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

回首35年改革，黨中央已召開了7次三中全會。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屆三中全會，每次三中全會，黨中央都站在歷史潮頭，果敢抉擇，科學部署，引領改革闊步前行。在改革開放新的重要關頭召開的這次三中全會，是我們黨堅定不移高舉改革開放大旗的重要宣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總部署、總動員，必將樹起中國改革發展航程上的新航標，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實踐是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改革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不可能一勞永逸。當前，我國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攻堅期、深水區，一些問題之所以難推進、難解決，是因為有的屬於體制機制遺留的老問題，有的屬於前進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有的源自思想觀念障礙，有的受到利益格局掣肘。改革、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只有靠進一步改革的辦法解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

鄧小平曾説過，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改革有困難，不改革會更困難。走過30多年改革歷史的今天，我們對改革理解得更全面也更透徹，改革要更有力度，要上更高台階。改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關鍵就關鍵在，改革能夠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我們深信，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啓動的新一輪改革，將會充分釋放改革的紅利，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讓國家更加富強、更繁榮，讓人民生活更美滿、更幸福。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目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路線圖已經繪就，要把改革的新藍圖、新願景、新目標變為現實，關鍵是靠實幹、抓落實。如果落實工作抓得不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會落空。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識，牢牢把握方向，大膽實踐探索，把精力集中到幹實事上，把功夫下到抓落實上，把本領用到謀發展上來。唯有如此，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才能落到實處，也才能續寫好改革新篇章。

眾所周知，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啓動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歷史也是從那時算起的。以這以後的黨的歷屆代表大會為例，回顧一下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根據一個時期或階段的形勢和任務，我們黨都曾分別就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建設等重大問題作出過論述和部署。比如，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闡述了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方針政策；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方向；1998年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闡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針政策；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制定了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思路和新舉措；2004年的十六屆四中全會、2009年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分別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專門就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作出部署。2006年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加強社會管理和創新作出部署。2008年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闡述和確立了完善土地流轉，加強農村制度建設的方針政策。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以上簡述中，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是在35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不管國內環境條件怎樣變化，也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始終是我們黨歷屆代表大會的重要內容，是一以貫之、毫不動搖的基本國策，改革開放的主題始終不變，始終伴隨着中國的發展、推動着中國的發展；二是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國內環境，根據形勢和任務的需要，改革開放在不同時期或階段也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我們黨適時召開全會審議和部署某一領域、某一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三是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是由淺入深、由鄉村到城市、由經濟領域不斷向政治領域、社會管理領域、文化領域、生態領域、黨的建設領域、國防和軍隊建設領域等拓展，範圍越來越廣，領域越來越寬、力度也越來越大。

聯繫對比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來看，儘管我們黨也始終強調改革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革命，改革是全面的，但討論審議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突出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題，應該説是第一次，從而使全面深化改革這一時代特徵十分鮮明。我們一方面看到，全會通過的《決定》，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彰顯了我們黨對改革開放的決心、信心和新的自覺；另一方面也看到，全會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題，系統部署了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等改革任務。儘管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是現在作出來的，但卻是從改革開放的歷史中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是一個由淺入深、由單項到多項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過程，標誌着改革領域的不斷拓展、不斷深入。改革開放之所以走向全面深化，這是一個時代性特徵，既是改革發展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反映，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興旺的反映，體現了歷史和今天現實中的改革開放是一個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歷史進程。

正如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的，我們黨“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一論述精闢地闡述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啓動改革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這一歷史進程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

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既是改革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更是現實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我們黨應對新情況、新挑戰，克服各種困難和風險，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們幸福中國夢的重大舉措。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實現了從温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國民經濟人均6000多美元，處在工業化的中後期。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強大動力，是創造中國奇蹟的根本原因，這是當代中國發展實踐給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正如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的：“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發展之後，面臨着發展的瓶頸和成長的煩惱。我們的現代化是和工業化同時進行，工業化和信息化同步發展，再加上經濟轉型和社會轉軌的因素，遇到的矛盾和困難世所罕見，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前所未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在歷經工業化、現代化的上百年和幾百年中漸次出現的不同階段的矛盾和問題，集中出現在我們的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經濟社會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自然資源緊缺、環境污染嚴重以及消極腐敗現象多發等問題接踵而來。特別是這些矛盾和問題，往往錯綜複雜、新舊交織、盤根錯節、纏繞疊加，使得我們處於“兩難”的選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説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錯綜複雜的矛盾局面，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必須注重相互照應，統籌兼顧，突出全面性，體現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不能顧此失彼。尤其是面對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攻堅克難、涉險邁坎的任務更加艱鉅，這就決定了要以更大的決心、智慧和力度全面推進和深化改革，靠全面深化改革贏得發展的新優勢。所以説，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是應運而生、順勢而為，是客觀現實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深深植根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基礎之上的。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沒有重點，不是平均用力，重點是什麼？着力點是什麼？三中全會《決定》講得很清楚，這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如何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又如何更好發揮作用？這裏的關鍵在於“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可以説，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處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是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緣何如此？這是由政府所處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位置所決定的。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社會的改革需要政府的主導、引領和組織實施，另一方面隨着諸多領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問題日益突出，政府管理體制已成為改革的對象；一方面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職能加大彰顯政府行政管理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保持經濟社會活力，體現社會公平正義也同樣加大了政府行政管理的責任和義務；一方面政府管理要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則調整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政府的部門和人員也處在利益格局的調整之中，面臨很多誘惑，以權謀私的風險加大，廉潔自律的要求更高。

