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史學

“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是當代美國史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它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中葉，已經頗具聲勢和規模。全美近百所大學的歷史系都設置了公共史學的研究生學位項目，公共史學課程也進入了許多高校歷史系的本科教學。1978年，美國史學界創辦了專業期刊《公共歷史學家》（The Public Historian）。1980年，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以下簡稱 NCPH）成立，它成為來自不同領域的從事公共史學研究和公共歷史實踐的“公共歷史學家”的全國性專業學術團體。儘管在教學課程設置、確立專業規範和評估標準方面，該領域仍處於探索階段，但是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它開闢了史學研究和史學應用的新途徑，對傳統的學院派史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鑑於國內較少關注美國公共史學的發展，本文將考察它的起源、發展和演變，並就它引發的相關論題，尤其是它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以及史學與美國公民建設的關係，提出一些看法。可以説，瞭解公共史學以及美國史學界圍繞它所展開的討論，對於人們思考中國史學在21世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

公共史學在美國史學界的興起似乎帶有某種偶然性。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史學界遭遇了一場空前的危機：傳統史學博士培養過多，許多史學博士完成學業之後，無法在大學裏找到合適的教職，被迫改行，脱離了史學界，造成了人才的極大浪費。根據1977年美國曆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對144所可授予史學博士學位的高校所作的一項調查，l976—1977年獲得史學博士學位的1605人中僅有52%的人獲得了高等院校的教職，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約37%）獲得的僅僅是半職工作，而將近32%的人因在學術界謀職無望，只得離開史學界，到其他行業謀職。美國的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的聯繫非常緊密，供需關係明確，史學博士就業無望的狀況嚴重打擊了各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項目，尤其是對各州立大學歷史系造成巨大的潛在傷害。這些學校的學術競爭力處在第二梯隊，其畢業生很難與一流大學訓練出來的史學博士競爭有限的教職，如果不能找到一條解決研究生就業的出路，其研究生項目就可能面臨關門的危機。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mia atSanta Barbara）歷史系當時就面臨這樣的困境。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系教授、公共史學的創始人之一羅伯特．凱利（Hobert Kelley）後來回憶了他與同事韋斯利．約翰遜（Wesley Johnson）~就此令人堪憂的前景在辦公室進行數次長談的情形。當時他們希望找到一條擴大史學研究生就業的新渠道，以便繼續吸引愛好歷史的青年前來就讀，使本系的研究生項目能夠繼續保持活力，不至於因為市場的因素而遭到校方的裁減乃至撤銷。凱利和約翰遜認為，保住研究生項目就將保證“歷史系繼續成為具有思想活力的地方”，並拓展史學研究和史學教育的前景。公共史學便是他們提出的挽救歷史系研究生項目的一種辦法。

1976年凱利和約翰遜利用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的一筆為期三年的基金，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開始了公共史學研究生項目的試驗。當年該系招收了第一批公共史學研究生，共9人。因為是試驗，該系最初只是將公共史學作為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的學位路徑之一（換言之，學生在選完必修課程之後，可以在傳統的論文寫作和公共史學的訓練程序之間進行選擇，來決定自己完成研究生學位的路徑。）。最初的課程設計，仍然強調傳統史學對基礎知識、外語、史學方法和史料分析等的專業訓練，即便是選擇公共史學的學生也必須完成這些基本訓練，並通過傳統的口試後，方可進入專業訓練階段。公共史學的專業課程主要包括兩門高級研討課（seminar），其中一門注重訓練學生從事公共史學的能力，另外一門則強調跨學科研究方法的訓練。根據凱利的總結，在第一門課上，教授與學生一起討論公共史學的本質和公共史學家的職業操守（具體説，就是在遭遇外界強大壓力的情況下，史學家應該如何堅持求真的基本史德）。他們特意請來一些曾在公共領域工作過的歷史學家，到課堂上現身説法，與學生分享實踐的經驗。該課還要求學生深入到“公共領域”的第一線——地方政府部門、社區、公司、企業和社會團體等地實習，進行“任務導向型”（mission—oriented）的研究，學會與不同的機構、羣體（包括政府官員、社會工作者、檔案人員、新聞記者等）打交道，從中獲得研究材料。該課程還要求學生學習一些行政和管理技巧，包括組織研討會、編輯簡報、為期刊撰稿、寫作基金申請報告等，這些技能顯然都不在傳統史學研究生課程之內。另一門研討課則注重訓練學生如何在歷史研究中掌握和運用其他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方法。此外，該項目積極鼓勵學生拓寬知識面，並特別強調團隊合作精神。這種訓練帶給學生一種嶄新的研究生經歷和感受，相對於本系在傳統路徑中接受訓練的學生而言，公共史學項目的學生之間往往能夠建立起一種更為深厚的個人友誼和團隊協作精神。課程訓練結束後，學生離開學校進行六個月的帶薪實習（salaried internship），並根據實習的內容，寫出研究報告（類似論文）。學生實習的研究項目包括：城市用水權的問題、機場噪音、洛杉磯市文官制度的歷史、國家公園管理局的運作，等等。這些實踐為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創造了有利條件。該項目最初兩屆學生在畢業後大都找到了與項目培養目標相吻合的工作。

