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西化論

戊戌變法時期，維新志士樊錐要求改革，提出從繁禮細故到大政鴻法，“唯泰西是效”的觀點。辛亥革命時期，鄒容設計了民主共和國的政治方案，要求“悉準美國辦理”。辛亥革命後，胡適表示：“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胡適留學日記》)。這是在五四運動前後一些青年學生關於中國前途的一種思考和選擇。30年代初，在中國文化出路的討論中，胡適、陳序經等人全面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當時在廣州、北平等地,以《廣州民國日報》、《獨立評論》等刊物為陣地，就全盤西化問題展開討論。

“全盤西化”一詞，是陳序經在討論中首先概括出來的。他寫有《中國文化的出路》、《中國西化觀》等多種著作,認為中國“樣樣都不如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發展的方向;中國已經走上了西化道路,不能不朝西化的方向繼續邁進；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力──個人主義能夠救中國。他的結論是“徹底的全盤西洋化”的辦法，是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

胡適的觀點與陳序經有所不同，其全盤西化觀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他的思想基礎是崇洋親美思想和民族自卑論，認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論學近著·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他甚至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同前)。他的理論根據是實用主義和世界主義，認為有用即真理，反對“狹義的國家主義”(即民族主義)，提倡“世界的國家主義”(即世界主義)。他認為中國不能革命，也沒有資格革命，只能進行一點一滴的改良，實行全盤西化。胡適的全盤西化實際上是要全盤美國化，其實質是要在中國建立共和國，走民主道路。

以胡適、陳序經為代表的全盤西化論，批評了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衝擊了國粹主義思潮，介紹了西方文明和科學、民主、自由思想，具有反對愚昧、反對獨裁專制的進步作用。但是，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方法論上來説，全盤西化論都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外國再好的東西也必須與本民族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經過消化吸收，有所創新，才能實現，才有生命力。胡適等人不考慮中國的國情和近代社會的性質，以高談闊論來對待近代中國的出路問題，必然誤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