由此可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面臨的矛盾很多、焦點集中，處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之中。這種客觀情勢，決定了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牽動力、影響力、輻射力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具有關鍵內核的作用和示範引領的效應。更為重要的在於，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動因固然要取決於外部因素，但決定性的首要因素還是自我改革的意識和責任。在各種矛盾交織的複雜情況下，在需要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下推進改革，就更加需要強調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自我改革意識和責任。只有政府加大行政管理體制自我改革的意識和責任，擔當起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角和重任，才能破除和克服各種思想障礙和其他障礙，積極穩妥地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併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全面改革提供動力和保障，從而發揮引領全面深化改革的積極作用。

可以這樣説，伴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明顯成績，但還有很多不適應、不符合新形勢新任務的問題，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主要問題是“越位”、“錯位”、“缺位”的現象較多，不該管的管了、管多、管濫了，導致市場和社會缺乏應有的活力和創造力；該管的沒有管起來或沒管好，又造成市場和社會出現不應有的無序和混亂。一些地方審批過多，延誤時機，官僚作風嚴重；產能過剩，重複建設，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這些顯然是和政府幹預微觀經濟過多有關；而忽視民生問題、社會問題、環境問題，以致教育、住房、醫療、社會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等問題積累較多，這又顯然和政府作為不到位有關。政府管理方面的這些亂象，無疑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行政管理體制不適應、不符合的必然反映，同時也凸顯了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應該看到，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政府職能轉變具有二重取向：一方面不適應、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管理職能要弱化、淡化；另一方面適應和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某些管理職能要健全和強化。問題的存在包含着問題的解決。既然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着“越位”、“錯位”、“缺位”的二重現象，那麼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必然要在兩個方面着力：一方面要大力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社分開，簡政放權，取消和縮減不必要的政府審批項目，規範審批行為，減少審批環節，市場能辦的交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交給社會；另一方面，政府該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管到位。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毫無疑問是政府的職責，這些職責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不僅不能減少和削弱，反而應當得到有力的加強。

也就是説，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這一核心問題，一定要全面辯證地認識政府職能轉化，既不要該放權的不放，或明放暗不放或這邊放那邊收，依然故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走向另一個極端，放棄政府應有的管理職責，陷入少管或不管就是好政府的認識誤區，大撒手、不作為。這兩種傾向都是應當防止和避免的。

改革，就是利益的調整。如果説改革開放之初普惠式的改革讓所有人受益，如今的改革則需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

十八大以來，不論是中央領導同志的公開表態，還是陸續推出的改革措施，都讓人們看到了中央堅定不移推進改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的決心。“老虎和蒼蠅一起打”的雷霆出擊、“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的鏗鏘有力、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求真務實，正是最大範圍凝聚改革力量之舉。3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一路走來成就“富裕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35年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承擔着改革攻堅的重要使命，一路前行建設“富強中國”，共圓偉大復興之夢。上世紀90年代初，當蘇聯、東歐發生鉅變之後，鄧小平不是讓改革停下腳步，相反卻加快推進改革，“南巡講話”把改革開放推向新的高潮，中國經濟出現了持續的快速增長。如今，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進入了攻堅階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變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激發中國變革新活力，再啓中國增長強動力，升級中國經濟硬實力，同心共築中國夢，我們充滿期待。

實踐證明，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中國的未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號角已經吹起，讓我們以更大的勇氣去繼續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與模式，以更堅定的信心去踐行改革開放的理念，用新的姿態迎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 ^[2] 

習近平同志圍繞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一系列精闢論述，深刻回答了為什麼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樣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特別是站在時代高度，對改革進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論思考，將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理論的系統探索推向了新的高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下述十個論點。

兩個“關鍵一招”。“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100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這一重要論述揭示了改革開放在當代中國發展中的決定性意義和關鍵性意義。