通過這個試驗項目，凱利和約翰遜摸索出了一些培養公共史學研究生的新方法，也對“公共史學”的概念做了更為清楚的界定。在1978年《公共歷史學家》的創刊號上，凱利第一次公開使用了“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學）的概念，並對其作了如下定義：

用最簡單的話來説，公共史學指的是歷史學家的就業（方式）和在學術體制外——如在政府部門、私有企業、媒體、地方歷史協會和博物館，甚至於在其他私有領域中——（所使用的）史學方法。公共歷史學家無時不在工作，他們憑藉自己的專業特長而成為“公共進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當某個問題需要解決，一項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資源的使用或行動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規劃時，歷史學家會應召而來，這就是公共歷史學家。

可以看出，凱利在此時使用“公共史學”的概念時，主要是指史學知識和史學技能運用於學術界以外的場所中，這些場所包括政府機構、私人企業、大眾媒體、各地的民間歷史學會或組織，以及各種各樣的博物館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公共史學家”的工作視為“公共進程”的一部分。什麼是“公共進程”?凱利並沒有展開説明，但不難理解。這裏的“公共”既可以理解為“公共事務”（如政府部門和社區的決策、由納税人支持的中小學歷史教學等），也可以理解為“公眾社會”（包括向公眾傳播信息和提供知識的媒體、電影、電視、出版業等），還可以理解為“公眾文化”（如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歷史遺址、紀念場所或公眾紀念活動等）。公共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運用歷史學家的知識與技能，在“公共領域”中發揮作用。

表面上看，凱利的定義帶有一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色彩，這在當時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凱利本人對此也毫不諱言。在《公共歷史學家》創刊號的“編者按”中，同為公共史學運動發起人的約翰遜對公共史學的本質和定義做了説明。他提出，公共史學是“一種多維度的新興史學領域”（a many—faced new field ofhistory），它可以有效地將傳統史學訓練中缺失的許多內容組合起來，將歷史研究的技能運用到學術界之外的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他指出。公共史學的最基本特徵就在於它是一種“使公眾受惠”（for public benefits）的歷史學科。他隨即列舉了歷史學家可以在其中發揮作用的8個“公共領域”：1．政府機構（幫助各級政府做出相關的政策分析和評估）；2．商業（研究商業決定的起源，進行政策分析，書寫企業成長的歷史）；3．研究機構（進行專項和定向研究，包括開展口述歷史的項目等）；4．媒體（為電聲、電影和印刷媒體的作品提供歷史研究和歷史知識，從事歷史研究和歷史書籍的編輯與出版等）；5．歷史遺址保護（進行歷史遺址的測繪、評估、環境保護等）；6．各地的歷史學會和家族史協會、博物館等（研究地方誌、歷史展覽或地方的歷史項目，提供專業諮詢，進行史學審查等）；7．檔案和歷史資料管理（管理和主持歷史資料和檔案的評估和管理工作）；8．教學（在大學講授公共史學的課程，培養人才）。約翰遜駁斥了將公共史學理解為“實用史學”（applied history）的説法。他認為，將專業史學（academic history）與公共史學的關係類比成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所謂“基礎研究”與“實用研究”的關係是沒有意義的。公共史學家的訓練無疑會包含“實踐”的內容，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同樣也是一種“基礎研究”，也是在創造新的知識；他們同樣需要具備專業歷史學家的訓練和技能，他們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們對自己成果的質量要求與傳統專業歷史學家並無二致。兩者的不同之處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公共歷史學家必須“學會在他們的資助機構和僱主所建議的研究種類中來設想和創造（研究的）題目”，他們沒有專業歷史學家所擁有的隨心所欲地選擇研究題目的自由。即便他們有解決現實問題的目的，凱利和約翰遜對公共史學的原始定義卻包含了一種重要思想，即歷史學家必須將自己的史學知識與技能應用到與公眾相關的事務中去，大學歷史系必須承擔起一種社會責任，為社會培養掌握歷史知識、能夠為公眾事務提供具體和現實幫助的人才。換言之，史學必須為公眾事業服務，歷史學家應該在公共領域和公共話語中發出有分量的聲音，而不是關起門來躲進象牙塔，自説白話，與現實隔絕。他們所定義的“公共史學”實際上隱含了“公共領域中的史學”（history in public）的涵義，但這種理解要到數年之後才逐漸演變成為公共史學的一個核心概念。在論述中，凱利以耶魯大學美國南部史專家範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和著名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等歷史學家對1954年布朗訴託皮卡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的參與為例，來説明公共史學在推動社會進步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但當時，他和約翰遜並沒有直接挑戰專業史學，也沒有把公共史學看成專業史學的對立面。相反，他們更多的是將公共史學看成專業史學的一個分支，看成是接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人進入公共領域的一種自然延伸。

