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

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

目前時局發展的情況，證明中央的歷次估計是正確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方向和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的抗戰方向，是對立的，雙方在鬥爭中。目前是兩種方向同時存在，兩種前途都有可能。在這裏應使全黨同志認識的，就是不要把各地發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嚴重現象孤立起來看。對於這些現象，應認識其嚴重性，應堅決反抗之，應不被這些現象的威力所壓倒。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如果沒有堅決反抗這些現象的正確方針，如果聽任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限共”和“政治限共”發展下去，如果只從懼怕破裂統一戰線一點設想，那末，抗戰的前途就是危險的，投降和反共就將全國化，統一戰線就有破裂的危險。必須認清目前國內國際尚存在着許多利於我們爭取繼續抗戰、繼續團結和繼續進步的客觀條件。例如，日本對華方針依然是非常強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間的矛盾雖已部分縮小，但並未真正協調，而且英法在東方的地位又被歐戰削弱，因而所謂遠東慕尼黑會議很難召集；蘇聯積極援助中國。這些都是使國民黨不易投降妥協和不易舉行全國反共戰爭的國際條件。又如，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堅決反對投降，堅持抗戰團結的方針；中間階級也反對投降；國民黨內部投降派和頑固派雖然握有權力，但在數量上只佔少數。這些都是使國民黨不易投降妥協和不易舉行全國反共戰爭的國內條件。在上述情況下，黨的任務就在於：一方面，堅決反抗投降派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又一方面，積極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統一戰線，力爭國民黨中的大多數，力爭中間階層，力爭抗戰軍隊中的同情者，力爭民眾運動的深入，力爭知識分子，力爭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抗日武裝、抗日政權的發展，力爭黨的鞏固和進步。如此雙管齊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危險並爭取時局的好轉前途。所以，力爭時局好轉，同時提起可能發生突然事變（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變）的警覺性，這就是黨的目前政策的總方針。

汪精衞公佈賣國協定⑴和蔣介石發表告國人書⑵之後，一方面，和平空氣必受一個打擊，抗戰勢力必有一個發展；又一方面，則“軍事限共”和“政治限共”還會繼續，地方事變還會發生，國民黨有強調所謂“統一對外”以進攻我們之可能。這是因為在最近時期內，抗戰和進步勢力還不可能發展到足以全部壓服投降和倒退勢力的緣故。我們的方針，就在於在全國範圍內一切有共產黨組織的地方，極力擴大反對汪精衞賣國協定的宣傳。蔣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繼續抗戰，但是他沒有強調全國必須加強團結，沒有提到任何堅持抗戰和進步的方針；而沒有這種方針，便無法堅持抗戰。因此，我們應該在反汪運動中強調如下各項：（一）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反對汪精衞的賣國協定；（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漢奸汪精衞，打倒汪精衞的偽中央；（三）擁護國共合作，打倒汪精衞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衞分裂抗日統一戰線的陰謀，打倒暗藏的汪派漢奸；（五）加緊全國團結，消滅內部磨擦；（六）革新內政，開展憲政運動，樹立民主政治；（七）開放黨禁，允許抗日黨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證人民有抗日反漢奸的言論集會自由權；（九）鞏固抗日根據地，反對汪派漢奸的陰謀破壞；（十）擁護抗日有功的軍隊，充分接濟前線；（十一）發展抗戰文化，保護進步青年，取締漢奸言論。以上這些口號，應公開發布之。各地應大量發表文章、宣言、傳單、演説和小冊子，並增加適合地方情況的口號。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開反對汪精衞賣國協定的民眾大會。各地應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聯合各界和國民黨抗日派，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

