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支蠟燭

老教師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葉切文60歲了。為表彰他40年來的努力工作和傑出貢獻，卡拉西諾城的父母宮、市教育局的有關領導給他嘉獎，並在水晶飯店為他祝壽。當晚，葉切文坐在燈下，懷着興奮而滿足的心情拆閲來自全國各地的賀信與賀電。這中間，就有他英勇犧牲的學生格里沙·布哈洛夫生前的戰友海軍中校佩什涅夫寄來的感謝信和格里沙生前曾佩戴過的短劍。但有一封印有著名療養地索契風光的信，卻使老教師如墜雲霧之中，甚至感到陣陣恐懼。寫信人自稱“是個酒徒”，“一個沒有事業、沒有家庭的人，甚至連個小偷、罪犯都算不上”，並強調他“之所以落到這種地步，都是由於您，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葉切文！”那人甚至揚言要殺掉葉切文，剷除他這個“多年來的社會傳染病疫源地”。信的落款是“您從前的學生”。葉切文驚訝萬分：自己一輩子勤勤懇懇工作，真心為學生着想，耗盡了畢生的心血，難道這樣的老師還會招致學生的仇視乃致謀殺嗎？！這是可笑的惡作劇呢，還是自己的一生中真有值得反省和檢點的地方？葉切文開始回憶往事，對自己走過的生活道路進行總結。他出身窮苦，中學畢業後回到母這任教，至今已有40餘年。每天，他都是“7點起牀，不慌不忙地洗臉，仔細地修面”，當他邁進學校大門，從舉手敬禮的少先隊員石膏像旁穿過前廳時，“存衣室前的掛鐘總是差7分9點”。他對學生要求嚴格，規定“每週交一篇作文”。他的學生在考試中也總是“以知識廣博而令人驚訝”。

列娜·肖洛霍娃就是他的得意門生，她有着“迷人的眉毛，生機勃然的體態”，學習成績優秀，是“全班最好的學生”。她對任何課程都同樣喜歡，同樣感興趣，對伊凡雷帝的評價也是那麼冷靜而客觀：“伊凡雷帝反對世襲貴族的鬥爭具有進步性……”總之，她永遠是個按照“老師的意志”行事的學生，無怪乎葉切文給她的評語是“天資異常聰明，品行無比端莊，待人熱情誠懇”。而廖瓦·鮑恰羅夫就不怎麼討人喜歡了。這是個“天才出眾，才能非凡，能獨立思考的學生”，往往是“教師還在竭力啓迪學生們理解，廖瓦已閒得難受了”。

由於他太愛“獨立思考”，有時甚至會提出“表面看來並無惡意”的問題難為老師，因此總不受老師喜愛，甚至差點被開除學籍。當然，葉切文也是他捉弄的對象。可是，不管廖瓦如何愛標新立異，謀殺老師的勾當他是無論如何不會幹的。難道這個未露面的兇手會是安東·葉爾金嗎？這個葉切文若干年前的學生，比起廖瓦來，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開學第一天，他便在老師坐的椅子上塗了一層柏油，使老師在學生面前出盡洋相，為阻止老師點名，他居然往老師的教學日誌裏撒一種刺激性的粉末，他往老師的提包裏塞癩蛤蟆，甚至用磚頭砸葉切文的腦袋……由此看來，葉爾金有可能作案。

可是，葉切文的這個猜測恨快被證實是錯誤的：葉爾金現在已成了一名6級車工，有幸福的家庭美滿的生活；當老師的壽辰時，他遠道而來向老師祝賀，衷心地感謝老師把他這個當年無藥可救的頑童培養教育成了今天的有用之人。那麼，兇手會是誰呢？葉切文苦思冥想，甚至不放過自己最親近的人。難道是塔季婭娜·伊凡諾夫娜·格勞——他45年前的情人嗎？記憶將葉切文帶回到遙遠的過去。那時，他還是個窮苦人家的孩子，整天忍受的不是父親酒後的摔盤砸碗，便是母親歇斯底里的惡聲怒罵。是塔尼婭的父親、俄羅斯有名的百萬富翁、格勞貝學校的創始人伊凡·謝苗諾維奇，格勞貝第一次慈愛地撫摸他的腦袋，給他買了氈靴、短皮襖和書籍，並送他進學校唸書，使他成了一個育文化的人。

