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⑵，田背坼如龜兆出^⑶。

湖陰先生坐草室^⑷，看踏溝車望秋實^⑸。

雷蟠電掣雲滔滔^⑹，夜半載雨輸亭皋^⑺。

旱禾秀髮埋牛尻^⑻，豆死更蘇肥莢毛。

倒持龍骨掛屋敖^⑼，買酒澆客追前勞^⑽。

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⑾。

元豐聖人與天通^⑿，千秋萬歲與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窮^⒀，擊壤至老歌元豐^⒁。 ^[1] 

⑴元豐：神宗年號（1078—1085）。德逢：楊驥，字德逢，號湖陰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時期的鄰居。

⑵翛（xiāo）翛：鳥羽破敝貌，此處形容草木枯萎。

⑶坼（chè）：裂。龜兆：古人用龜甲占卜，灼龜甲所見的坼裂之紋稱龜兆。

⑷草室：猶言“茅屋”。

⑸溝車：溝，田間水道；車，指水車。秋實：指秋後的收成。

⑹雷蟠（pán）：謂雷聲轟鳴，充滿天地。蟠，充滿。電掣（chè）：形容電光閃耀。

⑺輸：猶言“輸入”，運進。亭皋：水邊的平地。司馬相如《上林賦》：“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此處指平野。亭，平。皋，水旁地。

⑻秀髮：謂穀物生長茂盛。《詩·大雅·生民》：“實發實秀。”尻（kāo）：臀部。

⑼龍骨：水車的別名。屋敖：“敖屋”的倒文。敖，糧倉，後作“廒”。

⑽澆客：猶“飲客”。

⑾西成：謂秋季收成。

⑿元豐聖人：指神宗皇帝。聖人，對帝王的尊稱。

⒀在野：與“在朝”相對，指不做官。

⒁擊壤：相傳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後成為歌頌盛世太平的典故。壤，一種木製戲具，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 ^{[1]  [2]} 

四周山嶺枯萎的草木映着火紅的太陽，田地乾裂就像龜甲燒灼後現出吉兆。湖陰先生坐在茅屋，看渠道上踏水車盼着秋天收成好。忽然間雷聲轟鳴響徹天地，電光閃耀、烏雲翻滾如同浪滔，半夜裏雲層載着密雨，運送到廣闊的原野和田間溝壕。乾旱的禾木很快就長得繁茂，牛行田野臀部都被埋沒難以尋找。枯死的豆苗重又蘇生，長出肥肥的豆莢多多的豆毛。湖陰先生把水車倒掛在糧倉，買酒請客補償先前的辛勞。三年來五穀的價錢賤如白水，今年的豐收景象依然如同往歲。元豐皇帝的政令跟天意相通，但願千秋萬歲與元豐相同。先生您雖然在野卻不貧窮，到老都會擊壤歌頌唐堯一樣的元豐！ ^[2] 

此詩作於元豐四年（1081年）。是寫給金陵（今江蘇南京）蔣山的鄰居楊驥（字德逢）的。王安石曾稱讚他“憐愍雞豚非孟子，勤勞禾黍信周公。”（《示德逢》）可見是一個勤勞善良的人。當時王安石所制訂的新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已經推行了十多年之久，並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績，但是變法遭到了一些官僚士人的堅決抵制和激烈反對。王安石不斷受到攻擊，被迫於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相位，退居到金陵半山堂閒居。但他仍繫心朝廷，關心變法。

這首詩描繪了歲和年豐的盛世景象，歌頌了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表現了他希望把新法堅定不移地推行下去的鮮明立場，因而與一般的歌功頌德之作有所不同。

