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德·朗茲曼

1925年11月27日，克勞德·朗茲曼出生於巴黎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少年時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全家躲藏於屋後花園地洞才倖免於難 ^[2-3]  。17歲時，朗茲曼還在中學讀書，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為法國地下抵抗游擊隊的少年組織者 ^[2]  ，活躍在法國中部城市克萊蒙費朗一帶 ^[3]  。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克勞德·朗茲曼朗茲曼回到巴黎，進入索邦大學專攻哲學，畢業論文寫的是德國哲學家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 ^[3]  。之後又赴德國蒂賓根大學繼續研讀哲學 ^[2]  。1947年，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發表《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思考》一文，震動整個歐洲，正在柏林自由大學任教的朗茲曼深受其影響，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猶太人身份 ^[2]  。

20世紀50年代初，克勞德·朗茲曼回到法國從事記者工作，為《世界報》等媒體撰寫大量文章，吸引到了讓-保羅·薩特的注意 ^[3]  。1952年，他與讓-保羅·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相識，加入了他們創辦的《現代》雜誌編輯部 ^[3]  。這一時期，他也積極投身政治運動，去過朝鮮前線報道，參與過法國知識界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行動，關注過巴以之間的爭端 ^[3]  。漸漸地，克勞德·朗茲曼發現客觀中立的報道性文字，根本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電影這一媒介，更具力量與深度。於是，他走上了紀錄片拍攝之路 ^[2]  。

1970年，在由米歇爾·德勒赫執導的劇情片《伊萊絲，還是現實的生活》中擔任編劇。1972年，拍攝完成紀錄片處女作《為什麼是以色列》 ^[3]  。1985年4月，拍攝的紀錄片《浩劫》在法國上映 ^{[6]  [10]}  。1986年2月，憑藉拍攝的紀錄片《浩劫》獲得第11屆法國電影凱撒獎榮譽凱撒獎 ^[3]  ；同年，拍攝的紀錄片《浩劫》獲得第3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卡里加里電影獎 ^[4]  。

1986年4月，克勞德·朗茲曼在西蒙娜·德·波伏娃去世後接任《現代》雜誌的主編。1987年，憑藉紀錄片《浩劫》獲得第40屆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弗拉哈迪紀錄片獎最佳導演獎 ^[5]  。1988年10月6日，參與出演的紀錄片《旅館終點》在美國上映。1994年11月19日，拍攝的紀錄片《擦哈》在法國上映 ^[6]  。1995年2月，拍攝的紀錄片《擦哈》獲得第20屆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紀錄片獎提名。

1997年，拍攝紀錄片《活人路過》 ^[6]  。2001年5月13日，拍攝的紀錄片《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點》在法國上映 ^{[2]  [6]}  。2004年，拍攝的《浩劫》在北京國際紀錄片展上分兩次放映，並在北京高校做專題放映，克勞德·朗茲曼親臨北京和觀眾見面。2009年，出版個人回憶錄《巴塔哥尼亞野兔》 ^[6]  。

2013年2月，獲得第6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終身成就獎 ^[7]  ；5月19日，拍攝的紀錄片《最後的非正義》在法國上映。2014年2月，拍攝的紀錄片《最後的非正義》獲得第39屆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紀錄片獎提名。2016年2月，參演的紀錄片《克勞迪·蘭茲曼：<浩劫>之魂》獲得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 ^[11]  。2017年5月，拍攝的紀錄片《燃燒彈》入圍第7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 ^[8]  。

克勞德·朗茲曼曾與西蒙娜·德·波伏娃相戀七年。他後來娶了法國女演員茱迪特·馬格，不過這段婚姻也僅維持八年。隨後他又與德國猶太女作家安傑麗卡·施羅伯斯多夫結婚，不過最終還是以分手告終 ^[3]  。

1995年，70歲的克勞德·朗茲曼與法國營養學女博士多米尼克·貝蒂多利結婚 ^[3]  。

克勞德·朗茲曼的妹妹艾芙琳·雷曾做過作家讓-保羅·薩特的女友 ^[3]  。

1995年，克勞德·朗茲曼與多米尼克·貝蒂多利生下兒子菲利克斯·朗茲曼。2017年，菲利克斯年僅23歲便因癌症去世，給克勞德·朗茲曼帶來沉重打擊 ^[3]  。

2018年7月5日，克勞德·朗茲曼在巴黎離世，享年92歲 ^[9]  ；7月12日，克勞德·朗茲曼的葬禮在巴黎榮軍院舉行，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出席並向他致敬 ^[12]  。

（資料參考 ^{[6]  [10]}  ）

（資料參考 ^[6]  ）

克勞德·朗茲曼通過對反猶太主義的暴力、非人道及其後果的描繪，創造出一種新的方式，通過電影進行道德上的探究 ^[7]  。（柏林國際電影節主席迪特·科斯里克評）

克勞德·朗茲曼承擔了作為人的責任 ^[2]  ；他的《浩劫》是一部反映罕見罪行的罕見作品，是反抗的吶喊，是拒絕遺忘，是一座“眼淚與真相的豐碑” ^[12]  ；他是“人類之友” ^[13]  ，他已經成為一座不朽的豐碑 ^[14]  。（《中國社會科學報》、法國總理菲利普、法國前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騰訊網綜合評）

克勞德·朗茲曼似乎一直處在“身份認同”的困境當中，某種意義上，他是以猶太人的方式在拍攝猶太人的遭遇，不過，在猶太人問題上，他的思考是伴隨着切身經驗的，和其他思想者、旁觀者的路徑不太一致 ^[6]  。（《南方人物週刊》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