格勞貝的獨生女兒塔尼婭“儘管不十分姣美，但也絕不是個醜姑娘”，她有一顆同她父親一樣的教育家和詩人的慷慨好施的心，在卡拉西諾城的眾多小夥子中，她那雙高傲的眼睛獨獨看上了“穿着粗布褲，長着大鼻頭，笨手笨腳”的葉切文。可惜好景不長，正當青年人雙雙墜人情網時，伊凡。蘇柯夫——格勞貝學校的新領導，“對資產階級殘渣餘孽”恨之人骨的無產者，為了將葉切文培養成“無產階級教師”，要求他“別為了一雙漂亮眼睛而把與自己血肉相連的革命出賣了”，讓他説服塔尼婭“站出來反對父親”。塔尼婭斷然拒絕了葉切文的好意：“要是孩子連這樣的父親都不認了，……世界大概就要退化了。”在革命和戀情之間，葉切文終於選擇了前者，就如同“斯捷潘·拉辛對待公爵小姐一樣”，把塔尼婭“扔進了洶湧的波濤”。大會上，他公開站出來批判格勞貝，同他“劃清界線”。而格勞貝，葉切文的思師，痛感自己“我曾教給他區別謊言和真理，但沒有教會他，我曾教給他嫉惡和敬善，但也沒有教會他”，從而覺得“沒有你們我也已經受到了懲罰，不會有比這再嚴厲的懲罰了”。於是，在一個悽風苦雨之夜他含冤告別了人生。從此，塔尼婭也離開了格勞貝學校，離開了持不同信仰的情人，不知去向……45年過去了，葉切文早已悔悟，但一切為時已晚。是的，塔尼婭完全有理由恨他，也完全有權報復他，但他深知她的為人，因為她能夠理解“即使我是兇手，也是由於無知，並非為了私利”。除了塔尼婭，葉切文還有一個最心愛的人：他的小女兒薇拉。薇拉沒象大姐一樣聽憑父親的擺佈，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婦女，也不同二姐般倔強，違背父親的意志，走了條護士、醫生、院長的成功之路。她“柔弱，嬌嫩，棕黃色的頭髮，蔚藍色的眼睛；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沒有一點過分和不足之處”，她聰明好學，性格活潑，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可就是這麼個姑娘卻在16歲時懷了孕！那個糟踏她的“無賴”甚至還是學校的體育教員！這真是奇恥大辱！葉切文覺得這個自己曾寄予厚望的小女兒，“愛和快樂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我再生的青春，永遠不死的化身”在傾刻間“毀滅”了。昔日的薇拉也一下子變得“十分醜陋，毫無感情”。為了拯救女兒，他調離了那個教員，開除了薇拉的學籍，使薇拉在萬般無奈之下去汽車隊當了統計員，後又嫁給一個司機。生活的磨難、丈夫的拳腳使薇拉厭惡塵世，皈依宗教。而此舉在葉切文看來簡直又是道德墮落的表現，於是便千方百計爭奪薇拉兒子廖尼卡的監護權，使外孫從酒鬼父親和不可救藥的母親的毒害下“解救”出來。

為此，薇拉乞求父親：“你已經把我槍光了，別再搶我這最後一件東西了！”並威脅説，如有必要，她會以死相拼的，由此觀之，薇拉和她那個醉鬼丈夫都有可能成為謀殺葉切文的兇手。……正當葉切文神思恍惚，惶惶不可終日時，兇手竟意外地自己找上門來了！原來他是謝爾蓋·克羅波佐夫，葉切文從前的學生。那時，他“學習成績相當好，圖畫畫得不錯，班上的牆報總是由他設計、編排，經常被選為這個委員那個幹事”，總之，他是個躍普通的學生，照葉切文的話講，對他“我從來沒有產生過特別的好感，也沒有多大反感。”可有一件享徹底改變了克羅波佐夫的命運。他父親曾被德國人抓走過，後又被放了出來，因此成了不被信任的人。小克羅波佐夫也受到牽連。葉切文受學校之託，也出於“好心”，真誠地勸説小克羅波佐大同父親劃清界線。正因為育葉切文這個“威望很高、頭腦聰明、大公無私的人來説眼我了”，小克羅波佐夫才違心地高呼着“我批判”，同父親劃清了界線。