回顧歷史，改革開放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命運。正是我們黨深刻總結改革開放前30年曆史經驗教訓，實現了改革開放這一次偉大覺醒，打出了改革開放這“關鍵一招”，才讓中國人空前之近地迎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國夢的曙光。展望未來，改革開放更決定着民族復興的前途命運。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靠什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鄧小平同志強調改革開放的基礎性意義，他曾指出：“改革的意義，是為下一個十年和下世紀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續發展的基礎。”習近平同志則強調改革開放是“關鍵一招”，進一步提升了改革開放對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意義。

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鉅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幹下去，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是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對改革開放持久性的時態規律作出的科學結論。

“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論述，將中國共產黨關於改革開放的長期性認識發展為持久性認識。強調改革的持久性，既是對歷史實踐的總結，也是對未來奮鬥的期許，它是對國內外圍繞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變的疑慮作出“永遠不會變”的肯定回答，是對社會上的種種模糊認識作出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永遠不會停滯”的鄭重表態。這一論斷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展示了黨中央深謀遠慮、責任擔當和繼續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的堅定信念，勾畫出了中華民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黨的事業繼往開來、薪火相傳、與時俱進的壯闊前景。

3、改革定力論：

明確政治定位。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同志關於明確改革政治定位和保持戰略定力的論述，為我們在紛繁複雜的形勢下推進改革指明瞭政治遵循。

習近平同志關於改革戰略定力的論述，內容十分豐富，一是“兩個死路一條”的論斷，即不實行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二是“兩個保持”的要求，即“保持戰略定力，保持政治堅定性”；三是“兩個防止”的警示，即“不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建立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習近平同志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後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兩個半程”的論述具有深邃的歷史和戰略眼光，闡明瞭建立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一改革新的歷史任務和長遠戰略目標，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方位。

習近平同志關於改革新的歷史任務的論述，一是提出了制度現代化任務，豐富了現代化的內涵。過去講的現代化，主要內涵是“四個現代化”。習近平同志鮮明地提出制度現代化任務，這是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昇華，標註了中國現代化的新高度。二是闡明瞭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任務，即建立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1992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用30年的時間，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今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形成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從主觀上看，我們具備了這樣的實踐經驗基礎；從客觀上看，這是改革進程向前拓展的必然要求。把建立完備的制度體系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任務，表明我們黨對改革任務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同志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提出，不僅豐富和深化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更重要的是闡明瞭改革的性質和根本任務，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抓手和總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改革根本方向與根本路徑的有機統一。“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改革的根本路徑。黨的十八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與制度“三足鼎立”的格局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佈局，標誌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形成，這是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果，下一步要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路徑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充分説明，只有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只有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不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才能妥善應對和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問題，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斷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是一個國家有序運行、健康發展、持續上升的重要條件，現代社會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有着時代的內涵和要求。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是西方模式的簡單照搬，而是要按照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要求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治理體系”不是獨立體系，而是黨的執政體系、國家管理制度體系、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理體系。

6、改革特徵論：

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習近平同志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的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性特徵。

從習近平同志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全面深化改革相對於前35年改革的幾個階段性特徵。一是“統籌”，即不是單個領域體制的調整和修補，而是各個方面體制與制度的深度革新，是全方位的改革和改進。二是“系統”，即不是各個領域體制改革的單向推進，而是各領域、各層次、各環節改革的系統推進。三是“集成”，即不是止步於改進體制機制，而是要着眼於制度聚合與集成，形成總體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

尊重改革規律。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在不斷實踐探索中前進”。“必須從紛繁複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這些論述，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論的重要遵循。

習近平同志關於改革方法論的論述十分豐富，包括強調在總體方法上注重改革“三性”，即“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強調在思想方法上要處理好“五個關係”，即“處理好思想解放與實事求是的關係、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的關係、頂層設計與摸着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大與步子穩的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強調在推進方法上要處理好政策“五大關係”，即把握好“整體政策安排與某一具體政策的關係、系統政策鏈條與某一政策的關係、政策頂層設計與政策分層對接的關係、政策統一性與政策差異性的關係、長期性政策與階段性政策的關係”。

8、改革推進論：

有序推進“五要”。習近平同志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樹立“五要”新思維，即要正確推進改革，要準確推進改革，要有序推進改革，要協調推進改革，要自覺維護中央大政方針的統一性嚴肅性。這一重要論述，進一步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向、優先順序、推進時機等基本原則，對於確保正確、準確、有序、穩妥推進改革，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五要”新思維繼承和發展了黨的改革推進理論。一方面，明確了改革推進的方向性、穩妥性、有序性、耦合性、嚴肅性。改革不僅要注重思想方法、設計方法、操作方法，還要注重推進方法，這是全面深化改革階段性特徵轉換的必然要求。“五要”新思維進一步明確了改革的聚焦點、時間點、立足點、關聯點，實現了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指引、力度掌控、順序理清、重點把握、能動性發揮的有機統一。另一方面，有助於形成自上而下、頂層設計、部門協調、高層推動的改革推進體系。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自上而下設計和推進落實的過程。正確、準確推進改革，是自上而下、頂層設計的改革要求的體現；協調推進改革，是實現改革最大綜合效益的重要保障；自覺維護中央大政方針的統一性嚴肅性，是改革的基本遵循。這五個方面，既注重發揮部門和地方改革的創造性、積極性，又堅定了改革的方向性、原則性，構成一套縝密的改革推進體系。

