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慘案

1947年5月，國民黨特務機構接到全國學聯將於6月1日舉行全國規模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遊行示威，並在國統區內開闢第二條戰線的重要情報後。通過中央聯合會報秘書處研究，在蔣介石親自主持的“官邸會報”中，重申了“以組織對組織，以行動對行動，以示威對示威”的陰謀決策，密令各主要城市的高級機關堅決鎮壓學生罷課遊行運動，對有革命或進步關係的學生，實施逮捕。

1947年6月1日清晨，國民黨反動派黨政軍特相互糾合，以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鬍孝揚為首的一夥特務，對武漢大學師生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震驚全國的武漢大學“六一”慘案。 ^[2] 

武大復員後,正是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倚美外交”,美軍趁機而入，1946年12月，北平發生美軍士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引發了全國“反美抗暴”運動。

隨校復員的武大“學生運動核心組織”立即組織進步社團，成立“社團聯席會”，負責“反美抗暴”活動。1947年1月3日,武漢專科以上學校的代表齊集武大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各校4—7日罷課4天,5日舉行聯合示威遊行。同日下午,武大“社團聯席會”以學生自治會名義出面,在體育館召開大會，朱君允、繆朗山、韓德培等教授爭相發言,抗議美軍暴行。4日晚上,武大全體女生齊集湖邊飯廳，召開“反美暴行”大會。男生們分頭準備示威遊行的旗幟、標語和早餐。5日拂曉，武大車站、體育館前的牆壁上貼滿了《反美抗暴》專刊以及《美國兵滾回去》的詩歌。

5日清晨，武大1300餘名學生，以女生為前導，高舉標語牌和紅綠旗幟，唱着《示威進行曲》，散發剛趕印的《告全國同胞書》,浩浩蕩蕩從珞珈山開赴武昌。遊行隊伍在閲馬場彙集其他兄弟學校的隊伍後，直奔天津路美國領事館。此時美國領事館的鐵門緊閉,憤怒的學生們用中、英文高呼“反對中美商約”“美軍滾出中國去”“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等口號。

“沈崇事件”在武大教師中也引起了強烈反響,武大教授會致電國民政務院和教育部，表示強烈憤慨。教授會同意北大教授提出的：（1）補償被辱人之名譽（2）嚴懲犯罪之士兵（3）切實保證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以保證人格之尊嚴等。

“反美抗暴”運動，為開展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從思想、組織上打下了基礎。1947年5月，武大學生在“學生運動核心組織”的領導下，由學生自治會出面，經過千餘名學生簽名同意，決定5月19日起，罷課3天，並通過《為響應和平運動，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提高公費數額宣言》，提出7點要求。

聲援“五二〇”，大鬧省政府。正在罷課的武大學生，得知南京發生“五二〇”血案的消息後，羣情更加激奮。武大學生自治會立即召集在漢各大學的自治會代表開會，議決（1）5月22日聯合舉行示威遊行，聲討國民黨反動派迫害學生、製造“五二〇”血案的暴行（2）成立示威遊行總指揮部，由武大擔任總指揮，統一領導這次行動。

5月22日清晨，武大1700餘名學生高舉“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旗幟，前往武昌，準備會合兄弟學校渡江到漢口遊行並赴武漢行轅請願。省政府為防事態擴大，下令封閉所有渡口。憤怒的遊行隊伍被迫返回到彭劉楊路向省政府請願，要求立即復航。請願隊伍到達省政府後，主要官員早就逃之夭夭。為避免口實，除保存錢糧冊的財政廳外，請願隊伍佔領了其餘各辦公室。請願學生用墨筆和芭蕉葉，在省政府的門窗、屏風、牆壁上寫滿了“打倒獨裁”“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恢復和談”“打倒好戰分子”“好軍人不打內戰”“中國要民主和平，我們要攜手起來反對內戰，打倒官僚資本”的標語口號及“官肥民瘦”的漫畫。在孫中山遺像下，寫道：“國父！你定名為民國，為何不民主？”下午4點，遊行隊伍返回學校，這次活動雖未達到預定的目標，但表達了武大學生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革命精神。 ^[3] 

武大學生聲援南京“五二〇”血案後，接着響應華北學聯提出的全國學生舉行“六二”反內戰總罷課運動。與此同時，武漢警備司令部為阻止師生的革命行動，多次召開秘密會議，審定逮捕名單，企圖將進步師生一網打盡。

6月1日凌晨3時，國民黨武漢行轅和警備司令部，糾集第七十一旅、八十二旅、憲兵十二團、漢口警察總署、武昌警察總署以及武漢警備司令部稽察一處的軍警憲特數千人，全副武裝包圍了珞珈山。一部分兵力在街道口、楊家灣、洪山、農學院、黃家灣等要道路口秘密佈防，另一部分兵力直接包圍武大男女學生宿舍和教員住宅，並在制高點架設機關槍、迫擊炮。武裝軍警在蒙着面紗的特務學生帶領下，逐室搜捕進步師生。夢中驚醒的學生們見男生宿舍門前的馬路上，裝有形同重囚的被捕學生的汽車正待開走，怒不可遏。天、地、元、黃齋舍的學生帶頭衝出鐵門，有的與軍警展開説理鬥爭，有的拿水潑向他們，有的鑽進車底破壞汽車，有的砸破玻璃，跳上囚車搶下被捆綁的同學。

