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記

《內戰記》記載了公元前49年到前45年間，愷撒與龐培和元老院聯合勢力的戰爭。分為3卷。內容上依次描述了：愷撒挺進意大利與龐培離開意大利到希臘，愷撒回攻西班牙與庫里奧征戰北非，愷撒進軍希臘與法薩盧戰役，龐培逃至埃及被殺與亞歷山大里亞戰役，掃清阿非利加、西班牙等地龐培餘黨的戰役。

愷撒挺進意大利與龐培離開意大利到希臘。公元前49年1月10日夜，愷撒率軍越過盧比孔河，迅速向中部意大利推進。在阿里米弩姆，愷撒接見了從羅馬逃出來的保民官庫里奧和安東尼，然後繼續挺進，攻佔科菲尼鳥姆，沿途城鎮紛紛望風而歸。龐培得報後，離開羅馬前往布隆迪西烏姆，愷撒率兵追趕至海邊，這期間，愷撒兩次派使者（或是龐培的降將）帶口信給龐培，希望能與龐培和談，愷撒在口信中説到，“只因龐培至今還沒有給他會談的機會，他本人現在在趕往布隆迪西鳥姆的途中，必須要和龐培會談一次，這對於國家、對於他們之間的共同安全，都很有關係”，而得到的答覆卻是“由於執政官們不在，沒有他們，不可能達成任何和解條件。”顯然，龐培在元老院的支持下無心與愷撒議和。雙方在亦和亦戰的情況下陷入僵持，龐培於是率領部下離開布隆迪西鳥姆，前往希臘，以集中優勢兵力與愷撒決戰。

愷撒回攻西班牙與庫里奧征戰北非。龐培在開往巴爾幹的同時，派遣維布利鳥斯魯孚斯到西班牙，會同龐培副將阿弗拉尼鳥斯、佩特雷尤斯一起共同對付愷撒。愷撒在伊萊爾達和馬西利亞經過頑強的戰鬥，擊敗龐培在西班牙的主力。當時海上已被龐培封鎖，庫里奧為愷撒利益攻佔西西里島，進而以此為基地征戰北非，庫里奧雖然勇猛，但是過於輕敵冒進，在地形極為不利的情況下與敵人決戰，最終庫里奧全軍覆沒，未能攻取阿非利加。

愷撒進軍希臘與法薩盧戰役。愷撒回到羅馬簡單地安排一些事務之後，率軍前往布隆迪西鳥姆，準備進軍希臘。此時，龐培的主力已經全部在希臘集結。雙方在法薩盧地區對峙。公元前48年8月9日，愷撒憑藉他高超的指揮技巧以及愷撒軍隊的英勇戰鬥，在法薩盧決戰中一舉擊潰龐培主力。

龐培逃至埃及被殺與亞歷山大里亞戰役。法薩盧戰敗後，龐培基於以往同埃及前一任國王的交情，選擇逃往埃及。而此時的埃及正處於內亂，年幼的國王托勒密十三世以巨大的兵力在和自己的姐姐克里奧帕特拉作戰。龐培的到來使埃及王公們感到恐懼，於是他們陰謀設計引誘龐培到一艘小船上將其殺死。愷撒沿亞細亞一路追趕龐培至埃及，他的到來再次引發年幼國王和攝政大臣們的恐懼和敵視，而愷撒本身也不傾向於扶植年幼的托勒密，終於亞歷山大里亞戰役爆發。愷撒把他的所有艦隊都從羅得島和敍利亞、西里西亞召了來，並且到克里特去徵集弓箭手，到納巴泰伊國王馬爾庫斯那邊去索取騎兵，又命令到各地徵集作戰機械、發運糧草，調集援軍。最後在亞歷山大里亞戰役中擊敗埃及軍隊，將克里奧帕特拉扶上女王寶座。

掃清阿非利加、西班牙等地龐培餘黨的戰役。安排好埃及、敍利亞的事務後，愷撒航向阿非利加一一庫里奧戰敗的地方。公元前46年的塔普蘇斯之役，小加圖自殺，西庇阿等龐培餘黨也相繼被殺。平定阿非利加之後愷撒返回羅馬，得知龐培的兒子在西班牙發動叛亂，愷撒旋即進軍西班牙，公元前45年，孟達戰役爆發，愷撒獲勝，小格列烏斯·龐培被殺，至此，大規模內戰基本結束。 ^[4] 