其實，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和中期，除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外，其他一些學校也在探索培養史學研究生的新途徑，如奧本大學（Auburn Uni— versity）當時在歷史系設置檔案學專業，中田納西州立大學（Middle z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開設了歷史遺址和遺產保護專業等，但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公共史學項目直接提出了公共史學教學的宗旨和方向，對推動公共史學運動的發展起丁重要的作用。賦予了公共歷史學家一種專業身份認同，由約翰遜等人發起創辦的《公共歷史學家》則為該領域的發展搭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重要學術平台。1978—1980年間，一系列關於公共史學的討論會得以舉行，這些討論會吸引了專業歷史學家和那些在政府部門、博物館、檔案館等工作的史學工作者參加。這些會議直接推動了公共史學領域的組織化。1980年5月，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CPH）成立，成為公共歷史學家的專業學術團體。該學會成立後，將《公共歷史學家》作為學會的學術期刊，並出版會員簡報，召開年會，與包括美國曆史學家學會（OAH）和美國曆史學會（AHA）在內的全國曆史學專業組織建立了合作關係。NCPH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公共歷史學家的聯繫網絡，鼓勵大家相互交流教學經驗和研究信息，尤其是交換公共史學的教學大綱、課程設置、實踐項目和工作機會的信息。它同時還擔負起推廣和普及公共史學教育的工作。1981—1985年間，NCPH出版了名為《教授公共史學》（Teaching Public History）的季刊，鼓勵各高校根據本校的實際情況設計和發展公共史學的教學和研究生項目，推動該領域教學的專業化。1986年，NCPH發佈了《美國公共史學教育指南》（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in America：A Guide）的報告，其中列舉了美國高校開設的公共史學項目的名單和情況。1990年NCPH公佈的報告指出，當時美國有54所大學開設了公共史學專業。根據2010年NCPH網站公佈的信息，開設公共史學專業碩士生項目的美國高校有近90所，至少有7所大學開設了公共史學的博士學位項目。

