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奸

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榆面商人田玉堂生意正興隆，他交遊廣闊，手腳大方，在唐河一帶頗有名氣。此時唐河一帶鬧起了共產黨，為首的是一個赫赫有名的財主家大少爺、法政大學學生嚴家駒。國民黨中央政府西遷後，嚴家駒與幾個窮教員在家鄉拉起隊伍打鬼子。不久，這支隊伍改編為新四軍的唐河支隊，上級派來了一批骨幹，一個被稱為“黃老虎”的老紅軍任司令員兼政委，嚴家駒擔任副職。嚴家駒將自家的幾十畝良田和作坊的產“共”了，買了槍彈，自己則改名為“嚴赤”。田老闆自吹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然而像嚴赤這樣的人物他卻連做夢也未夢見過。他決定暫時不做生意了。一天，黃司令員與嚴赤將他請去，他們對他講了一番抗日的道理，鼓勵他繼續做生意，並幫部隊到江南辦藥。就這樣，田老闆又戴上禮帽跑起生意來了，他果然從上海買來了不少西藥，支隊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給了小麥——其中有不少便是從嚴赤家裏“共”出來的。田玉堂的一個遠房後輩田有信原先在一家糧行當夥計，糧行關門後回到田莊無事可做，常到田玉堂處打雜跑腿，並向田玉堂表露要找個合適的抗日工作做。田玉堂心中有數，只等合適機會 ^[8]  。

1942年春天，支隊遭日軍包圍，嚴赤帶部隊跳到外線將敵人引走，以此保護根據地人民。嚴赤的妻子楊曙有個4歲的孩子，現又懷孕了，黑天過封鎖溝時不慎摔跤，無法再跟部隊行動了，黃司令員帶她到田玉堂家隱蔽，並想找個醫生看看。田玉堂很是為難，最後決定乘去江南販榆面的機會將楊曙帶到那裏躲避和求醫。一路上田玉堂與楊曙約定以表兄妹相稱，田有信自告奮勇伴隨護送。田玉堂揣着偽縣長的親筆信和高郵湖大土匪頭子的名片，一路沒有留難。船到鎮江碼頭時卻遇到了一個非常情況。本來，田玉堂與碼頭上的一個偽警官有交情，嘴一歪便能上岸。可這時偽警官卻調走了，換了幾個凶神惡煞的日本人，挨個兒檢查上岸旅客的證件。楊曙沒有良民證，根本沒法上岸。田玉堂見此狀便斷然獨自一人上岸找了另外一個朋友——日本人的一個翻譯。一見面，田玉堂便稱自己表妹的良民證被小孩玩丟了，這個翻譯二話沒説，與田老闆一同來到碼頭上。翻譯抱起楊曙的孩子，走到鬼子崗哨前與鬼子咕嚕起來，孩子卻嚇得哭了起來，一個鬼子送給孩子一顆糖，竟輕鬆地放他們通過了。田有信送他們上岸後就回“家”報信去了。田玉堂與楊曙母子則來到仁慈醫院找曹約翰大夫，曹是田玉堂的二嬸收養的孤兒，因為從小在美國人辦的醫院裏長大，皈依了洋上帝，併成了外科大夫，戰火燒近時，美國人撤走了，把醫院委託給曹約翰代管。楊曙便在曹大夫的病房內住下了。3天后，醫院內發生了日本人的便衣隊搔擾事件，為首的是嚴赤的堂弟嚴家忠，此人認識楊曙。楊曙意識到此時此地的危險性，便讓田五堂送她回唐河，田老闆想到楊曙的病情很重，堅決不肯答應。當晚他與曹大夫夫婦“攤牌”，將楊曙的真實身分告訴了他們，並要他們竭盡全力保護她。曹大夫決定將楊曙安置在自己的宿舍樓內。經楊曙細細的盤問，田玉堂只得説出了真情。楊曙以房內窗台上的一盆水仙花作為暗號，如果花盆不在了，就説明有危險，田玉堂就應趕緊離開。從此田玉堂的心就懸在那個水仙花盆上，每天要去偷眼望幾次花盆是否還在。十多天以後楊曙終於出院了，田玉堂與她一起回到了唐河根據地，受到了兩位司令員的熱情接風，田玉堂乘機也拉來了田有信，從此田有信也參加了工作。當年楊曙生下一個女兒，取名小仙 ^[8]  。