《內戰記》記述了從公元前49年到公元前48年愷撒與宿敵龐培的決定性戰爭。龐培佔盡先機，不可一世，步步緊逼。愷撒卻堅持和談為先，爭取輿論和民心。本書平淡樸實的文字具有很強的説服力，囉嗦的語句背後藴含無限深意。

龐培青年時代起就已叱吒沙場，光耀政壇，愷撒則在隱忍中穩紮穩打。內戰在即，愷撒做事不守禮法，出兵不按常理，閃電般的進攻打亂了龐培所有的計劃。雙雄爭霸的決勝時刻，是兩大軍事天才戰略思維的激烈碰撞，留給後人的是成敗得失的無盡感慨。 ^[10] 

公元前49年爆發了愷撒與龐培和元老院的聯合勢力之間的內戰，內戰的勝利將愷撒的政治生涯推向了頂峯。內戰的爆發既有深刻的社會背景，也有具體的政治和人物方面的背景。

內戰有它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主要是由於一兩個世紀以來，羅馬的奴隸制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它的國家體制卻沒能與時俱進。愷撒所處的時代，自格拉古兄弟改革以來，經歷了馬略軍事改革、蘇拉獨裁、喀提林陰謀等一系列內部政治鬥爭，社會矛盾凸顯並迅速激化，羅馬社會的貧富分化更加嚴重，小農階層大量破產，遊民四處流竄，傳統的公民兵制已不復存在，共和制統治的根基動搖，危機四伏。先後爆發了同盟者戰爭和斯巴達克斯奴隸大起義。這一時期，元老院已墮落為派別之爭的政治工具。馬略（Marius）和蘇拉（Sulla）為了爭奪羅馬的主導權而兵戎相見，暴力衝突充斥着羅馬的內部政治鬥爭。隨着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共和制統治已陷入重重危機之中。與此同時，為了解決羅馬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奴隸主階級中的所謂民主派和貴族共和派分別代表要求改革和反對改革的兩種勢力，正在展開着歷時百年的激烈鬥爭。而爆發在公元前49年的愷撒和龐培間的內戰，就是這兩種勢力的總決戰和總清算。

內戰爆發的直接導火線是愷撒的職位繼承問題。愷撒的高盧行省長官職位，根據《瓦提尼烏斯法案》，原任期五年，即從公元前59年3月1日到前54年2月底。公元前55年的《特雷博尼鳥斯法》又將任期延長五年，即從公元前54年3月1日延長到公元前49年2月底。愷撒任期屆滿之後該怎麼辦？高盧戰爭後半期，三頭同盟已經解體，而在元老院，以馬爾庫斯·加圖和克勞狄烏斯·馬爾克盧斯等人為首的貴族共和派，定然會利用這機會來陷害他，主要辦法是利用一些他在行省的違法行為在法庭指控他，輕則被流放，重則有不測之禍。然而羅馬的法律規定現任官員不受控告，所以愷撒認為，他只有以現任官員的身份回到羅馬，才可避免受到陷害。因而對於愷撒來講，最理想的事情就是他在高盧任期結束之後，馬上當選為公元前48年的執政官。

鑑於羅馬的法律規定，參加執政官競選的人必須在選舉前親身到主持選舉的官員那邊去報名登記，愷撒身在高盧，自然不能親自到羅馬去登記，這樣根本不可能當選。對於這一點，愷撒本來早就做好準備，公元前56年他和龐培、克拉蘇在路卡會議使，三方就已經約定愷撒在公元前48年回羅馬去擔任執政官，這意味着允許愷撒可以免去親身赴羅馬登記這一手續。這一協議直到公元前52年，才由十位保民官聯名提出允許愷撒免除親身競選的法律草案。當時龐培還沒有下定決心反對愷撒，便讓這條法律通過了。但是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龐培在加圖一夥人的擁戴下，擔任了無同僚的執政官，在他的建議下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其中就有一條法律重申過去的《選舉法》，規定競選者必須在競選之前親身到場登記參加競選，這意味着龐培與愷撒公然反目。終於愷撒斬釘截鐵地宣佈：“色子擲出去了！”（意為大局已定），遂率師越過盧比孔河（羅馬內地非軍事區的邊界）。這一行動宣告了內戰的正式爆發。

