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黨

在歷史上，最早提出建立“全民黨”的是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全民黨”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理論的基本觀點。19世紀60年代末，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相繼誕生了獨立的工人政黨，它們大都稱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黨。

19世紀7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蘇黎世“三人團”（因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斯坦聯名發表《德國社會主義的運動》而得名）鼓吹“黨應當不是片面的工人黨”，而應該成為“‘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的全面的黨”，這是“全民黨”的最初提法。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經過相對“和平”發展時期，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產階級的策略也有所改變，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成為可能。國際工人運動內部發生分裂，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義相繼出現。他們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通過合法鬥爭和改良主義道路，實現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告成立。但由於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沒有制定出黨綱和黨章，俄國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團體並沒有真正成為一個統一的政黨。

在1889到1902年期間，俄國羣眾的自發鬥爭不斷高漲，波瀾壯闊的羣眾運動迫切要求有一個集中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而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卻處於混亂、分散和動搖的狀態。

俄國工人運動內部的某些社會主義派別就把黨同階級混為一談，甚至主張每一個罷工者，每個示威者，每個教授、中學生都有權宣佈自己是黨員，認為黨員的稱號散佈得越廣越好。列寧在批駁這些錯誤觀點時，提出了工人階級政黨應當是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原則。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連工會都不能包括整個工人階級，何況黨組織。

他也堅決反對把黨和羣眾混為一談，指出，“把作為工人階級先進部隊的黨和整個階級混淆起來，顯然是絕對不行的”（《列寧選集》中文第3版，第1卷，473頁），如果把黨擴大到每個參加工人運動的“罷工者”或每個靠近黨、同情黨的人，就必然會把黨降低到一般羣眾的水平，改變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由於修正主義思想的泛濫，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紛紛墮落為社會沙文主義者。在黨的建設上，伯恩斯坦就曾要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叫嚷黨不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成為“和平的黨”、“民族的黨”、“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同它們實行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決裂，拋棄了被它們玷污和敗壞了的“社會民主黨人”這個稱號，恢復了共產黨人這個稱號。而社會民主黨右翼和中派則堅持反對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立場，主張取消黨的階級性和先進性，使黨成為具有“人民性”、“民族性”的改良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民主黨徹底脱離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民主社會主義”成了國際社會民主黨激烈反對現實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綱領。1951年，各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在德國法蘭克福成立了社會黨國際，通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和任務》的綱領，繼承了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基本理論，公開用民主社會主義對抗科學社會主義。在黨的性質上，社會黨公開否定黨的階級屬性，不承認自己是無產階級政黨，宣佈自己代表“全人類的利益”，是“容納一切人的黨”，不再堅持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綱領》正式宣佈：“社會民主黨已經從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政黨”。接着，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都先後改成了“全民黨”、“人民黨”、“民族的黨”、“羣眾的黨”、“領薪者的黨”等等。

20世紀50年代，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也開始強調共產黨是“全民黨”、“羣眾黨”、“同胞黨”和“民族黨”，否定黨的階級性和先進性。1961年，在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公開打出了改變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旗號。他宣佈用所謂“全民黨”來代替無產階級政黨。蘇共綱領説：“由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由於蘇維埃社會的一致的加強，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已經變成蘇聯人民的先鋒隊，成了全體人民的黨”。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聲稱，蘇共已經“成為全民政治組織”。赫魯曉夫提出全民黨的目標後，遭到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反對。為此，在1963年7月的中蘇兩黨會談中和蘇聯報刊上，赫魯曉夫再次論證了把蘇聯共產黨建成全民黨的幾條理由。赫魯曉夫説，把蘇聯共產黨改變成為“全民黨”，是由於：第一，蘇聯共產黨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第二，全體人民接受了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工人階級的目標——建成共產主義——已經成為全民的目標。第三，蘇共的隊伍是由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組成的，蘇共在自己的隊伍裏聯合着全國一百多個民族和部族的代表。第四，黨的活動的民主方法也符合黨的全民性質。

戈爾巴喬夫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上台後，堅持“黨本身要進行改革”。1988年，在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把他的新思維概括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並要求把它作為蘇共的目標。這樣，就形成了新的基本理論和指導思想，即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個理論徹底地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1990年蘇共2月中央全會以及蘇共28大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寫進了蘇共綱領，宣佈“蘇共的目標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而不再是共產主義。從此，改革發生了質的變化。根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理論，蘇共28大決定“結束意識形態壟斷”，實行“議會民主制”和“市場經濟”，允許“各種所有制自由平等發展”。在黨內“拋棄與全民和全人類價值相對立的階級立場”，以使黨真正成為全民黨；取消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改掉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

