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注我

語出《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語錄》：“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又“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日‘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認為學問的根本在於發明本心，不是沉溺於章句之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書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象山先生全集·語錄》）。主張從總體上領悟聖賢經籍的內容，不同於字義上的訓釋，“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讀其可識者，久將自明”（同上）。批評“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同上）。提倡讀書當有自己的見解，不可人云亦云，“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陸九淵並不否定閲讀經書時藉助於先儒的註疏和解釋的必要，“後生看經書，須着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同上）。但是讀書通曉字義僅是最初階段，不可停留於此，應該深入領悟其“意旨所在”，“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同上）。陸九淵認為古代聖賢的各自成就是不同的，他們闡述的道理也各有偏重不同的方面。後代的聖賢往往補充和發展前代聖賢的思想內容，“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皋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同上）。正因為理之“發明”是“無窮”的，所以陸九淵自稱“因讀《孟子》而自得之”。這也正是“六經皆我註腳”的一個證明。陸九淵認為在引用儒家經籍的語言時應該與自己心中之理相合，“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而那種“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象山先生全集》卷一《與曾宅之》）。指出那些“終日簸弄經語”者未必明白經書中的真諦。例如“《尚書》一部只是説德，而知德者實難”，“《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又認為：“後世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他尤其攻訐那些以六經作為“科舉”之文的弊害，“今天下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藉以為科舉之文耳”（《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與李宰書》）。陸九淵的六經注我最後仍落實在發明本心上。他説：“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象山先生全集·語錄》）學問的根本就是“存心”，“求放心”，六經注我則為求“本心”之理“自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