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生增長理論

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範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着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⑴隨着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⑵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⑶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説，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着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着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儘管財政經濟學家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繫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税收的負效應、累進税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税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説，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量決定的，這些內生變量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 ^[1]  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1993,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1991,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説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1997,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説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説）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着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隨着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着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税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它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儘管還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還是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儘管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量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經濟學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緻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並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於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幹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幹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閒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於閒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繫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幹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着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於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係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於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於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並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於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係（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於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基於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佔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並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於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係，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着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迴程度，並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迴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迴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並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於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繫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裏，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侷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裏，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着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着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着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着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着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着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税收、平等、金融進步、長週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迴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量，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量，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迴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於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係，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後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於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對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着很強的關聯關係，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着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麼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於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並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着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後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後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於其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並不存在對於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説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於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儘管這些成果之間對於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衝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係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税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税收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後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從九十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如對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面臨着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變量的獨立性（模型的檢驗假設了數據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變量之是相互影響的，獨立性無法保證）；數據基於模型所進行的選擇性，這種選擇忽略了增長過程而注重增長的結果；數據的隨機性與變量的隨機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隨機變量，但現實中的數據卻是各種隨機衝擊的後果。但是，90年代在估計方法（如對於Barro型迴歸的突破）、變量的調整（如多國的長時期數據，見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對於教育數據的調整，見Barro and Lee（1998））、數據的調整（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對於民主與增長關係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另一方向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量、對變量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