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的大玩偶

海報(4張)

坤樹從事一份叫“三明治廣告人”的工作，實際上就是扮小丑供大家取樂，為電影院招攬生意。白天他受盡了人們的欺凌和嘴弄，晚上回到家，他惟一的慰藉就是站在兒子的搖籃前，摸着他的小手説：叫爸爸啊，你一定認得爸爸吧。小孩子咿咿呀呀的笑着，彷彿迴應着他的話。於是他笑了，似乎所有的煩惱與憂傷都在這笑容裏煙消雲散。後來，電影院改變了做廣告的方式，正當坤樹為不必再扮小丑欣喜若狂的時候，兒子卻不再認識他，見了他便號陶大哭，小孩子的記憶裏，似乎只有那張小丑的臉 ^[2]  。

推銷員王武雄是個剛退伍的士兵，因為沒有學歷而進入日本瓦斯快鍋的推銷行列。在經過三天的職業培訓後，他與另一個推銷員林建發被分到一個小鄉村推銷快鍋。在那裏，王武雄的生活百無聊賴，他惟一的快樂就是見到一個戴着帽子的漂亮女孩小琪，小琪的沉靜和神秘讓他充滿好奇，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摘下小琪的帽子，看看不戴帽子的小琪是什麼樣子；同事林建發則對工作刻苦敬業，他的妻子即將臨產，需要大筆的生產費用，為了推銷產品他每天都跑到村口不厭其煩地向村民演示快鍋的使用方法，誇讚快鍋的便捷高效，反覆演説着培訓課上學得的那一套推銷理論，但幾個月過去了兩人沒有任何業績。一天，王武雄又見到了小琪，在交談中他突然摘去了小琪的帽子，結果見到小琪的頭上長着一塊醜陋的疤痕，小琪在羞憤中跑掉。原來幾年前她家買過一口日本快鍋，結果因為質量問題出了事故，小琪的母親被炸死，小琪則留下了這塊永遠無法去除的傷疤，懊悔的王武雄回到宿舍後卻接到林建發被快鍋炸傷的消息 ^[1]  。

窮人阿發被一輛美國士兵的汽車撞傷了，本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一家人卻得到了好多出人意料的收穫。阿發的兒子因交不上學費被老師罰站，如今卻坐上了美國汽車，一路上向同學大聲炫耀。阿發家人來到美國醫院對那裏“白白的”一切發出憧憬的嘆息，阿髮妻子從出事後的大哭到看到錢之後與工友們調侃得眉開眼笑，麻木心靈充分亨受着利慾滿足的快樂。而給全家帶來好運的人物阿發此時卻躺在病牀上，他沒有去想自己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殘廢，他的眼中只有這個夢幻般的地方帶給他夢幻般的享受，他只是痴痴地難以置信地笑着，用夢一樣的眼神看着周圍，看着妻兒 ^[2]  。

（以上參考資料 ^[3-4]  ）

（以上參考資料 ^[1]  ）

（以上參考資料 ^[5]  ）

《兒子的大玩偶》的攝製是由編劇吳念真提出來的，他的理由是準備參加亞太影展，題材當然要反映亞太國家和地區發展過程中深受先進強國的影響。影片基本保持了原作精神，多采用實景拍攝，片中使用漢語普通話、閩南語、英語等語言，務求什麼人説什麼話。

《兒子的大玩偶》取材自台灣當局一直給予封殺的“鄉土文學”，原著作本就已經處在了官方的禁忌邊緣，而且官方向來防電影更甚於控制文字傳播，“中影”拍攝這種電影，是承擔了一定的風險的。影片在拍攝完畢送交“新聞局”審查之際，由萬仁導演的那一段《蘋果的滋味》則引發了一場風波，後來被稱為“削蘋果事件”。在那個尚未解嚴的時代，故事內容黑色而嘲諷，對社會的批判色彩較為濃重，這不符合台灣當局與“新聞局”對台灣電影的指導綱領。尤其是故事內容呈現台灣人民卑微、麻木的社會心態，則更令當局惱火，一度要求將《蘋果的滋味》一段修改或刪除。事件最終在聯合報記者楊士琪的批評與呼籲下，《兒子的大玩偶》才最終能保持原貌出現 ^[6]  。