進入20世紀90年代，伴隨着蘇東劇變，原蘇聯東歐國家在進行政黨制度變革中，有許多政黨宣稱自己要建立“全民黨”。東歐一些共產黨相繼正式改名為“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宣佈拋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道路，拋棄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拋棄黨的理想——共產主義，拋棄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拋棄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條件。

世紀之交，在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影響下，西方國家的社會階級結構、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平運動、生態運動、人權運動、女權運動等新的社會運動正在蓬勃興起，黨魁黨、階級政黨、團體性政黨等傳統政黨逐漸向所謂“全民化”方向發展。西方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在組織制度、政治綱領等方面進行改革後，其成員構成極其複雜，沒有固定的社會階層，過去鮮明的階級特色逐漸消失，“全民化”趨勢明顯。這不僅僅是西歐左翼政黨的一種競選戰略，而且體現了一種思想觀念的變化，是傳統政黨試圖迎合新時代的利益多元化發展趨勢的反映，這在西方具有普遍性，是政黨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現象。同時，西歐各國各類政黨都在尋找新的發揮作用的途徑，它們的政策調整也有其實務性，即着眼於國內，以本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事務為重點，政策靈活務實。這一特點表明，政黨政治的興奮點已經從過去單一的政治鬥爭目標拓寬到經濟社會發展這些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上，政治與經濟並重，政黨作用發揮的空間比以前更為廣大，政黨的“全民化”傾向化以前更濃了。

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告訴我們，政黨和國家一樣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一切政黨，都是具有階級性的。黨性是階級性的集中表現。從來沒有什麼非階級的、超階級的政黨，從來就不存在什麼不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所謂“全民黨”。

從概念上看，“全民黨”(All Peoples Party-APP)這個提法本身是不成立的。首先，我們從“黨”這個概念來看。在西方，Party（黨）是由Part（部分）演變而來的，來源於拉丁文的Pars，意思是部分而非全體，故“黨”與“派”(faction、gang)大抵相同，最初都是指一部分意見或利害相同的人的結合，其所作所為，無非是黨同伐異，這和我國曆史上“朋黨”概念的意思是一致的。其次，我們再從“政黨”這個概論來看，政黨是部分政治主張相同的人所結合的團體。從理論上講，如果在全體國民中，每個人對政治問題的意見完全一致，則無結合政黨之必要，相反，如果每個人對政治問題的意見都不一致，亦無結合政黨的可能。所以政黨必須是部分對政治有興趣，而且政治主張相同的人所結合的團體。“全民”和“政黨”這兩個詞是聯繫不到一起的，“全民黨”這個提法是不能成立的。

從政黨屬性來看，“全民黨”理論不符合政黨的本質屬性。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説告訴我們：政黨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任何政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階級基礎之上，反映一定階級的本質特徵，體現一定階級的意志和利益以實現其階級經濟和政治理想為奮鬥目標的，因而都是階級的政黨。只要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政黨就一定是階級的政黨。恩格斯指出：“階級對立，……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192頁）。列寧指出：“羣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在通常的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列寧選集》中文第3版，第4卷，151頁）。這表明，政黨是階級的一部分，又是階級的政治核心，組織者和領導者。階級性是政黨的本質屬性，一旦階級消滅，政黨就不存在了，共產黨也不例外。政黨的消亡是與階級消亡相聯繫的。“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1468頁）。因此，有階級，就談不上是全民黨；如果是全民的，政黨就會消亡，所謂超階級的“全民黨”是根本不存在的。

從政黨的指導思想看，主張政黨指導思想多元化的依據也是不對的。世界各國政黨政治發展歷史證明，任何一個政黨，必須有自己獨特的理論主張或指導思想。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就沒有思想靈魂，就會迷失前進的方向，就會歸於失敗。從政黨政治的發展來看，政黨原來就是一批有主張有理想有政治目標者組成的政治集團。因此，政黨應該有其主義作為指導。孫中山先生曾説，“政黨以主義而成立”。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23頁）“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380頁。轉引自《斯大林選集》上卷，200頁）一個政黨如果不標明其理想與主義，則必然趨炎附勢，見風使舵。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的政黨都十分明確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都特別注重強化自己的意識形態。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來看，馬克思主義始終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偉大旗幟。恩格斯指出：“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觀點作為理論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39～40頁）這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就是馬克思主義。蘇聯共產黨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用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改變了“主義”，搞亂了共產黨內部的思想意識，使黨喪失了先進性和凝聚力。正因為如此，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看一個政黨是否先進，是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主要應看它的理論和綱領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正因為如此，江澤民同志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因為沒有正確的理論基礎和思想靈魂而迷失方向，就會歸於失敗。”（江澤民：《論“三個代表”》，165頁）

