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政论文。这篇文章通过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养士”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六国诸侯卿相都争相养士，是他们得以久存的原因，并将“士”分为智、辩、勇、力四种，他们各有着自己的才能，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作者认为战国时期之所以维系长久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能够给各种人才生存的空间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古往今来笼络人才是统治的基石和关键。苏轼此论虽有失偏颇，但见解新颖，论述周详，有好辩善辩的风格。
- 作品名称
- 六国论
- 作品别名
- 战国任侠、战国任侠论、论养士、游士失职之祸
- 出 处
-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 作 者
- 苏轼
- 创作年代
- 北宋
- 作品体裁
- 政论文
作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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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谅询国论几境兆钻罪连1
春秋之末2，至于战国3，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4，谈天雕龙5，坚白同异之流6，下至击剑扛鼎7，鸡鸣狗盗之徒8，莫不宾礼9。靡衣玉食10，以馆于上者11，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12，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13，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14，齐稷下谈者亦千人15，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16，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17，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18，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19。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20。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21。此皆奸民蠹国者22，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23？
渗婶户苏子曰24：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2船纸阿5，昆虫之有毒螫也26。区处条理27，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28；锄而尽去之29，则无是道也30。吾考之世变31，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32，不可不察也33。
夫智、勇、辩、力34，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35，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36，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37。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38：三代以上出于学39，战国至秦出于客40，汉以后出于郡县41，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42，隋、唐至今出于科举43。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44，不减始皇二世45，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46，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47，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48。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49；既并天下50，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51，谓民可以恃法而治52，谓吏不必才53，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54，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55，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56，皆安归哉57？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58？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59？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60，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61。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62，不知其将噬人63。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6和店挨少4，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65；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66，萧、曹为政6寒芝7，莫之禁也68。至文、景、武之世69，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70，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71。岂惩秦之祸72，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73，故少宽之74，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75，曰：“君子学道耻乎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76。”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77？ [1]
注释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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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注释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宾礼：给以宾客的礼遇。
- 10.靡衣：轻软华美的服装。玉食：珍奇的美味。
- 11.馆：馆舍，这里指安置住处。
- 12.
- 13.
- 14.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在自己的封地里收罗侠客，逃亡罪犯六万户。任，讲信用可以相托者。侠，以力辅人者，指侠客。奸人，指逃亡罪犯。
- 15.
- 16.
- 17.
- 18.厮养：为人服役，地位低微的人。厮，指劈柴，养马之役。养，指烹炊之役。
- 19.田横：秦末狄县（今山东省高青县）人。本是齐国贵族，秦末，从兄田儋起兵反秦，自立为齐王，后被汉军所破，率党徒五百余人逃往海岛。汉高祖刘邦命他到洛阳，他被迫前往，因不愿向汉称臣，途中自杀。其余五百人闻讯也都自杀。
- 20.略：大概，约略。
- 21.“度其”句：估计不见传记的养士应当是官员的一倍，农夫的一半。言养士之多。度，估计。
- 22.奸民蠹国：奸害人民，蛀蚀国家。奸，邪恶，狡诈，这里用作动词，欺压、残害。蠹，蛀虫，这里用作动词，蛀蚀，损害。
- 23.支：支撑，担负。堪：经得起，受得住。
- 24.苏子：苏轼自称，仿“太史公曰”之制。
- 25.鸷猛：鸷禽猛兽，鸷，凶猛的鸟。
- 26.螫：蜂、蝎等昆虫的毒刺，或以毒刺刺人。
- 27.区处：分别处置。
- 28.有之：是可以或可行的。
- 29.锄而尽去之：像除杂草那样全部除掉。
- 30.无是道：没有这样的道理。也可理解为不是适当、可靠的办法。
- 31.考：研究，考察。世变：历史变迁。
- 32.此：之上述的两种对立的对待办法。
- 33.察：明察，详审。
- 34.夫：发语词。智：有智慧出谋划策的人。勇：勇士。辩：辩士，口才好，能游说辩论的人。力：大力士。指“击剑扛鼎”之士。
- 35.秀杰：优秀杰出的人。
- 36.恶衣食：即“恶衣恶食”，粗劣的衣食。恶，坏，引申为粗劣。
- 37.靖：安定。
- 38.出于一：用统一的办法选拔出来。
- 39.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学：学校。
- 40.客：食客，也叫“门客”或“养士”。
- 41.汉以后出于郡县吏：汉代从郡县官吏中选拔人才。
- 42.
- 43.
- 44.虐用其民：虐待百姓，滥用民力。
- 45.
- 46.椎鲁：愚钝。椎，愚蠢。
- 47.先：领头，这里指领袖人物。
- 48.少安：稍微安定。不即亡：意为不致立即灭亡。
- 49.
- 50.既并天下：指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 51.任：信任而使用。
- 52.恃：依靠、凭借。
- 53.吏不必才：官吏不一定非有才能不可。才，才能。
- 54.堕：毁坏。
- 55.秀异：优秀特异。散而归田亩：分散回乡种地。这里还有隐居山林的意思。
- 56.向：从前、往昔。
- 57.安归：到哪里去了呢？
- 58.其：代词，指四公子，吕不韦的食客及一切归田之士。槁项黄馘：面黄肌瘦的样子。槁项，脖子饿得干瘦细长，形容赢瘦的样子。布褐：古代时贫苦人穿的衣服，引申为贫贱，寒苦。褐，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
- 59.