（以上參考資料 ^[7]  ）

影片最後定格在坤樹化裝時的面部特寫上，坤樹面部表情似哭似笑，觀眾能從他的眼神中讀出刺痛、酸楚與無奈。坤樹越是這樣為愛而犧牲自己，糟蹋自己，觀眾就越是能深沉地感受到這種屈辱生活的可悲和痛苦。透過坤樹能看到在台灣逐漸起步的時候，有很多被遺忘在角落的人正辛苦地調整自己，他們也希望能憑藉自己僅有的勞力，建構屬於自己的家庭，從他們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掙扎與韌性。

影片對商業文明背後虛偽欺詐面的暴露，無疑是觸目驚心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台灣，正處於經濟飛速發展的階段，然而這種物質的進步卻是要付出本真和純良的精神代價。商業社會的遊戲規則是殘酷而冷漠的，普通小人物在時代的“進步與發展 ”中只能被動地隨波逐流、輾轉漂徙，他們懷着改變現狀的願望，並試圖為之付出努力，但無論怎樣掙扎，卻只能成為被操縱的一羣。

江阿發的家人在外事醫院中的奇遇是一段具有象徵意義的情景，工人阿發被作為台灣社會的象徵，被截去雙腿意味着失去獨立自主的能力，美軍的賠償金代表着外國對台灣的援助資金。實際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台灣社會過分依賴外援、仰人鼻息致使民族元氣大傷、民族精神麻木，就像影片中的江阿發，因為獲得了賠償他變成殘廢也滿不在乎，妻子兒女也洋洋得意。特別是影片結尾表現阿發的妻女吃蘋果的情景，更是把影片的諷刺性推向了高潮：江家人看着美軍上校送來的紅蘋果都很新奇，由於沒吃過也不知道怎麼吃，蘋果咬到嘴裏時總覺得沒有想象中那麼甘美，孩子們的臉上都露出失望、呆滯的神色，但一聽到阿發説一個蘋果的錢抵四斤米後，便突然覺得蘋果的味道變好了，於是大口地嚼起來，本來捨不得吃的阿發，也經不起誘惑要了一個，全家人都細細地品味着這比米還金貴的蘋果。這一情節無疑是運用了隱喻手法，把外援的誘惑力和部分台灣人對台灣社會靠外國恩 賜施捨過日子而酸澀不踏實的感受曲折地表現了出來。影片的最後一幕定格在那張充滿幸福感的 “全家福 ” 上，照片上除了缺少那個被送到國外讀書的啞女外，一家六口都衣着光鮮、精氣十足、表情歡暢，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江阿發是坐在輪椅上的。這個結尾給觀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評論普遍認為影片影射出了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台灣拿自己的主權作代價從美國手裏換回來一點可憐的贍養費，台灣當局幾十年來對美帝國 主義的依附本質令無數基本喪失了精神、犧牲了自我的人們成為資本生活、拜金主義的奴婢，照片上江阿發一家人的卑微笑容詮釋出整個時代的悲愴。

在這部影片中，三個片段三個故事，雖然短小卻藴含豐富。片段一表現了台灣民眾不得不承受人生存之苦所帶來的尊嚴折磨，片段二譴責了外來劣質商品與經濟侵略所帶來的肉體與心靈的傷害，片段三諷喻了新殖民時代台灣受制於外援的尷尬與無奈。《兒子的大玩偶 》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當時台灣政治保守勢力的抵制，在輿論、口碑與市場的支持下，為台灣電影的創作自由開啓了一片新天地，也確定了台灣新電影在台灣影壇的新地位 ^[1]  。（《電影文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