從政黨發展史看，自政黨產生以來，從來就沒有什麼真正的全民黨。當今世界，由於階級並沒有消滅，因而沒有真正的全民黨，但有自稱是全民性質的政黨，也有把政黨名稱叫做“全民黨”的政黨。如1962年成立的“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黨”在1989年召開的“五大”上改名為“全民黨”。該黨之所以更名為全民黨，是因為根據莫桑比克政黨法規定：各黨派必須遵循維護國家統一、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和鞏固莫桑比克民主三項原則，各政黨必須具有全國性質，不得以個別地區、部落、宗教為基礎；必須有利於國家的和平與穩定，不得謀求通過暴力改變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秩序；不得搞分裂主義；每省至少有100名黨員方能登記，其總部必須設在首都。因此，所謂莫桑比克全民黨，實際上只是相對於地區性政黨而言的全國性的政黨，類似於西歐社會民主黨。此外，尼日利亞第二大黨——全民黨，實際上是一個地區性的政黨，因為主要成員來自西部約魯巴族聚居地區。此外，還有加納全民黨，也只是一個全國性的政黨。

在評析“全民黨”思潮時，還有兩點我們是必須明確的：第一，明確黨的階級性和允許不同階層出身的人加入黨組織是兩回事。無產階級政黨，除了工人階級出身的黨員以外，還包括其他階級出身的黨員。這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並不是作為其他階級的代表來參加黨的。他們從入黨的第一天起，就必須拋棄他們原來的階級立場，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説過，如果有其他階級中的這種人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那麼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餘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有人説，把社會各階層的優秀分子都吸收到黨內，就意味着把我們黨變成了“全民黨”。這種説法是站不住腳的，不能把面向社會各階層吸收黨員和“全民黨”等同起來。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黨就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持“熱烈歡迎的態度，向他們開門”。我們通常把社會民主黨叫做“全民黨”，主要不是因為社會民主黨向社會各階層開放，而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為了把選民羣眾吸引到自己身邊，贏得更多的選票，強調任何人不分世界觀，不分宗教信仰，只要願意，都可以成為黨員。擴大黨的羣眾基礎，並不等於社會各階層和羣體的人都可以入黨，就如同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並不等於所有工人都可以成為黨員一樣。我們要吸收的是這些階層和羣體中的優秀分子。這和所謂的“全民黨”毫無干係。第二，黨的先進性和黨的社會基礎的廣泛性既有聯繫，但也有區別。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我們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有人據此認為，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因此，也就自然變成的“全民黨”。這是曲解了黨的先進性和黨的社會基礎的廣泛的關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表明，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在執政過程中，必須始終保持自己的先進性，但同時必須擴大自己的羣眾基礎，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力。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這個先進性本身就要求黨同時成為最廣大人民羣眾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通過代表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來擴大自己的羣眾基礎。也只有真正做到這一點，即做到先進性與廣泛性相統一，黨才真正有資格成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由於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負着領導全國人民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使命，因此，中國共產黨起着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黨的性質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致的，但黨的性質並不是“全民的”。也正因為如此，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強調：“我們黨必須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全民黨”的依據也是不對的。有的主張將中國共產黨更名為“全民黨”，其中一個理由是：伴隨着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它的對立面——工人階級也就隨之消亡了，因此中國共產黨再宣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就沒有必要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説告訴我們：從歷史發展的規律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同時產生和發展的，但不能因此簡單地理解為這兩個對抗階級一定同時消滅。資產階級由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行剝奪或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失去其佔有的生產資料而被消滅，無產階級則將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隨着階級差別的消失而消亡。當前，我國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工人階級隊伍在數量上、質量上和內部結構上都發生了變化，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不斷髮展。同時，我們還必須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矛盾雖然不是主要矛盾，但階級矛盾依然存在，有時還可能激化。因此，主張建立“全民黨”的依據是站不住腳的。

世界政黨史的全部經驗，包括蘇共所謂“全民黨”的破產，反覆證明，只有全國性的政黨（相對於地區性政黨而言）、國際性的政黨（相對於民族政黨而言）和自稱為“全民黨”的政黨（實質是階級性的政黨或民族性的政黨），而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全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