公共史學教學的迅速發展要求建立該新學科的教學規範和評估標準。1988年NCPH專門組建了評估委員會（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後改名為“專業標準委員會”），對自稱設有公共史學的150所大學進行調查並收集資料，但因為學科評估牽扯麪甚廣，各高校公共史學項目的內容設置並不統一，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相關專業的專業性組織的存在（如全國曆史遺產保護委員會、美國博物館學會、美國檔案館員學會等），NCPH作為一個綜合性專業組織，不便也無法參與這些具體領域的教學評估標準的制定，所以公共史學評估沒有得到批准。但是，NCPH沒有放棄對公共史學教學的監督。它設立了專門的教育委員會，負責為公共史學的教學提供平台，並向新建的教學項目提供課程大綱和教學參考資料。2008—2009年間，NCPH的“公共史學課程和訓練委員會”（NCPH Curriculum and Train— ing Committee）頒佈了兩項重要的項目建議，分別對公共史學碩士項目和本科項目的課程內容和構成提出了指導性建議。關於碩士項目的建議指出，公共史學的訓練與傳統的博物館研究、圖書館學和檔案學的訓練有很大的不同，儘管公共史學家可能會在博物館等公共領域就職，但他們的功能是不同的，他們除了掌握史學研究的技能外，還必須具備“一種對利益攸關者的興趣保持敏感”和“從思想高度來掌控歷史內容”的能力。該建議稱，一個最理想的公共史學研究生項目應該為學生提供堅實的史學內容和研究方法的基礎訓練，並以獲取教育經驗和技能訓練為導向。學生必須要為在“公共領域”中實踐歷史學做好準備，這個領域要求他們對共享的解釋權（shared authority）、反省式的教育實踐（reflex— ive educational practice）、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政治敏感（pohtical sensitivity）等價值觀具有高度的認同和準備。

儘管各學校的教學計劃有所不同，但他們的公共史學教學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徵。根據長期從事公共史學教學的南卡羅來納大學歷史系教授、公共史學項目負責人舒爾茨（Constance Schuh）的總結，美國公共史學教學在目的、主題和構成方面都已經達成了共識。在目的（purpose）上，公共史學訓練學生掌握傳統史學研究、解釋和寫作的技能，幫助他們將這些技能應用於眾多的公共領域，使歷史知識和歷史闡釋有助於思考現實問題，併力圖準確理解原始歷史材料。在主題（theme）方面，公共史學教學的指導方針是：瞭解和理解原始的歷史材料並不僅僅侷限於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築物、遺址、場景、文物、口述記憶、影像資料和電子文獻等；公共歷史學家必須學會在同時兼顧地方、區域、民族國家、文化和主題歷史的背景下來思考具體的歷史問題及其細節；歷史學家的工作經常是團隊工作，歷史學家必須學會與其他人進行合作。在教學內容（elements）方面，公共史學教學應做到：保證學生擁有史學研究和寫作的過硬技能，並熟悉至少某一領域的史學發展；學生應掌握在某一公共領域（如博物館、檔案館、公司或企業、歷史遺址）進行研究和工作的理論原則和操作技能；學生應該擁有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從事實踐的機會。從實踐的過程來看，這些共識確實得到了貫徹和實施。絕大部分的公共史學項目都設在歷史系，保證了紮實的史學訓練。幾乎所有的公共史學項目都保證給予學生參與實習的機會。與傳統的專業歷史學家相比，公共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受眾是不同的。他們必須同時面對學術界和學術界以外的“公共領域”中的不同羣體。他們的研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知識追求，而是必須為滿足現實的需求提供線索和答案。公共歷史學家使用的材料必須是多元的、開放的，而不僅僅限於文字史料。許多學校的公共史學教學大綱都反覆強調學生必須重視照片、電影、文物、口述歷史、建築結構圖、環境狀況記錄等，並將它們作為歷史研究的分析材料。此外，公共史學的研究方法也必須是多元的、跨學科的。許多公共史學的訓練項目都特意增加了歷史地理、藝術史、民俗學、商業管理、政策研究、圖書館和信息管理學等學科的訓練。自然，在公共史學開始興起的時代，傳統的專業史學研究也越來越注重從其他學科引進新的研究方法和技巧。1982年度美國曆史學會主席、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伯納德．貝林（Bereft Bailyn）曾呼籲歷史學家必須吸取和學習統計學、文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但正如舒爾茨所指出的，在美國史學界，公共史學的出現對推動交叉學科史學研究模式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也為後來大量出現的公共史學成果所證實。

