，而且可能成為作家表達自己的社會見解的主要參照系。作家通過對時代關鍵的闡述來進行創作，不管藝術能力的高低，寫出來的都可能成為被時代認可的流行作品。但在這種文化狀態下，作家精神勞動的獨創性很可能會被掩蓋，作家的個人性因素（包括個人的精神立場和審美把握）不能不與“共名”構成緊張的關係。對一些優秀的具有獨創性的作家來説，可能會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作家擁有獨立的精神立場，但也認同時代“共名”，他把對時代某種精神現象的思考熔鑄到個人獨特的經驗中去，或者説，以作家對時代敏鋭而強烈的個人感受，包容以至消化了時代的“共名”現象。這一類作家需要有特別頑強的個人性，譬如，“五四”時期的啓蒙主義和個性解放構成了時代的“共名”，但在魯迅的小説裏，則是通過他對於民眾麻木愚昧的精神狀態的深切痛感與對於知識分子理想的失敗的確認來完成的，顯示出特別的深刻性。

還有一種情況是作家拒絕認同時代“共名”，有意迴避時代的主題，他們以強烈的個人因素擺脱時代“共名”的限制，在創作裏完全是表達個人性的生活經驗、審美情緒和精神立場，但這是相當冒險的藝術追求。如果作家個人化的精神感召方不足以抗衡“共名”，就很可能被淹沒在時代大音之下無聲無息地消失，或者孤獨地存在，長期被排斥在社會公眾可能接受的閾值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