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經濟學大辭典

根據財政學轉向公共經濟學的基本原因和內容，這種變化説明了財政學所處的經濟時代和經濟環境變化了，要求財政學研究更廣泛的、更深層次的政府經濟活動。這種變化説明了財政學研究重點變化了，即從過去只研究財政收支本身的問題，轉變到研究財政收支對經濟的影響和公共部門本身的經濟活動的合理性及其效率。這種變化説明了財政學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方法變化了，即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以及與具他字什的相土冷迓內公共經濟學的誕生創造了新的理論基礎和先進的分析萬法與技術。上述所有這些變化都説明了英文“Public Finance”的詞義及其傳統的研究領域和方法涵蓋不了新變化，最終必然被“Public Economics”所取代。正因為財政學發生瞭如此之大的變化，因此，編者在撰寫這部辭書化了的內容，辭書的名稱也因之定為《公共經濟學大辭典》 ^[1]  。

編者在日常的學習、研究工作中，每當遇到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理論，總是想，有一部不僅僅是解釋其基本含義，而且還講解它的來龍去脈、各家觀點、發展現狀的辭典。為此，編者在19世紀80年代前就開始自建第一手資料庫，在潛心學習和研究英美幾十種工具書和經濟學雜誌以及不計其數的學術著作的同時，積累有學術價值的觀點和理論，而後消化、理解、綜合、整理併力求客觀描述。

在寫作過程中，編者遵循的基本原則是：

第一，儘量使該辭典具有學術性，知識性，穩定性、實用性。

第二，辭條大致分為四類，即概念性（定義性）辭條、方法性（技術性）辭條﹑理論性（爭論性）辭條以及實務性（實踐性）辭條，以理論性（爭論性）辭條為主。

第三，有些辭條本來可以分為若干個條目，但為了便於理解、比較和參考，基本上融合為一個條目。

第四，為了便於讀者更深入全面地瞭解某一理論或某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每個辭條最後都附有參闥辭條和正文中提到的參考文獻 ^[1]  。

1999年8月，《公共經濟學大辭典》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 ^[1]  。

《公共經濟學大辭典》分為經濟學基礎、財政支出理論、税收理論、財政赤字與公債理論、財政政策理論、地方財政理論六個部分，構成了公共經濟學的完整體系。每一個部分都包含數十個辭條，這些辭條經作者編排，向讀者呈現了各個領域中的主要理論觀點和方法。每一個條目都是一篇獨立的文章，使讀者能夠通過閲讀了解有關主題的基本內容。為了便於讀者作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每一個辭條都附上了主要的參考文獻目錄 ^[2]  。

一般“公共經濟學”的教科書用來介紹經濟學基礎的部分（或附錄）通常是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這反映了該學科在財政宏觀理論和財政發展經濟理論方面研究的薄弱。《公共經濟學大辭典》作者為了彌補這一缺憾，加進了宏觀經濟理論和發展經濟理論的辭條作為必備的基礎知識，立足全局，不受教科書的侷限。同時，在介紹微觀基礎的時候，充分注意了新制度學派的研究成果，更全面地反映了公共經濟學所需要的“基礎知識”。新制度學派對現代財政理論是有重要貢獻的，因為現代企業制度內部同樣是非市場機制，其內部的效率問題和公共部門的效率問題基本相似 ^[3]  。

財政學中最稱得上“規律”的是“瓦格納法則（定律）”。但“瓦格納法則（定律）”反映的是財政支出的長期態勢。正是這種長期態勢導致了財政理論的重大變化。凱恩斯的宏觀理論產生以後，理論界一度認為經濟理論中的困難在宏觀方面，甚至認為微觀方面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殊不知公共經濟學和制度學派的發展表明，微觀方面的問題是大量的，甚至是更困難的。《公共經濟學大辭典》作者更側重於微觀成果的介紹和説明是反映了這一趨勢的 ^[3]  。

税收理論、財政赤字與公債理論並不是財政學英文名稱變化的主要原因，分析方法近年來也沒有重大進展。進步主要體現在領域的拓展和操作技術的改進，《公共經濟學大辭典》作者反映了這一情況。這裏值得提起的是最後兩個部分，通常在公共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是不安排的。財政政策理論作為一個部分安排是獨具匠心的。財政政策是財政理論到財政實踐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政策又要通過財政制度安排去實現。因此，這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層次，既是財政運行的外生變量，又是財政運行的內生變量，專門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公共經濟學大辭典》作者化了大量的辭條來説明，使《公共經濟學大辭典》的理論性、應用性大大增強。可應用性和可驗證性是理論成熟的重要標誌，要做到這一點，理論轉化為政策是先決條件。地方財政理論是近十年發展較快的財政子學科。蒂布特模型是證明“效率地方”存在的理想模型，既有利於人們深入研究地方財政問題，但同時又有侷限性。差別性和流動性是地方財政理論的基礎，公共勞務均等化是政府間轉移支付的重要準則，這一些都作了詳細的説明 ^[3]  。

經濟學辭典的通常體例是對所選辭條（術語）進行解釋，但《公共經濟學大辭典》卻不拘泥於此。作者根據需要對所選辭條進行不同處理，運用論、評述等多種方法予以説明。這樣，辭條和辭條説明彷彿構成了一篇有主題的論文，辭條説明的內容很豐富，且引人入勝。儘管作者運用了論、評、述多種手段，但始終不失客觀正確地反映公共經濟學中概念的原本含義。這藉助於作者三方面的功力：一是作者運用了西方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原著的説明，排除個人的主觀意斷；二是作者有厚實的東西方經濟學、財政學的理論功底；三是作者治學嚴謹、一絲不苟的良好文風。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用自己簡練的語言表述出來。《公共經濟學大辭典》確是很好的“共用品”是節約學習者學習成本的極好工具 ^[3]  。

郭慶旺，1964年出生於河北省大廠回族自治縣。1980年考入遼寧財經學院（現為東北財經大學），於1984年、1989年和1994年在財政專業、税收專業和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先後獲得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1997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其間曾在荷蘭蒂爾堡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研修。現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在財政、税收、經濟增長等領域發表、出版了大量的論文、專著和譯著。代表作《税收與經濟發展》獲得1998年教育部全國普通高校人文杜會科學優秀成果經濟學一等獎 ^[1]  。

魯昕，1955年出生於遼寧省撫順市。1977年考入遼寧財經學院（現為東北財經大學），1982年在財政專業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1995年畢業於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生部，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歷任遼寧省撫順市財政局副局長、局長、撫順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遼寧省財政廳副廳長，現為遼寧省財政廳常務副廳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高級會計師。在財政、税收等領域發表、出版了大量的論文、專著，代表作有《體制轉軌中財政問題與對策》和《準預算管理論》 ^[1]  。

趙志耘，1966年出生於遼寧省錦州市。1983年考入遼寧財經學院（現為東北財經大學），於1987年、1990年和1996年在税收專業、財政專業和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先後獲得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199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財政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在財政、税收等領域發表、出版了大量的論文、專著和譯著。主要代表作有《財政政策導論》和《公債經濟效應論》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