從此，他時時覺得自己卑鄙，受父母的蔑視，以至後來因牽涉到一起刑事案件而被判了刑。這惡夢似的遭遇在克羅波佐夫看來是“一條什麼樣的鏈條啊！是一條多麼齷齪的項鍊！一環又引出另一環……”所以，他要報復，向昔日曾對他進行“精神強姦”的老師報復，他欲以殺人這一行徑來震驚社會，引起人們對“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的思考。可是最終，經過咖啡館內的一席交鋒和思想剖析後，克羅波佐夫意識到自己與葉切文在道德上其實是一對“難兄難弟”，便放棄了殺人計劃，讓葉切文用手槍自裁，“自己審判自己”。經過再三思考，葉切文認識到，自殺雖然是通向永恆的捷徑，但這一槍“無非是給地球上增加一具屍體而已”，“還是讓我生日那天點燃起第六十一支蠟燭吧！”

在《六十支蠟燭》中，田德里亞科夫首先對蘇聯60年來實行的學校教育體制、它所遵循的教育理論，已經取得的成果和仍然存在的矛盾進行了深入的揭示和大膽的分析。在葉切文眼裏，列娜曾是位完美無缺的好學生，但在收到那封匿名信後，葉切文卻不得不對列娜重新作出評價：她作文中的觀點雖完全符合教學大綱的要求，但卻如同大多數同學一樣平淡而乏味；課堂討論中，當卓婭對伊凡霞帝的殘暴表示憤慨時，她卻輕描淡寫他説道：“殺掉這麼幾個官吏的妻子……”；她居然在老師面前對所有的課程表示出“興趣”，以致自己也為這種“廣博的愛”覺得難為情；當葉切文想了解她畢業後的工作志向時，她卻茫然不知所措地吶吶道：“眼下我也説不清……”列娜到底是不是個好學生？這樣的學生一旦從中學畢業，能否自容而但然地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接受嚴峻人生的特殊考驗？造成列娜死背書本、茫然沒有主見的原因是什麼？葉切文陷入了痛苦的沉思。“難道不是因為你未能教會她懂得人性井具有同情心，未能培養出她的獨立思考精神嗎？不是你把自己對待歷史、對待鮮血的冷漠無情的態度傳給了她嗎？”誠然，葉切文具有自責的勇氣，但我們不難看出，責任井非在於葉切文一個人。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列娜成了一個頭腦簡單，鸚鵡學舌般的人？又是什麼原因使葉切文早在幾十年前就預演瞭如今列挪的一幕？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習慣於按照那些硬塞給自己的“現成公式”辦事。而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些由學校硬塞給學生們的“現成公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葉切文清楚地記得，受到村民普遍尊敬和愛戴的格勞貝是怎樣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殘渣餘孽”；他始終不明白，“所有的沙皇都是吸血鬼”和“沙皇伊凡雷帝具有進步性”怎麼都成了“我們的觀點”；他還知道原先被罵作反動無恥的奧地利天主教神父盂德爾如何“搖身一變”成了遺傳學這門科學的奠基人；那個20年前他曾經真誠“幫助”過的學生謝爾蓋的父親，也在今天得到平反昭雪，成為“對衞國戰爭有過貢獻”的人。葉切文不禁自問：“究竟什麼是我們的，什麼是異己的？”“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如果我自己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又怎麼去教別人？怎麼教？教什麼？……”而學校把這類“現成公式”塞給學生，是不是等於奪走青年人探求真理的寶貴激情，而把他們造就成只會學舌的“鸚鵡”呢？嚴峻的現實使廖瓦認識到：對於古代沙皇伊凡雷帝的評價可以採取“滿不在乎”的態度，但對於老師“在記分冊上給我打個什麼分數卻不能滿不在乎”。這是多麼沉重的代價，多麼慘痛的教訓！由此可見，作者意欲改良現今蘇聯教育體制的願望是多麼的強烈。