20多年後，小仙成了一名演員，嚴赤在某地任裝甲兵司令員，楊曙是當地的輕工業局局長。黃司令員則是一個省的軍區司令員，曹約翰夫婦都是省人民醫院的名醫，田有信當上了副縣長，田玉堂得到了改造，成了蚊香廠的副廠長，還是政協委員，嚴家忠遲遲方被揪出，判了無期徒刑，在押勞動。“文革”開始後，嚴赤夫婦因為有反對林彪和江青的言論受到猛烈的批鬥和審查，“外調”到了田玉堂那裏，專案組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地要田玉堂揭發交代1942年帶楊曙去鎮江的“目的”和“詳情”，並向田玉堂提示許多“可疑的”細節，一連幾天幾夜他們對田玉堂搞逼供信。田玉堂受盡辱罵、毆打和酷刑，始終未做假供詞，最後被戴上富農帽子和定為有“嚴重特務內奸嫌疑”，押回原籍管制勞動。不久，縣革委會成立了，田有信成了第一把手，田玉堂萬分高興，他自認為田有信完全瞭解他的苦情，而且會照應自己。不久，林彪死了，田玉堂更覺有希望了，他找到田有信，開口就向他訴苦，田有信卻以“在家不談公事”為由堅拒田玉堂。田玉堂一次又一次地上機關談“公事”，卻遭到大門口的擋駕，後來還被公安部門認為是“亂説亂動”，“聚眾鬧事”，並被押到水利工地巡迴批鬥。原來，在找田玉堂之前，“專案組”曾先找了田有信，在長談了兩夜之後，田有信談出了當年鎮江之行的“可疑之處”，對方聽了如獲至寶，他們按圖索驥，提審了嚴家忠，攻下了曹約翰，然後才找到田玉堂。就這樣，曹大夫瘋了，他的妻子自殺了，嚴赤夫婦生死不明，而田有信卻榮任了縣革委會第一把手。直到1977年黃司令員的名字見報，田有信才想起應將田玉堂作為積案處理，但田玉堂卻不願接受，他要求徹底平反。第二年春天，黃司令員和小仙來到闊別多年的唐河舊地，田有信趕去看他們，黃司令員告訴他嚴赤在“文革”中被整死，楊曙則被踩斷了背脊骨，並向他問起怎樣落實田玉堂的政策。黃司令員認為，以往的田老闆是個“路路通”的資產階級，可他的心是向着共產黨和新四軍的，沒有通林彪、“四人幫”，比起某些共產黨員來他要乾淨得多。黃司令員來到田莊看望田玉堂，並於當天將他送到醫院治傷 ^[8]  。

1976年初，方之參加了淮陰地區宣傳部成立的寫作組，與某公社武裝部長王益山等人一起蒐集資料編寫當地民兵鬥爭故事。由於政治形勢突變，該寫作組於同年4月解散。1978年5月，方之再次邀請王益繼續整理“挺進支隊”的事蹟。此次編寫組工作中，方之一邊完成蒐集革命事蹟的任務，一邊根據蒐集到的材料構思自己的小説。編寫組成員孫超給方之講了一個在戰爭年代為革命出過力而在“文革”中被批鬥的愛國商人的故事。方之感到這正是他要找的創作題材。於是，他找到那位名叫韓蘭田的商人詳細瞭解了情況。後來，方之將韓蘭田在抗日戰爭期間掩護數位新四軍家屬的事蹟進行揉合，創作出了小説《內奸》 ^[1]  。

該小説的發表過程經過了幾番曲折。最初，《上海文學》的編輯向方之約稿，但收稿後卻久不刊出。後來，該編輯將方之的稿子轉給《收穫》雜誌。但《收穫》雜誌以小説主人公“似乎沒有什麼意義”，作品“不大象小説的寫法”等理由退稿。1978年底，在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上，《北京文藝》編輯章德寧在會上向作家們約稿，王蒙向他推薦了方之的小説《內奸》。章德寧看過後，又交給雜誌小説組長趙金九看，再轉給主編李清泉。他們覺得小説應該發表。在經過修改後，小説於1979年在《北京文藝》刊出 ^[1]  。

專營榆面的商人，到處跑買賣，交遊廣闊，手腳大方，在唐河一帶頗有名氣，與各方勢力都有瓜葛，是名副其實的“路路通”。他表面上愛吹愛炫，不乾不淨，內裏卻正直、善良，有情有義，憑着做人的良心，在戰爭年代保護了新四軍副司令嚴赤的妻子；在“文革”的動亂歲月，他受盡酷刑，但始終不肯做偽證陷害“真正的共產黨”黃司令和嚴赤夫婦 ^{[1]  [9]}  。

田玉堂的遠房後輩，工於心計、老謀深算，只要私利需要，他可以背叛任何人。年輕時他當過糧行夥計，靠田玉堂的引薦，認識了黃、嚴兩位司令，並參加革命工作。至“文革”時，他已經當上縣委常委和副縣長。在醖釀“三結合”班子時，為了取得“造反派”信任，他寫下誣陷材料，從而坐上縣革委會主任的寶座 ^[6]  。

原名嚴家駒，是唐河一帶赫赫有名的財主家的大少爺、法政大學學生。在國民黨中央政府西遷後，他與幾個窮教員在家鄉拉起隊伍打日本鬼子，後來改編為新四軍的唐河支隊，擔任副司令。他將自家的良田和作坊都貢獻出來買槍彈，自己也改名“嚴赤”。解放後，他在某地任裝甲兵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致死 ^[8]  。

新四軍唐河支隊的司令，老紅軍出身。他性如烈火，人稱“黃老虎”，而且臉上有一道半指寬的刀疤，長相連鬼看了都害怕，但其實為人爽氣，待人和氣。他與嚴赤的言行令田玉堂折服，使這位榆面商人甘心為共產黨冒險 ^[5]  。

