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號門

海報(10張)

1948年，東北全部解放後，國民黨統治下的華北某城市物價飛漲。國民黨統治者勾結腳行把頭馬八輩及其子馬金龍企圖把大量物資運往國外，馬八輩父子也乘機大撈一把，因而更加殘酷地壓榨工人，扣發六號門搬運工人的工錢。工人們已經16天沒有領到工錢了，不僅家裏揭不開鍋，而且還要餓着肚子在烈日下扛着沉重的貨包。胡二實在支撐不住暈倒在地，他的兒子因拾了漏在地上的糧食，被馬金龍的打手摔死。胡二的父親就是被馬八輩逼死的。胡二要去拼命。工人丁佔元將他攔住。工人們已經意識到：要掙一碗飯吃，要找一條活路，一定要全部工人團結成一條心，跟封建把頭馬金龍鬥到底。大夥選出丁佔元、胡二、李俊華、劉斌做代表，決定了鬥爭的策略和步驟。共產黨員丁佔元將情況彙報給地下組織領導人、修車鋪的老王，取得黨的指示，工人的鬥爭更加堅決。在馬八輩慶祝七十壽辰時，丁佔元、胡二、李俊華三人借祝壽之機大鬧宴席，迫使把頭髮放扣發的工資。此後，把頭不僅沒有增加工資，反而逼着工人給國民黨反動派搬運撤退物資。六號門的工人聯合全市搬運工人舉行總罷工，鬥爭取得勝利。隨後，馬金龍派特務打手將胡二逮捕入獄。解放後，胡二出獄，和丁佔元等人相見。馬金龍企圖收買胡二和劉斌，遭到痛斥。胡二被選為搬運工人服務站的站長，丁佔元當上了工會主席。馬八輩不服氣，要和工人服務站拼命，遭到失敗。最終，血債累累的馬氏父子受到法律嚴懲，工人們興奮愉快地勞動着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2]  [3-4]  [5]  [6]} 

1951年，天津工人文工團排演的話劇《六號門》進京演出，引起各方面熱烈反響。全國總工會、文化部、中宣部有關負責人建議中央電影局將這部話劇改編成電影。此時，描寫大連工人解放前生活的電影《海港生活》因劇本審查問題擱淺。由於題材相似，電影局遂命《海港生活》的編劇陳明、導演吳祖光接手《六號門》，並指定由東北影製片廠拍攝 ^[6]  。

接到任務後，陳明很快寫出劇本，經審查同意後交付拍攝。但是，因為導演吳祖光對天津碼頭號工人生活了解不夠深入，再加上演員選不力，《六號門》的工作樣片在送審時未獲通過，儘管拍攝工作已經進行了80%，電影局仍決定暫停拍攝，更換導演，重新攝製 ^[6]  。

電影局找來“救場”的導演呂班早年當過工人，組織過工人運動，但接手影片後，仍花了半年時間深入京津搬運行業，走訪工人家庭，觀察把頭的“公館”，瞭解腳行苦力在舊社會的生存狀況和鬥爭情況。舊社會搬運工人受到的剝削令呂班震驚，而工人們從苦難和鬥爭中磨鍊出的意志品質也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根據這些感受和體驗，呂班認為，影片應該注重運用以個別反映一般的典型化原則，通過胡二一家的遭遇與命運變化，揭示工人階級的普遍命運，體現出他們從自發到自覺的成長過程。因此，他決定把“剛韌粗壯、大刀闊斧”作為影片的基本風格 ^[6]  。

重拍方案制定後，呂班對演員也進行了調整，除了演胡二妻子的李曉功，其餘均予以更換。呂班要求扮演搬運工的演員必須體格健壯、形象敦實、氣質剛強，而且瞭解、熟悉乃至是親身從事碼頭搬運工作。電車工人出身的話劇演員郭振清首先被副導演蘇里看中，經呂班拍板，成為胡二的扮演者。而片中工人骨幹劉斌的扮演者就是人物原型、六號門碼頭貨場工人劉永才 ^[6]  。

對於封建把頭陣營，呂班請來合作過《新兒女英雄傳》的謝添扮演馬金龍。經多方推薦，呂班選定天津評書藝人陳士和扮演馬金龍之父——馬八輩，因為陳士和的年齡、長相與馬八輩的原型——馬家腳行老把頭馬玉山相似，且富有江湖經驗 ^[6]  。

攝製恢復後，呂班率全體成員來到天津碼頭六號門貨場，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瞭解他們過去的艱苦生活和鬥爭經歷，尋找角色創作依據。郭振清在體驗生活之初，為工人們試演胡二得知孩子被把頭摔死的戲。他以淚流滿面表現人物的悲憤之情，但工人卻反饋他演的不像。這讓他一度懷疑自己是否勝任角色。後來，經過深入生活和導演的啓發，他對人物塑造進行了重新設計，在拍攝孩子慘死的戲時，不再表現哀怨消沉，而是強調人物剛強的特徵。李紫平在設計丁佔元一角時，原先較多着眼於角色的勇敢堅定。經過與老工人接觸，他發現工人在鬥爭中是很講究策略的，比如利用大小把頭之間的矛盾。受此啓發，李紫平在表演中在突出人物性情堅毅的同時，也注意表現工人階級的智慧 ^[6]  。

該片較有特點之處是啓用了生活中真實的工人作為主演。工人劉斌的扮演者劉永才説話時的語氣腔調、肢體語言，以及粗獷爽快的性格，把一個活靈活現的碼頭工人形象呈現在了觀眾面前，胡二的扮演者郭振清表演質樸深沉，感情真摯，演活了一個在鬥爭中成長的工人運動領導者。該片在當時的條件下，堪稱剪輯流暢，有較強的視覺衝擊力。在表現罷工工人與警察衝突時，節奏緊張，空間縱深感強，富有張力。而影片開頭與結尾處分別輔以悲愴蒼涼與輕鬆愉快的不同音樂，配以工人勞作時完全迥異的神態和情緒，前後對照，增強了影片的表現力和感染力。但就故事演繹而言，仍是比較簡單化、程式化的，缺乏一定的可看性和應有的懸念效果，而且人物塑造也較扁平，形象的立體感、真實感都顯得不足 ^[5]  。（上海大學影視藝術系教授金丹元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