愷撒冷靜地分析了形勢，決定發揮他慣用的“出其不意，先發制人”的策略，帶着身邊僅有的5000人隊伍於1月10日越過意大利和北意行省的界河一一盧比孔河，冒險向羅馬城進發。愷撒軍隊以快捷的出擊和嚴明的紀律，一路所向披靡，向羅馬城步步緊逼。沿途居民城鎮紛紛望風而歸。龐培和元老院因為措手不及而臨陣大亂、狼狽不堪。公元前49年1月18日，龐培隨同一批元老及兩名執政官倉皇逃離羅馬城，退往意大利南部的布隆迪基烏姆，準備從這裏渡海去希臘。到這一年的3月17日，龐培及其部下撤出意大利，開往希臘半島集結部隊。龐培到東方後，意大利的糧食供應受到威脅，愷撒派遣庫里奧奪取了盛產小麥的西西里島，進而攻佔北非。愷撒回師西班牙，經過40天的戰鬥，擊敗龐培在西班牙的軍隊。公元前48年6月，愷撒率大軍返回羅馬後，決定進軍希臘，與龐培決戰。終於在希臘境內的色薩利平原上，爆發了羅馬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內戰一一法薩盧戰役。法薩盧決戰愷撒獲勝，龐培逃至埃及被殺。愷撒追趕龐培來到埃及，把克里奧帕特拉（即埃及豔后）扶上女王寶座。接下來，他又相繼消滅了龐培在東方行省、阿非利加行省的餘黨。公元前47年春天，愷撒離開羅馬向南西班牙進軍。孟達戰役中，龐培的兒子格奈烏斯·龐培被俘，不久被殺。至此，凱撒時代的大規模內戰基本結束。

內戰的獲勝將愷撒的政治生涯推向了頂峯。當選獨裁官的愷撒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元老院，向行省居民授予羅馬公民權，擴建殖民地，制定人口政策，增加高級官吏人數，改革行省官制，遣散無業遊民，改革幣制與曆法，減免利息。愷撒改革是羅馬共和國末期的一次政治和經濟革命，其改革措施都是針對羅馬社會當時面臨的政治與經濟領域所急需解決的諸多現實問題。 ^[4] 

《內戰記》大約完成於公元前45年蒙達之役之後。當時遍及古羅馬共和國全境的戰爭雖已結束，但大規模的重建工作還千頭萬緒，工作繁雜。愷撒必須經常參加元老院的有關會議，親自制定和實施有關決議，恢復因戰爭而中止的各種事務；同時他還要經常召開公民大會，組織城市平民的各種娛樂活動。然而，繁忙的國務活動並沒有使他放棄或忽略《內戰記》的寫作，相反他十分重視這項工作。這顯然有着明確的政治目的。儘管愷撒在《內戰記》裏沒有明確説出，但讀者還是能從它的字裏行間清楚地看到。 ^[2] 

愷撒的《內戰記》一共三卷。敍述了兩年的歷史，即從公元前49年1月的政治鬥爭到公元前48年的11月。大約寫於公元前48年或者前47年。它的寫作目的顯而易見，其中不乏歸罪於內戰對手和為自己的派系辯護的內容。

《內戰記》是一部赤裸裸的為自己發動內戰的辯護之作。同時，愷撒的寫作也反映了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局勢給史學帶來的轉變，即歷史寫作不再有古典共和國時期的活力與張力，它成為派系和個人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攻擊對手、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場所。歷史學家把關注的焦點放在現實上面，從自身的經歷出發，寫下了反映動盪時代的不同話題的著作。 ^[5] 