公共史學的發展並非僅僅侷限在教學範圍之內，近年來，一些研究專著的出現證明了公共史學對專業史學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對探索和深化公共史學研究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範例。例如約翰．博德納的《重塑美利堅：20世紀的公共記憶、紀念活動與愛國主義》結合方興未艾的公共記憶研究、區域研究、族裔研究和亞文化研究，對不同種類的公共記憶和象徵進行了研究，從社區、區域和國家三個層次來觀察公共記憶的形成與演變。戴維·格拉斯伯格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接受了傳統的專業史學博士訓練，但最終成為了一名公共史學家。他在科羅拉多州弗德台地國家公園工作數年，積累了豐富的公共史學實踐經驗。通過研究美國人對不同戰爭的記憶和表述、新英格蘭城鎮和加利福尼亞地域的發展，他緊緊把握“地域”（place）的概念，以此來分析美國公眾歷史感的形成及其內涵，並將自己的研究稱之為“新記憶研究”而與傳統的記憶研究相區別。在他看來，傳統的記憶研究關注一個羣體或一種機制對於過去的信仰，而新記憶研究則關注公共領域（public places）中不同歷史記憶的交織和衝撞。換言之，“地域”也是一種組織和建構記憶的媒介，而公共史學關注的正是社會、社區和羣體的“傳統”是如何被編織起來的，即所謂“傳統的社會組織化”（social organization oftradition）過程。凱瑟。斯坦頓則通過考察美國早期紡織業基地洛厄爾國家歷史公園，來探討這個著名國家遺址公園在呈現歷史記憶方面所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羅伯特．科克則記述和分析不同羣體的美國人對內戰的不同記憶。安·登科勒則將種族關係與公共記憶結合起來，展示了公共歷史學家在表述歷史時所面臨的挑戰。同時可以看到，公共史學的發展已經不再僅限於美國，而且擴展到英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新西蘭等國家，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公共歷史學家》近期刊登了詹姆斯。弗萊士的論文，該文考察了中國山東省對歷史遺址和博物館等“公共史學”項目的管理。

就其功能而言，公共史學仍然承擔着傳統史學的任務，只不過更加註重發掘史學的現實性，力求直接服務於社會。在公共歷史學的研究與教學過程中，學者們最關注史學的以下幾種社會功能。文化資源和歷史遺存的整理、保護、開發或宣傳是公共歷史學者涉足最多的領域，也是他們直接將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運用於現實的領域。這個領域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既包括歷史遺址和古代的建築、文物，又包括一個國家的或地方的有文化價值的所有現象。公共歷史學者經過分析、甄別，可以給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如何更好的整理、保護或開發利用這些資源和遺存。在美國，這個領域是公共歷史學家最活躍的地方。中國也是這樣，每個國家的或者地方的博物館、歷史遺址或者聖賢的故鄉，都活躍着這樣一批歷史學家，雖然中國史學界還沒有冠以他們公共歷史學家的稱號，但是他們所做的工作實質上就是美國的公共歷史。

信息管理是公共歷史學者可以勝任的另一項社會工作。信息量大、信息傳播途徑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的特點之一。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蒐集、梳理、保存和傳播，決策者要掌握準確的信息，需要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另外，信息的處理和保存也需要專門的人員來完成。信息的蒐集、梳理和辨別真偽由歷史專業的人來做是很合適的。歷史學者長期的史料梳理和考據形成的素養，使他們在這方面有獨特的優勢。

研究對象的擴展也增強了公共史學的社會功用。公共史學擴展了傳統史學的研究範圍，社區史、家族史、旅遊文化史、商業發展史等不太為人們所關心的課題都成為公共史學家研究的對象，特別是公共史學家對企業文化史、企業管理史的研究進一步加強了史學的這種功能。在美國，一些州和地方、甚至家族聘請歷史學家為其撰寫自己的歷史，以增加自我認同感。也有一些公司和機構聘請他們撰寫歷史，例如美國紐約銀行、蘭德公司、遺產基金會等。還有一些歷史學者在公司提供一些相關的服務，參與組建公司檔案、準備公司週年慶典、從事公司形象設計和宣傳。當然，這些服務所需要的知識儲備和技能已經完全超過了歷史學者所接受的專業訓練，這就要求公共歷史學者要有廣博的知識，較高的藝術修養和較強的研究、撰寫、分析和交際能力。

公共歷史學家還可以進行政策分析，為政府和企業提供諮詢。決策者不可避免的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説明和解釋政策的可行性，將現實和歷史緊密聯繫起來，政策分析更有方向感。歷史學者長年從事歷史研究，能夠客觀地看待過去和現在。歷史的思考能做到瞻前顧後，保證政策的連續性。這方面涉及的項目主要包括公共工程規劃、文化資源開發、市政建設等等。有時也涉及到一些法律問題，比如勞資關係和遺產繼承等與歷史問題聯繫緊密的法律法規。對於公司來説，學者也可以從歷史經驗的角度出發，為客户類推出可供選擇的法案，從而找到一條解決客户問題的最有效和最好的方法。