但綜觀全文，還有一個問題比教育體制更能引起作者的關注，那就是人的道德品質。象列娜這樣慣於接受“現成公式”的人，儘管她本人“連只小老鼠都不會殺死”，但“一旦需要”時，也會表示“我贊成”殺人的。這樣培養出來的人不僅大部分是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的“學舌的鸚鵡”，而且許多人成了缺乏“同情心和人性”的冷漠無情的“機器”。其實，葉切文又何嘗不是這樣的人呢？他誠實嗎？他的行為是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呢？他為了自己能“劃清界限”而使恩師走上絕路，為了自己顯得“革命”而把心愛的姑娘“扔進洶湧的波濤”；為了保全自己的聲譽而不惜犧牲親生女兒的幸福……這一切該怎麼解釋？用他自己的話説：“你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辯護一下看看！”他還幫助過一個學生同自己的父親決裂，但今天，當他與兇手對坐，親眼看到這自己20年前的“傑作”時，他不能不痛感到這“活生生的教訓，可怕的控訴。”那麼，造成葉切文悲劇的根子何在呢？正如列娜只一味地接受“現成公式”一樣，葉切文也“總是想避難就易，總是走最輕鬆的路”。因為，“對我來説，同意伊凡·蘇柯夫的意見要比為伊凡·謝苗諾維奇·格勞貝辯護更加容易。把塔尼婭扔進洶湧的波濤要比保全她一輩子容易得多。給列娜·肖洛霍娃寫一份稱讚她的鑑定要比迫使她深思更容易做到，而譴責薇拉也比分擔她的痛苦容易得多……”痛苦的自我剖析使葉切文終於認識到，每當他站在岔路口上，是自己那個隨波逐流、在狹隘的小天地中苟且偷安的另個“我”把他推向了“最輕鬆的路”。他終於發現自己的“背面遠不象正面那麼美好”。但是，葉切文仍把自己比做一隻“呆在窄小蜂房中的幼蜂”，感到在“宇宙的廣博而無情的運動”面前無法“改變自己的行動。”主人公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意識到自己無能為力，發出了急切的吶喊：“善良的人們啊！人在走向毀滅，他自己看到這一點，但無力止住腳步。救人啊！”夢醒了的葉切文感到無路可走，這隻“睜開了眼睛的小田鼠“該怎麼辦呢？是“欣然接受懲罰”還是“試試以有益的生來驚人”呢？可見，作者雖然首先是從教育角度提出問題的但我們從整個作品感受到的緊張的道德衝突，卻遠遠超出了教育領域，實際上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意義。

弗拉基米爾·費奧多羅維奇·田德里亞科夫（1923—），出身於普通的農民家庭，中學畢業後應徵入伍，參加過衞國戰爭，受傷後復員，曾做過團的工作。50年代初期，田德里亞科夫就開始創作。不過，當時評論界認為他受了“無衝突論”的影響，然而，他並不氣餒，繼續大膽地去開掘生活的底藴。1954年中篇小説《陰雨天》、《不稱心的女婿》和1956年《死結》、《路上的坑窪》的發表，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這幾部真實揭露50年代蘇聯農村矛盾的特寫體小説，由於它們對社會中的消極現象採取了尖鋭的批判態度，很快使田德里亞科夫得到社會的肯定，視譽為最早揭開農村“秘密”的作家之一。1959年召開全蘇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時，他已被公認為是一位“有膽量的藝術天才”了。

到了70年代，田德里亞科夫一方面仍保持了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性，一方面文加強了作品人物在道德上的內心反省，從而突出了道德主題。這不僅加強了小説的深度，而且也使作家的藝術才華馳騁於一個新的天地。他的《畢業典禮之夜》、《懲罰》、以及《六十支蠟燭》就是以道德和精神探索為特色的。作者強調了50年代初期對青年教育的落後狀態“，認為學校不能只限於傳授書本知識，更要注意發揚學生身上的人性美。田德里亞科夫在談到自己選取令人震驚的素材時，説到了他的創作思想：“藝術家應該比事實更真實，他不應該僅僅反映生活中具有特徵性的事物，而且應該對它們加以誇大並推向極端。”然而，由於田德里亞科夫對社會問題所持的尖鋭態度，他的作品在蘇聯評論界一直存在着評價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