- 60.使：假使。四人：四种人，指“智、勇、辩、力”之士。
- 61.若此速：如此迅速。若，如，像。
- 62.“纵百”句：指将天下之士散归田亩而不知后患。纵，放纵。
- 63.噬：咬，吞食。
- 64.楚汉之祸：项羽、刘邦争夺天下，人民伤亡惨重。楚，楚霸王项羽。汉，汉高祖刘邦。
- 65.宜：大概。无几：没有多少，很少。
- 66.陈豨：宛句（今山东菏泽县）人，刘邦的将领。汉初任赵国的相国，统帅赵，代（地在今河北蔚县）两国的军队，大养宾客。
- 67.
- 68.莫之禁：即“莫禁之”，不去禁止它。
- 69.
- 70.
- 71.世主：指皇帝。
- 72.惩：苦于。
- 73.縻：牛缰绳。引申为牵系，束缚。
- 74.少宽：稍微宽松。
- 75.若夫：用在一段话的开头引起论述的虚词。
- 76.“君子”二句：语出《论语·阳货》：“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君子，这里指上层人士。学道，学习孔孟之道。爱人，实行仁政。小人，这里指百姓。易使，容易被奴役使用。
- 77.岂：难道，哪是。及：企及，达到，够得上。 [1-4]
白话译文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及卿相，都争相收养人才。上到谋士、说客，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之类的人，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以及鸡鸣狗盗之辈，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物、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数不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而孟尝君还在薛地招聚了六万家侠客及犯罪的人，齐国稷下学宫聚集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燕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无数宾客。后来到了秦汉之际，张耳、陈余号称收养了许多人才，他们手下的宾客及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见于传记的大概就是这些，估计不见记载的，应当是官吏的一倍、农民的一半。这些都是祸害百姓、危害国家的人，百姓怎么吃得消，国家又怎么受得了呢？
苏子说：这是古代贤明君主所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就像鸟兽中有猛禽，昆虫中有毒虫一样。把他们分别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而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明察。
有智谋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辩才的人、有气力的人，这四种人，都是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大多是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别人的，都是要役使别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四种人不失去常业，百姓就安定了。四种人虽然各不相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官吏的选拔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出身，从隋唐到现在是由科举考试出身。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秦二世，然而在那个时候，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去常业。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朴实愚钝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这是六国能略微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统一天下以后，就认为宾客是没有用处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认为百姓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认为官吏不必有才华，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就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掉了豪杰，对于百姓中优秀而又有特殊才干的人，将他们遣散还乡。从前就食于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是面黄肌瘦的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秦期的变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在位之时，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畏惧这四种人，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去常业，那么秦朝的灭亡，还不至于这样快。把上百万头虎狼放到山林里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是要吃人的。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相信的。
楚汉之争带来的灾祸，使百姓死伤殆尽，豪杰之士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侍从的车仍然有一千辆，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并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武，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各代统治者并不过问。这难道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单靠官爵和俸禄不能完全笼络住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也许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会爱护他人，百姓学习了礼乐就容易使唤了。”唉，这哪里是秦朝和汉朝能够比得上的啊！ [5]
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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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各本标题不一，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四题作《六国论》，宋刊本《三苏先生文粹》卷二十一题作《战国任侠》（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为《战国任侠论》），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东坡志林》卷五题作《游士失职之祸》。
清《四库书目》卷一百二十子集载《东坡志林》五卷，指出《志林》是“随手所记”性质。明茅坤认为：“余览《志林》十三首，按年谱，子瞻由南海后所作。”较确切点说，这篇文章是苏轼贬官南海儋耳，生活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曾枣庄《苏轼评传》）的艰难境况下写的，系晚年之作。宋代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统治，吴小如在《宋诗漫谈》一文中认为是“似宽实严”，“到北宋后期，从潜在的舆论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公开的政令的控制”。苏轼生逢其时，宦途坎坷，屡遵贬斥，而且每次都因言论文字得罪。著名的“乌台诗案”几乎使苏轼断送了生命。后来，在政治上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他浮沉宦海，很不得志。贬官惠州时，其弟“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他自己也觉得“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遂不作一字”（《东坡续集》卷七《与程正辅书》）。因而，他在南海，身边只有“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的陶渊明一集和柳宗元诗文数策，只好以诗文自娱了。其时所作史论，往往有他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发掘出来的一些他人不易发现的新颖见解，寄寓着苏轼深沉的忧国之思和痛切的身世之感的《六国论》，便是其中之一。 [2] [6]
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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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赏析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六国论》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6-7]
名家点评
宋代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二：论春秋战国之士为天民之秀杰而失职者，善观世变。此亦足以见东坡胸次宏阔，足以包容天下之士。然战国世变，难以常论；而士之论胥其间，往往多盗贼小人之功。若尽为夫民之秀杰，则恐太过。顾天下纷扰，政教莫施，士随时以自媒，亦难以当世事责之耳。
明代茅坤《苏文忠公文钞》卷十四：以感慨情事行议论。
清代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如飓风之蓬蓬起于大海，如黄河之滔滔下于龙门，岂复蘸点墨之恒事乎？
清代储欣《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一：有识之论。
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八：长公文至《志林》论古，非复可以一方定之。即如论养士也，观千古全局，举六国、秦为鉴，貌取者以为进任侠矣。拈起“养士”二字是主，非以战国为要法也。士失旧而出于游食，至战国而极，故藉为论资。
近代日本吉田利行《评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一引沈德潜：智、勇、辩、力四者，处之得其所，则为天下用，失其所，则为天下患。分富贵与共之，俾得自奋于功名之途，乱萌无自启也，末路抛开养士，结出先王治天下之大道，眼孔尤高。唐末之黄巢，以不第而乱；明末之牛金星，以斥革乡举而归闯贼，皆处之不得其所也。柄国者尚加之意焉。坡公海外文字，多非徒作者。赖翁谓是为神宗朝，议裁减进士，借战国养客一事立论，盖然。 [2]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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