公共歷史學者還注意將歷史和媒體結合起來，這有助於改變歷史學的社會地位。在美國，一些公共歷史學家利用媒體向全社會灌輸歷史觀念，讓人們從電影電視、報章雜誌中瞭解歷史，美國的歷史公園也是培養人們歷史興趣的好地方，網絡的興起也為歷史知識的傳播提供了新的途徑。公共歷史學者讓人們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學習歷史知識，接受歷史觀唸的薰陶，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提高普通民眾的歷史意識，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歷史研究遠離社會的狀況。公共史學還將學院派研究的成果推廣到全社會，成為學院派史學和現實社會的橋樑。 ^[1] 

作為史學的一個新的分支，公共歷史學與學院派史學相比有一些不同的特點。從研究模式上來説，學院派史學一般是學者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作者自身的興趣對研究選題影響很大；而公共史學以社會現實需要為目標，以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公司和個人提出的問題作為考察對象，客户的需要、公眾的興趣和作者的喜好諸因素結合在一起決定選題。從教學內容方面來看，學院派史學對學生進行得是正規的、系統的歷史理論和歷史知識的灌輸；而公共史學從史學應用的角度出發，還要學生學習跨學科、跨專業的知識和方法。從教育方式上看，學院派史學的教學活動多在院校之內，教學方法也以講述為主；而公共史學走出校園的機會很多，教學方式多種多樣、生動活潑，經常採取報告、討論的形式，邀請政府官員和公司領導等等與學生共同討論政府或企業政策的得失。學生還要自己選擇課題，針對社區、歷史遺址、政府部門或公司的某個問題進行研究，學校協助在這些機構中找到一位導師，與學校老師一起指導學生寫出研究報告。從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來看，學院派史學家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專著或者論文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直接面對的是學院中的學生和自己的同行；而公共史學家除了上述方法之外，還可以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簡潔、通俗的歷史報告，或者在博物館和歷史遺址講述，或者通過新聞媒體進行傳播，讓更多的人更快地瞭解他們的研究成果。 ^[1] 

20世紀末歷史學迴歸公共領域，或者説歷史學家迴歸公共領域，可以説成為公共史學運動新的靈魂。公共史學運動因而發動了一場具有雙重意義的挑戰，一種挑戰是針對國家公共領域中那些崇尚傳統史觀、力圖維護傳統秩序的保守主義勢力及其在美國政治體制中的支持者，另一種挑戰則是針對史學界內部的傳統勢力。這是一場界限和立場並非能夠絕對清楚地加以區分的鬥爭。

第一類挑戰在1994年達到高潮。當年圍繞如何展出投放第一顆原子彈的飛機Enola Gay的問題，美國展開了一場影響頗大的辯論。負責籌劃展覽的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原本打算在展出飛機的同時，也展出一些原子彈爆炸後帶給日本人民的傷害的內容，包括受害者的照片等。但這個設想立刻遭到二戰老兵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加進這些內容，會使參觀展覽的人對美軍的行為產生質疑，為此他們組織起強大的遊説活動。美國國會為此通過決議，宣稱當年以投放原子彈的方式來結束戰爭是必要的舉動，為帶來“一個具有仁慈心的結局”起了重要的作用。迫於來自政府和二戰老兵的壓力，博物館只好修訂了原初的展覽計劃，僅展出了飛機，而對整個事件在當時和後來造成的後果和影響則保持沉默。

但同年發生的圍繞《全國中小學歷史教學標準》（以下簡稱《標準》）的辯論則將歷史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帶人美國政治漩渦的中心。這部由專業歷史學家起草的《標準》吸收了“新美國史”（New Ameri— can History）——即以新社會史為基礎的美國史學研究——的許多成果和內容，對傳統的以白人歷史為主、以宣揚崇美主義為主的傳統美國史觀進行了大量革新，結果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大不滿。保守派聲稱，《標準》歪曲了美國曆史的本來面目，過分渲染了美國曆史上的陰暗面，詆譭了美國曆史的光榮傳統。支持《標準》的人則認為，《標準》如實地反映了美國曆史進程中的成功與失敗，尤其反映了不同羣體的美國人在美國曆史上的經歷，在史實、選題、教學方法和教材建議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對培養美國中小學生的美國史觀以及接受和適應多元化美國社會的能力十分重要。這場辯論同樣驚動了政界，參議院甚至於1995年1月通過決議，對《標準》予以譴責，並威脅要停止對起草單位的撥款（《標準》的起草是由美國人文基金會資助）。雖然負責編寫《標準》的歷史學家最終同意進行修改，但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並沒有因此而停息。