全詩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開頭四句。寫大旱田幹，人情思雨。詩人以富於特徵性的事物渲染了頗為嚴重的旱情：“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翛翛”，這裏寫出了四山的草木在烈日炎炎之下稀疏蕭條、毫無生氣的景象。田底原先浸沒於水中，水乾以後，底面朝天，猶魚鱉失水，露出背面一般。“龜兆”一詞，含義雙關。“田背”曝曬既久，便裂如龜背上的紋理，此其一；其二是暗用《左傳》“龜兆告吉”的典故，與下文寫天從人願、普降甘霖氣脈相通。上述兩句是寫景，以下便從一個農家的角度寫人們切盼時雨的情狀；“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湖陰先生坐在草房裏，看着腳踏水車的農夫，心裏巴望着秋後的收成能夠確保，但他並不知道區區水車，小小水溝，能給人以多少希望。兩句沒有直説人們如何焦急不安，如何切盼時雨，而焦急、切盼的心情已經躍然紙上了。第二部分是中間六句。主要寫時雨驟至，豐收在望的喜悦。“雷蟠電掣雲滔滔”，寫大雨欲來之狀，有無限聲勢。“雷蟠”寫雷聲遍及寰宇，驚天動地，到處轟鳴不已；“電掣”寫電光倏起倏滅，猶如火龍穿天劃空，往來翕忽；“雲滔滔”寫烏雲如大海的波濤，洶湧而至，霎時佈滿天空。描寫至此，大雨眼看就要傾盆而下，故下句換用敍述語氣寫旱情解除：“夜半載雨輸亭皋。”“載”字上承“雲”字而來。既然雨是由滔滔之雲運載的，則其滂沱之勢可知。句中的“輸”字具有強烈的主觀感情。久旱得雨，人們總希望滴滴雨水都能下到田中，這種心情非“輸”字不能寫出；再説人們切盼時雨而時雨將至，彷彿天能體察民心。天上及時降雨，這在封建時代一般認為是政通人和的表現，着一“輸”字，便見出新法之上得天時，下合民心，且與下義歌頌“元豐聖人與天通”，也有着內在的聯繫。以下兩句，詩人運用誇張的手法寫雨後萬物欣欣向榮的景象：“旱禾秀髮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渴禾得雨，拔節猛長，千里沃野，一片豐茂，致使牛行田中，不見其臀；豆苗原已瀕臨枯死，至此則統統復甦，肥碩的莢果，多如牛毛，湖陰先生先前的焦急與憂慮早已煙消雲散，“倒持龍骨掛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兩句，生動地表現了他的欣喜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後六句。主要歌頌元豐年間（1078—1085）五穀豐登、庶民歡慶的盛況。“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民以食為天。連續三年的豐收，使谷賤如水，民無飢謹。此時又豐收在望，這就值得大書特書。這就是説，政治措施得當，能助成萬物，贏得豐年。當時能連續豐收，是與施行新法有關的。均輸法限制富商的聚斂，青苗法抑制豪強的兼併，農田水利法鼓勵農民開荒築堤，興修水利。這一切或多或少提高了農民抗災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作者用《堯典》中的典故入詩，很自然地把年豐與政成聯繫起來，而且作者一直以堯舜期望神宗，神宗是知道的。“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兩句，正面歌頌支持新法的神宗，並致以良好的祝願。最後兩句：“先生在野固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讚美新法給人民帶來了幸福，因而人民將永遠歌唱元豐朝的太平盛世。這兩句中的用典極為靈活自然。孔子在陳絕糧，曾發過“君子固窮”（《論語·衞靈公》）的感慨。該詩卻説：“先生在野固不窮。”由“固窮”到“固不窮”，一字之添，説明境遇完全改變。新法使人擺脱了困窮，即使孔子再世，也不會有“絕糧”之憂了。這是典故的反用。相傳帝堯之世，天下太平，百姓無事，有八十歲的老人擊壤而歌（見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詩末用“擊壤至老歌元豐”結束全篇，隱隱然將該詩比作《擊壤之歌》，也就是把元豐之世比作唐堯盛世。這是典故的借用。上文“龜兆”、“亭皋”是典故的暗用。關於用典，王安石曾説：“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引《蔡寬夫詩話》）該詩的用典，正好體現了他自己的藝術主張。

頌詩的藝術生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真實。這首詩寫元豐的豐樂景象基本上符合歷史真實。據《宋史·安燾傳》記載：“熙寧（1068—1077）、元豐（1078—1085）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又據陸佃《陶山集·神宗皇帝實錄敍錄》稱：“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餘財羨澤，至今蒙利。”該詩就是對這種歷史現實的藝術概括。二是要有進步的思想。該詩雖是歌頌元豐天子，但其實際用意在於宣傳新法的成效，以促使神宗繼續施行新法。“元豐聖人與天通”一語，也不流於一般的頌聖俗套，而是有着深刻的歷史背景。王安石不畏天命，但宋神宗卻畏俱天變災異，有時甚至因此而動搖了推行新法的決心。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1074年（熙寧七年）“上以久早，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嘆息懇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反變法派利用神宗這一弱點，往往借災異之事上書要求廢止新法。王安石雖曾勸勉神宗説：“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但神宗不能完全消除疑慮。恰好元豐時連年風雨順節，莊稼豐收，王安石便藉機讚頌天子施行新法與天心潛通，與天意相合。這對堅定神宗繼續推行新法的決心，是有重要作用的，體現了作者良苦的用心。 ^[1] 

近代·陳衍《宋詩精華錄》：“音節極高亢。介甫入相未久，即逢大旱及彗星天變，本不足信者，然熙寧八年復相後，未幾又去，判江寧府，直至元豐三年。介甫豈真頌揚元豐者，若日水旱無常，幸而得雨，從此千秋萬歲，五風一雨矣。末句點出帝力何有意。” ^[3]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後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註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説》《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後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鈎沉》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