嚴赤的妻子，在新四軍搞政工工作，深明大義，臨危不懼，敏鋭機智，沉着冷靜。在戰鬥緊張時刻，快臨產的她受了傷，無法跟上大部隊，黃司令託田玉堂掩護她到江南就醫。在“文革”中，因為反對林彪、“四人幫”，她和丈夫嚴赤遭到迫害，背脊骨被踩斷 ^[7]  。

田玉堂二嬸收養的孤兒，從小在美國人辦的醫院裏長大，信了上帝，併成為外科醫生。在田玉堂懇求下，他決定冒險保護新四軍幹部楊曙。解放後，他成為省人民醫院的名醫。在“文革”中，他被來調查嚴赤的林彪爪牙迫害以致精神失常 ^[8]  。

“內奸”本是個充滿政治意識形態和黨派色彩的名詞，在中國現代複雜的政治鬥爭歷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隨着黨派立場和時勢的變遷而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內奸》中所敍述的老幹部在“文革”中被誣為“內奸”終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並沒有越出四十年黨史鬥爭的範疇，與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作品的題材也並無多大的差別，但作者所選取的敍述視角卻是相當獨特的 ^[4]  。

作品以“不乾不淨，好吹好炫”、經歷複雜的商人田玉堂為主人公，通過一系列富有傳奇色彩的情節和生動的場面，在與各色各樣共產黨人的對照中，揭示了“內奸”這一命名下的複雜內涵，體現了作者對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中國歷史的深刻而又別具特色的思考。田玉堂作為普通商人，為共產黨做事，是出於一箇中國人的良知和對這個組織的樸素的好感，他不曾出於信仰而把全身心交給組織，對於真正的共產黨人而言，他始終是“同路人”。他從懼怕、遠離共產黨，到同情、欽佩，最終參與共產黨人的事業，都是出於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劇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點軟弱的方式，不僅保護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極左政治路線和政治陰謀者的行徑，而且還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黃司令員、嚴赤這樣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與像田有信這樣在“乾乾淨淨”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蓋着私利的“共產黨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4]  。

小説沒有從正面展示和探問“文革”的悲劇及其歷史成因，而是以一個膽小、謹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來折射時代悲劇，田玉堂的悲劇不會激起大悲大慟，而是引發一股淡淡的苦澀，使人感到普通人的美好與卑微，勾起人們深深的隱痛 ^[4]  。

小説採用了中國古典話本小説的“説話”方法，一開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續的時間和涉及的人物。然後慢慢道來，脈絡清晰，娓娓動聽。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寫環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對人物肖像、心理、動作和對話做靜止的刻畫，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為主線，在四十年的歷史中選取兩個傳奇式事件，讓許多人物糾纏在一起，在波瀾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發展中刻畫人物、表現時代。同時，故事的傳奇性和作品所採取的獨特的敍述語言有關，小説土腔土調的敍述語言與敍述結構、敍述方式相得益彰 ^[4]  。

小説的辛辣諷刺不僅表現在讓諷刺對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將田有信的聖潔言辭與卑劣的行徑相互對照，更重要地體現在對人物和情節的把握與安排上。精通買賣、好吹好炫的商人田玉堂本是一個具有民間喜劇色彩的人物。他慣於隨機應變，真真假假，但作者卻從這個人物身上發掘出悲劇性諷剌意味。田玉堂本來不瞭解共產黨，後來在黃、嚴兩位共產黨人的感化下歎服了，為之冒風險出力氣，到頭來被當成“內奸”；他當年好吹好炫時倒沒有被壞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實實時，卻反而遭痛打。時代歷史的內涵在田玉堂這個民間人物眼中，與“好人落難，小人得志”和世事變幻的滄桑感嘆相結合，獲得了獨特的諷刺效果 ^[4]  。

1980年，該小説獲得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2]  。1981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將小説改編為同名連環畫並出版 ^[11]  。

南京大學教授董健：《內奸》是一篇在藝術構思上頗有獨創性的優秀作品。它的深刻的革命現實主義精神，通過獨特的藝術構思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對田老闆這個人物的成功描寫，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一個突破和創造 ^[10]  。

方之

原名韓建國。祖籍湖南湘潭，生長在南京。解放戰爭時期在南京讀中學時投身學生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南京解放時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的機會，主動參加農村土改運動並在南京市郊和團市委擔任共青團領導工作。20世紀50年代初期發表第一篇小説《兄弟團圓》，接着有多篇作品問世。小説多取材與土改運動和合作社運動。1957年後在江蘇省文聯、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創作，因參與創辦文學社團“探求者”受到錯誤批判。20世紀60年代發表了《出山》等較有影響的小説。“文革”開始後不斷受到打擊，長期在農村勞動。1977年回到南京，由50年代對生活的熱情歌頌轉向對現實的冷靜思考，倡導“防癌文學”，這時創作了《內奸》產生教大影響。由於過早病逝，他有許多成熟的構思沒有形成文字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