這場辯論實際上反映了美國社會存在的深層次分歧。就《標準》的辯論而言，反對《標準》的人指責《標準》無視美國的光榮傳統和輝煌成就。很少提及盎格魯一撤克遜民族對美國做出的巨大貢獻。他們認為，沒有西歐民族的政治思想與傳統所奠定的基礎，沒有類似華盛頓、傑斐遜、愛迪生這樣英雄人物的貢獻，美國不可能有今日的偉大。支持《標準》的人則認為，美國的政治傳統是一個不斷髮展、積累和完善的過程，不同的種族和羣體在分享所謂“美國夢”時曾經是極度的不公平，而正是因為不同羣體利用美國政治思想中的“自由”和“民主”思想，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才使美國曆史上的極度不公正得以矯正，美國思想和體制才增添了更富有活力的新內容，傳統的美國精神才可以不斷地獲得新生，併為過去受到歧視的羣體所接受和欣賞。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美國曆史觀。其實，支持《標準》的人並非是在詆譭美國的傳統，相反，他們試圖把依據新美國史學所建構的歷史觀傳遞給美國民眾，幫助他們準確地認識美國的過去，為迎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做好準備。這個問題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交鋒，因為它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誰書寫的歷史能夠進入公共教育體制、並作為公共領域的知識傳播到包括中小學生在內的大眾。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正如格拉斯伯格所説，公共史學所代表的不僅是關於歷史的看法，也不僅僅是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它代表的思想涉及“公共”概念本身的定義，涉及“一個政治社會中不同羣體之間的關係”。

並非所有的公共歷史學家都贊同左翼歷史學家的新社會史觀。事實上，上文提到的關於美國曆史的兩次爭論中，歷史學家的立場並不一致。一些專業歷史學家認為，公共歷史學家往往因為其工作的環境和性質，很難堅持史學家的立場，不得不屈從壓力，採取機會主義的做法，幫助渲染舊史觀，構建傳統的“想象的共同體”的神話，製造美國的“國民宗教”（civil religion）。專業史學界的批評隱含了一種擔憂，即公共史學不可能堅持其史學立場，無法堅守史學研究客觀和中立的底線。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家皮特。諾瓦克（Peter Novick）在他那部影響巨大的討論美國史學史的著作中，充分表達了這種擔憂。他認為公共史學所代表的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應讀作“受特殊利益驅使的歷史學”），它以一種學術的形式包裝自己，追求一種看似公正的史學理想。然而事實上，公共史學所從事的研究和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私有的歷史”（private history）。公共史學家收集材料，為政府部門或大公司提供他們需要的東西，實際上並不能參與決策的過程。即便在博物館和歷史遺址工作的歷史學家，也必然考慮普通參觀者的感情、口味和知識能力。公共史學家缺乏專業歷史學家的學術自由，缺乏他們所擁有的知識系統性和連貫性以及專注而單純的學術氛圍。諾瓦克注意到，雖然美國曆史學會和美國曆史學家組織都接受了公共史學是歷史學的一個領域，承認公共歷史學家是歷史學家隊伍的一部分，但這不過是出於“專業上的禮貌”，而實際卜對公共史學的學術性（learnedness）都持有保留態度。