第一，推卸自己發動內戰的責任，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龐培和愷撒之間那場空前的內戰給羅馬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戰爭使無數戰士死於疆場，使無數家庭慘遭不幸。監察官在公元前45年進行的公民調查表明：羅馬因這場戰爭幾乎損失了一半公民，僅羅馬城就由戰前的32萬減少到15萬，足足損失了17萬之多。由此可見戰爭的殘酷程度。由於大量青壯年從軍作戰，使原先由他們耕種的土地因缺乏勞動力而荒蕪。有錢的奴隸主乘機兼併土地，把戰士的家屬逐出家園。此外，戰爭還使正常的商業活動被迫停頓，商船被徵用，物品遭搶劫，那些從事這些工作的公民紛紛流落街頭。而在內戰中受害最重的還要數行省地區。交戰雙方為了獲取更多的東西為軍隊服務，都向行省居民敲詐勒索，搜刮錢財。龐培派西庇阿對帕加馬行省的搜刮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據記載，“他們不但用最兇殘的勒索手段榨取錢財，而且還想出各種各樣的剝削方法來滿足他們的貪慾。捐税加到了每一個奴隸和兒童頭上，屋柱、門户、糧食、士兵、武器、劃手、弩機和運輸船，無一不在索需之列。不論哪一種徵發，只要能找到一個名目，就可以用作斂錢的足夠理由。不但城市，幾乎連村莊和堡壘，也都派一個手持軍令的催税人。”兩年的內戰以及與此同時將領們對行省的搜刮，不但給行省人民帶來了巨大的不幸，而且也嚴重地破壞了行省的經濟。城市因税收而債台高築，鄉村因戰亂而田地荒蕪，內戰幾乎把行省搞到了山窮水盡、財盡民困的地步。

所有這些都嚴重地損害了羅馬人民的利益，引起了羅馬人民的強烈不滿。愷撒清楚地知道這種不滿對他意味着什麼。因為在人們看來，是他挑起了內戰；是他違背了共和國的法令，帶兵渡過了當時作為意大利與山南高盧界河的盧比孔河；是他挑起了與“合法當局”的對抗。雖然他在內戰中取得了勝利，“贏得了前人從未有過的威嚴和光榮”，但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意味着他最後的成功。因為在羅馬，共和派的勢力依然存在，而且還在元老院和共和國機構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利用愷撒在內戰中的“不法”舉動將他置於死地。因此，他必須迅速地向羅馬人民通報內戰的起因和經過，以便使自己的同胞，使自己的同伴相信挑起內戰的不是他而是龐培派成員，從而求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愷撒寫作《內戰記》的目的並不在於附庸風雅，也不是客觀地揭示內戰發生的原因，而是想通過自己的作品讓同時代的人知道，愷撒的起兵是龐培派逼出來的，內戰的挑起者是龐培而不是愷撒。

第二，鞭笞共和制度，為自己的獨裁製造理論根據。

隨着羅馬奴隸制的不斷髮展以及帝國疆域的不斷擴大，原先建立在小國寡民基礎上的共和制到公元前1世紀顯然是落伍過時了，然而共和制思想卻根深蒂固，一直在羅馬公民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愷撒一結束內戰，人們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他像蘇拉在取得同樣的最高權力後所做的那樣，“恢復他們的共和國”。當人們看到安東尼突然走上講壇，將一個王冠加在愷撒頭上時，只有少數原先安排好的人為此鼓掌，而大部分人則暗中嘆息。而當他們看到愷撒拒絕這一要求並取得最後勝利時，他們向他歡呼，向他喝彩。為了改變公民們這種戀舊的心態，減少在內戰後實行改革的阻力，促使政治制度順利變革，愷撒覺得有必要對共和制進行抨擊。而這也正是《內戰記》一書的寫作目的之一。

實際上，到共和末年共和國已經名存實亡。國家的權力被少數人控制，這些人從來不把國家利益放在心上，只是按個人的需要和慾望來制定國家的政策。元老院的元老們雖然尊崇共和制，但因為害怕獨斷專行的執政官，害怕駐紮在羅馬附近的軍隊以及龐培派黨徒的威脅，他們不敢而且也不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只能順從當權者的意志。這樣的共和國實際上已經淪為為少數人服務的工具，必須對其加以變革，而愷撒的起兵就是對這種制度進行變革的一種手段。

應該説，通過寫作來抒發自己的政治主張並非始於愷撒，但如此自覺、如此明確地利用寫作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實屬愷撒首創。 ^[2] 