〔1〕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帝國主義交付汪精衞集團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該“要綱”由脱離汪精衞集團的高宗武、陶希聖一九四○年一月在香港公佈。主要內容有：汪偽政權承認“滿洲國”；確定日本在蒙疆（指長城線以北地區，包括長城線在內）、華北、長江下游和華南沿海特定島嶼的不同的政治、軍事、經濟特權；自中央到地方的偽政府，都由日本顧問或職員監督；偽軍和偽警察，由日籍教官訓練，武器也由日本供給；偽政府財政經濟政策，工業、農業和交通事業，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資源，任由日本開發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汪精衞集團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與日方秘密簽訂了這個賣國協定，其內容有所修改。

〔2〕指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國民黨中央社發表的蔣介石《為〈日汪密約〉告全國軍民書》。

1940年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預防蔣投降

當然，籠統地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不等於否定統一戰線的政策。國共力量的對比畢竟還比較懸殊，再加上還必須面對一個更為強大的民族敵人日本，簡單地提出“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難免會重犯內戰時期“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何況，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國民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無論在抗日問題上，還是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馮玉祥不同於蔣介石，續範亭也不同於鹿鍾麟。

因此，毛澤東在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的同時，一直在考慮如何從理論上和實際上使這個“資產階級”能夠有所區別，以便在資產階級這個範疇內的那些並不*共的力量能夠繼續成為統一戰線的對象。最初，毛澤東沿襲以往的説法，提出中國的“資產階級有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買辦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對象”，而民族資產階級則具有兩面性。但按照這種區分的辦法，蔣介石及其領導集團算什麼呢?顯而易見，既不能將其歸人應當聯合的“民族資產階級”，而根據實際情況，又不能將其納入到應當打倒的以汪精衞為代表的“買辦階級”之中。

毛澤東自己説，他是在1940年7月以後“才正確認識清楚”如何區分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的。事實也確是如此。

1940年3月，毛澤東從現實政策的需要出發，開始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和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毫無疑問，蔣介石集團屬於必須“反對和孤立”的“頑固勢力”。何謂“頑固勢力”?按照毛的解釋，就是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7月13日，他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明確表示，他確信：“國民黨政權是地主資產階級政權，要轉變為民主政權，沒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而國共關係，“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當政之時，不能有徹底的好轉”。

既然肯定國民黨現政權是地主資產階級政權，蔣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那麼，區別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變得相對容易多了。

9月6日，毛澤東寫信給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等，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將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的重要觀點。他指出：“大資產階級是帶買辦性的，與外國資本有聯繫，大銀行、大商業及與外國資本有聯繫的大工業屬之，他們是現時主要當權者，如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即是。”而“民族資產階級是受大資產階級統制，與外國資本聯繫少，現時基本上沒有政權，主張團結抗戰的，如陳光甫、穆藕初、康心如、範旭東等即是。”

毛澤東警告：蔣介石正在與日本搞妥協，並可能在兩三個月內成功

強調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有聯繫，不是沒有來由的。

二戰開始後，在歐洲戰場上，德、意很快就佔盡上風。按道理，一向指望英、美支持的蔣介石國民黨應當收斂自己的*共行動了。但事實上，正是在歐洲戰爭爆發之後不久，國民黨在華北和西北的磨擦行動也隨之大規模展開，甚至發展到陝甘寧邊區周圍來了。這一度讓毛澤東很難理解。

進入1940年2月，八路軍在華北的反磨擦鬥爭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中共中央已經毫不客氣地向蔣介石提出要求：委任朱德為魯察冀熱四省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彭德懷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並明確主張下一步要“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八路軍、新四軍在五十萬的基礎上再擴軍三十萬，爭取儘快達到一百萬。讓毛澤東不解的是，儘管蔣介石在軍事上遭到了慘重失敗，華北敵後的控制權大部喪失，但他的態度仍非常強硬。

這是為什麼呢?毛澤東不能不懷疑英、美、法仍舊有干預東方事務的相當能力。他估計蔣介石一定是在執行“英美法最惡毒的反蘇*共指令”，目的多半還是要“對日妥協”，“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組織英美法日華五國的反蘇*共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