對於公共史學運動的倡導者來説，公共史學的目的不僅是讓歷史迴歸到公共領域和公眾生活中，而且要讓“公眾”（the public）參與到歷史的解釋中來，賦予他們解釋歷史和發出聲音的機會。公共史學的積極倡導者、紐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邁克·弗萊希（Michael Frisch）認為，公共史學所代表的是一種“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智識權威”的運動，它將歷史研究和歷史傳播的權力分散開來，避免其成為“一種僅供掌控權力和等級所使用的工具”。公共史學不僅要把新的歷史知識帶紿大眾，同時還需要挑戰歷史學界內部對公共史學的“歧視”和不信任。在一些左翼歷史學家看來，普通人民創造了歷史，但他們並不能從公共領域中獲得自己的歷史，而專業歷史學家又壟斷了歷史研究和歷史解釋的權力，即便是研究勞工問題的歷史學家也沒有途徑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與大眾社會廣泛分享。許多新史學的實踐者一直希望推倒兩道牆：“那些將人民與他們的歷史分離開來的”和“那些將研究歷史的人與曾親歷歷史的人分割開來”的牆。對於這些歷史學家來説，他們不能繼續躲在象牙塔裏自成一統，而必須走向社會，承擔起構建新的公民信仰的社會責任。

關於史學解釋權的討論隱含着公共歷史學家和新社會史學家對美國史學界近百年來實施的“專業化工程”（professionalization project）的猛烈批判。這個所謂的工程始自20世紀初，以建立歷史學研究的規範化、專業化為目標，將史學研究與史學寫作逐步改造成為一種為專業歷史學家所壟斷的知識產業。1884年建立的美國曆史學會原本是一個同時容納專業和業餘歷史學家的組織，在早期（1890—1910）的會員中，大學教授只佔1/4，其他成員則包括了來自各地歷史學會的負責人和自學成才的業餘歷史學家，甚至連西奧多。羅斯福也擔任過美國曆史學會的主席。20世紀20年代之後，幾乎所有的學會主席都擁有博士學位。歷史學界的旗艦刊物《美國曆史評論》（The A merican Historicol Re— view）也只發表那些使用了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並以追求“客觀性”為目標的作品。史學打着“科學”的旗號，夾帶着想象與虛構，堂而皇之地成為了專業歷史學家的壟斷行業，唯有取得同等資格的人，方可進入這一領域。而該領域的規範則由專業歷史學家自己擬定，並作為衡量學術地位和學術榮譽（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地位和經濟酬勞）的評判標準。用米哈爾。瑟度（Michel de Certeau）的話來説，史學家為自己製造了一個地方（大學）、一種分析過程（史學專業）和一種文本（史學話語），以此來生產乃至壟斷史學知識，通過壟斷知識生產過程而建立起專業歷史學家的話語霸權。

隨着史學研究越來越專業化，史學也日漸成為一種曲高和寡的“高深”學問。史學內部分工細緻人微、研究精細瑣碎、界限劃分嚴格、寫作生硬刻板，研究成果與大眾社會的文化和知識需求變得越來越脱節，也與公民素質培養（尤其是中學歷史教育）的需求相去甚遠。史學因而也就失去了傳統的魅力，在校大學生選擇就讀歷史學專業的人數鋭減。史學研究生的訓練也只鎖定一個目標，即為專業歷史學家隊伍培養人才，課程設置也都指向這個方向。為了維護“專業化”的尊嚴和權威，專業歷史學家並不關心公共領域，而是熱衷於內部的交流，聽任業餘歷史學家在大眾文化和大眾教育領域中“創造”和“傳播”史學知識。20世紀70年代之前，歷史學家被迫處於一種“集體失語”的狀態。而所謂史學客觀性的神話早已受到質疑。應該説，當公共史學興起的時候，專業史學界實際上已經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20世紀的最後20年，美國專業史學界一直在積極努力和探索，希望為史學找回“失去的天堂”。應該説，公共史學即代表了這樣一種努力。誠然，公共史學的出現與發展有其現實主義的動機，但它的確也代表了史學界內部的一種反思，一種對傳統史學教學方式的挑戰，一種對專業史學內涵、方法和功能的質疑。這場史學界內部的討論實際上受到學術界之外許多事件和發展的影響，包括美國社會的種族和性別關係的變化、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美國國內關於國家核心價值觀的辯論、中小學歷史教學的內容與質量問題、美國曆史記憶的重構、因特網的出現與普及、電子化時代史料保存和傳播手段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等。這一切都對史學界內部關於公共史學的討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使討論的焦點發生了轉移，從最初的要不要將公共史學納入專業史學的範圍轉向討論史學的本質、內容、形式以及史學家與大眾社會的關係等。這些討論最終觸及“誰應該擁有歷史”（who own$history?）這一深層問題，迄今為止，這是一個遠沒定論的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專業歷史學家長期以來擁有的史學話語霸權已經動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