為了使讀者最大限度地接受他的觀點和思想，愷撒在寫作《內戰記》時採用了比《高盧戰記》更加成熟的寫作方法。這種方法主要表現為：

第一、在敍事過程中不時加入政敵的言行，並以政敵之口來表述自己的思想。例如，在卷一的第30節，愷撤在敍述了龐培在意大利的失敗後，立即加進了一段龐培派首領迎圖在集會上抱怨龐培的話。迪圖説道：“龐培根本什麼東西都沒準備好，就貿然發動了一場不必要的戰爭，而且當他迪圖本人和其他一些人在元老院裏問到龐培時，他還一口説一切戰爭用的東西都已安排和準備好了。”因為迪圖是龐培派的核心人物，用他的口吻説出這一席話，很容易使人相信確實是龐培挑起了這場內戰。又如在卷三的第18節，愷撒插進了龐培在拒絕討論愷撒的和平建議後給部下所作的解釋，他説：“如果人家認為我之所以能夠保有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的公民權是出於愷撤的恩賜，我還要它們做什麼呢？我是從意大利出來的，如果戰爭結束時，人家把我看作是被帶回到意大利去的，就再沒辦法改變人家的這種看法。”通過這一敍述，就很容易使讀者感到是龐培的面子觀念才使戰爭有了更大規模的發展。

第二、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從體例上説，《內戰記》是一部具有回憶錄性質的作品。按照慣例，這類作品在表述上一般都採用第一人稱，因為書中的主人公本身就是作者自己。但愷撤卻一反常態，自始至終都以第三者自居，似乎他所敍述的戰爭完全與自己無關。這樣，就很容易使那些不明當時背景的人放鬆警惕，輕易地接受作者為他們提出的觀點。這也正是愷撒在寫作方面的高妙之處。

第三、在語言表達上力求自然流暢、通俗易懂。愷撤在寫作時十分注重文字的運用。對於疑難的句法和古僻的文字，他都一概不用。在他的作品中幾乎找不到任何複雜的語言結構，甚至連一般的連接詞都很少出現。這種“文不甚深，言不疑難”，簡潔、明瞭、雅俗共賞的作品自然具有很強的宣傳性。因為幾乎所有受過拉丁語初步訓練的人都能把它讀懂。 ^[6] 

《內戰記》是古羅馬帝國奠基人愷撒的親筆之作，既是古羅馬歷史名著、拉丁語黃金時期的散文代表作，也是富有戰略戰術的兵書。對兩方史學界、文壇和兵家，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7]  《內戰記》在古代曾經作為拉丁文教材。 ^[8] 

從史學影響和史料價值等諸多方面來説，《內戰記》的地位並不如《高盧戰記》高，但就其寫作目的充滿務實性，以及樸素的文風、簡潔的工筆、平鋪直敍的風格、高低錯落的敍事情節，還有極具特色的第三人稱寫法，都是值得探討和揣摩的，尤其是寫作目的明確實用這一特點，更是對愷撒史著具有鮮明的實用性這一論點的完美支持。 ^[1] 

古羅馬演説家西塞羅：“愷撒所寫的《戰記》理應受到讚美，它們（《高盧戰記》和《內戰記》）簡捷明瞭而又不失優美，沒有演説術的堂皇詞句的裝飾。雖然他的目的在於給那些打算寫歷史的人提供素材，只是意外滿足了那些想在自己的敍述上翻花樣的庸人們的慾望，但他還是使得那些有點頭腦的人不敢去涉獵這個題目。” ^[4] 

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又譯蓋烏斯·朱利葉斯·愷撒、朱利亞斯·愷撒），即愷撒大帝，古羅馬共和國末期傑出的軍事統帥、政治家，並且以其卓越的才能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奠基者。

愷撒出身貴族，歷任財務官、祭司長、大法官、執政官、監察官、獨裁官等職。

公元前60年與龐培、克拉蘇秘密結成前三頭同盟，隨後出任高盧總督，在8年的時間裏征服了高盧全境（今法國一帶），還襲擊了日耳曼和不列顛。公元前49年，他率軍佔領羅馬，打敗龐培，集大權於一身，實行獨裁統治。制定了“儒略曆”。

公元前44年，愷撒遭以布魯圖所領導的元老院成員暗殺身亡，享年58歲。 ^[9] 

愷撒一位西方歷史上最負盛名的英雄：他兵鋒所指，戰無不勝，讓古羅馬的疆域空前遼闊，奠定了羅馬帝國幾百年的領土輪廓；他執政有力，政策切中要害，在他的政治遺產上，一個強盛的羅馬帝國崛起在地球的西方；他的名字作為歐洲君主的尊號沿用了千年，就像中國的“皇帝”兩個字，成為歐洲最高權力的象徵。

他的人生成為西方文學與戲劇不朽的主題，讓一代代後人心馳神往。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