黨的領導與改革合力。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必須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進。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黨的領導的統一，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開放。”這一論述深刻闡明，只有在加強黨的領導和緊緊依靠人民相結合的情況下，才能形成強大的改革動力，打贏全面深化改革這場攻堅戰。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建立更高層面的領導機制。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就是為了更好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保證改革順利推進和各項改革任務落實。這既説明領導力度是空前的，也表明我們黨已經形成了新的改革領導體制。當今中國正在加速轉型，在經濟多元、利益多樣的前提下，黨的執政環境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全面深化改革要最大限度集中羣眾智慧，把黨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團結起來，把國內外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充分調動起來，匯合成推進改革開放的強大力量。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以最大公約數的思想方法研究問題、解決問題，聚合眾力、融合眾智，就將形成強大的改革合力和持久的改革動力。

10、改革擔當論：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面臨的矛盾越多、難度越大，越要堅定與時俱進、攻堅克難的信心，越要有進取意識、進取精神、進取毅力，越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全面深化改革，啃硬骨頭、涉險灘，更需要領導幹部敢於擔當，尤其要牢固樹立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識。”習近平同志關於改革擔當的這些論述，向全黨指明瞭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責任，向全社會表明了我們黨迎接改革攻堅“大考”的堅強決心，藴含着激勵改革信心和勇氣的強大能量。 ^[3]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1]  。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緊緊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建等六大改革主線，涵蓋15個領域、包括60個具體任務。《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a、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b、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a、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

b、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

c、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d、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

e、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a、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

b、理順部門職責關係。積極穩妥實施大部門制。

c、優化行政區劃設置，有條件的地方探索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

a、建立規範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

b、增加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

b、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消費税徵收範圍。

c、加快房地產税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加快資源税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税。

d、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a、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

b、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

c、保障農民工同工同酬，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d、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户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a、在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

b、支持內陸城市增開國際客貨運航線，發展多式聯運。

c、允許沿邊重點口岸、邊境城市、經濟合作區在人員往來、加工物流、旅遊等方面實行特殊方式和政策。

d、擴大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開放合作。

a、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提高立法質量，防止地方保護和部門利益法制化。

b、加強人大預算決算審查監督、國有資產監督職能。落實税收法定原則。

c、發展基層民主，健全基層選舉、議事、公開、述職、問責等機制。

a、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完善規範性文件、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

b、減少行政執法層級，加強食品藥品、安全生產、環境保護、勞動保障、海域海島等重點領域基層執法力量。理順城管執法體制，提高執法和服務水平。

c、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

d、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

e、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a、加強和改進對主要領導幹部行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b、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

c、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

d、規範並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實行官邸制，官員任期內居住無產權。

核心表述：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

a、建立黨委和政府監管國有文化資產的管理機構，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

b、健全網絡突發事件處置機制，整合新聞媒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推動新聞發佈制度化。

c、嚴格新聞工作者職業資格制度，重視新型媒介運用和管理，規範傳播秩序。

d、降低社會資本進入門檻，允許參與對外出版、網絡出版。允許製作和出版、製作和播出分開。

a、實行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和校長教師交流輪崗，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破解擇校難題，標本兼治減輕學生課業負擔。

b、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

c、探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

d、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津貼補貼制度，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增長機制。

e、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

f、取消以藥補醫，理順醫藥價格。允許醫師多點執業，允許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範圍。

g、啓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a、改革信訪工作制度，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

b、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

c、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a、對限制開發區域和生態脆弱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取消地區生產總值考核。

b、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幹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

c、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

d、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a、調整改善軍兵種比例、官兵比例、部隊與機關比例，減少非戰鬥機構和人員。

b、優化武裝警察部隊力量結構和指揮管理體制。

c、深化預算管理、集中收付、物資採購和軍人醫療、保險、住房保障等制度改革。

d、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

a、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b、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職級與待遇掛鈎制度，完善基層公務員錄用制度，在艱苦邊遠地區適當降低進入門檻。

c、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的關係，正確對待利益格局調整。 ^[4]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1]  。

2019年1月2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他強調，要對標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繼續打硬仗，啃硬骨頭，確保幹一件成一件，為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任務打下決定性基礎。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