突然，一顆信號彈升起，遍佈宿舍上下的軍警，一齊用輕重機槍、步槍、手榴彈、迫擊炮等武器，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始血腥屠殺。頓時，珞珈山上硝煙瀰漫，老齋舍裏彈痕累累，血流成河，慘不忍睹。在地字齋宿舍內，史學系學生黃鳴崗（湖北枝江人）中彈當場死亡；在中門台階上，土木系學生王志德（江蘇江都人）中彈當場死亡；在天字齋茶爐旁，政治系台灣籍學生陳如豐中彈當場死亡。他們三人都是一年級學生，竟死於國際上早就禁用的達姆槍彈之下。此外，重傷3人，輕傷10人，還逮捕了梁園東、繆朗山、金克木、劉穎、朱君允等5位教授及23名學生及職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珞珈山“六一”慘案。 ^[4] 

“六一”慘案發生後，立即轟動全國，各地人民及國統區正義輿論紛紛進行聲討。武大學生和被害學生家屬，也正式向國民黨政府抗議。武大師生一邊掩埋同學的屍體，醫治受傷同學的創傷，一邊繼續展開鬥爭。正義的怒潮，震撼了整個學術界。全國各院校的弔唁文電和支援慰問的函件，雪片般飛向珞珈山，大大鼓舞了武大學生的鬥志，他們化悲痛為力量，把悼念死難同學的追悼會，變成了針對反動派示威遊行和向武漢反動派最高軍政機關的嚴正抗議的戰場。

從6月3日起，在廣大學生遊行行列裏，排在最前面的是死難烈士的血衣、無數的輓聯和反迫害、反特務暴行的標語。人人都沉痛致哀，一言不發。巨幅標語上寫着“嚴懲禍首彭善！”“嚴懲兇首胡孝揚”“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懲辦兇首討還血債！”等，遊行隊伍好幾次準備過江到武漢行轅，但都因漢口市警察局封鎖渡船而未達目的。

與此同時，特務們發動“職業學生”從事分化破壞學生遊行抗議活動，多方面脅迫學生家長向武漢大學要求制止學生遊行，唆使“職業學生”在內部進行搗亂，提出“反罷課，反反迫害，要書讀”等口號，還企圖以反動的示威遊行來對抗正義的示威遊行。警察局和特務們的行為遭到武漢市民的譴責。最後，警察局被迫開放輪渡。浩蕩的遊行隊伍，終於勝利地過渡到漢口。漢口警察局長任建鵬、憲兵團長吳志勳以及各主要軍警特務骨幹，既不敢對遊行隊伍加以阻撓，又惟恐他們在街上另生枝節，遂以保衞為藉口，隨同遊行行列行進。隊伍繞過漢口的大街鬧市，到達武漢行轅。學生把所有輓聯、輓詞、輓詩、輓歌掛滿了行轅門首。學生們還幾度用輓聯蓋上武漢行轅的匾牌。僵持了很久時間後，武漢行轅不得不假惺惺向學生許下懲兇善後的諾言。

要求懲治“六一”慘案兇手的怒吼遍及全國，也震動了南京政府。國防部、教育部等都派出大員到武漢調查，南京政府的中央發言人也掩耳盜鈴地説：“……武漢最高學府竟發生如此不幸事情，我最高當局聞訊，異常震怒，除電飭武漢行轅徹查事件經過，對肇事責任人員，決定執法以繩，嚴懲不貸。”這時，彭善慌了腳手，急忙對外發表了引咎自責的聲明，對上自請處分，對下則佯裝負責到底。國防部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將彭善撤職查辦，而以阮齊繼任武漢警備司令，稽查處長鬍孝揚予以撤職管押（實際是沒有管押），以武昌辦事處主任陳寄生繼任稽查處長。由於社會輿論和武大師生堅決要求懲辦胡孝揚，形成了非槍斃胡孝揚不足以平公憤的局面，迫使特務們又上演了一出“胡孝揚投江自殺”的醜劇。 ^[2] 

1947年6月4日，武漢大學“六一”慘案善後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在校內建築一座“六一紀念亭”，將三位同學殉難經過刻寫成碑文，並燒製瓷像（或銅質浮雕），以保永久性紀念，11月建成。亭中立有一塊石制紀念碑，碑正面的碑記和背面的死難三生傳是由時任中文系講師、35歲的李健章（五老八中之一）認為國民政府官員不懂文言文，用文言文撰寫，以不使國民政府當局看出其中的悲憤之情和暗示之語。碑記拿到校務會議上傳閲，稍作修改即獲通過，其碑記全文見維基文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校重修紀念亭時，根據李健章先生的要求，將碑記中當時為了避免政治風險而補加的“事既震驚海內外，而樞府旋亦繩始禍者以法”兩句刪去。後來，不少小學生的少先隊入隊儀式即在此舉行。

在六一慘案原址老齋舍亦置有紀念碑，並在當年死難學生流下的血跡處專門按血跡原狀鋪成紅色，以示銘記。後武漢市政府劃定六一慘案遺址保護範圍：遺址以圖書館和男生寄宿舍以及宿舍前道路為保護範圍；紀念亭以台基四周20米為保護範圍。2001年，紀念亭隨武漢大學早期建築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武大教授沈祖棻在事後懷着憤激之情寫下了一首《鷓鴣天》：

驚見戈矛逼講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須文字方成獄，始信頭顱不值錢。 愁偶語，泣殘編。難從故紙覓桃源。無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騰盼凱旋。 進步師生於1948年5月自發地創辦了“六一圖書館”，館藏各類進步圖書近萬冊，均為師生自動捐助。學生推選歷史學家梁園東教授兼任“六一圖書館”館長。1951年11月，“六一圖書館”的藏書歸併到武漢大學圖書館。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