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

儒術包括範圍甚廣，舉凡儒家的政治、經濟、哲學、倫理、道德等學説，均可稱為儒術。《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説：“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太后指竇太后，魏其武安指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紛。這裏所説黃老之言即黃老之術。竇太后好黃老之術，反映漢初朝廷崇尚道家無為而治；竇嬰、田蚡、趙綰、王臧等隆推儒術，反映朝官中崇尚儒家者不滿足於無為而治，試圖推行儒家有為而治以取代黃老無為主張。當時儒術與黃老之術之間的對立，反映在政治上亦甚尖鋭，《史記·儒林列傳》載：“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轅固生指老子書為家人言，家人指僕役之人，自然是對老子書的貶意。竇太后指儒書為司空城旦，司空為法律之官，城旦指隸役之徒，自然也是對儒書的貶意。漢初在竇太后生前，黃老之術較儒術佔有優勢，爭論的結果是儒術退讓。

對儒術的含意和解釋主要有下列幾種。 ^[1] 

《漢書·董仲舒傳》引董仲舒的《對策》説：“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一主張被後世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初成書的《淮南子·齊俗訓》亦説：“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這裏所説的孔子之術亦指儒術。 ^[1] 

《史記·太史公自序》：“仲尼悼禮廢樂崩，進修經術，以達王道。”漢代崇尚經學，以通經取士，因此，儒術包括於經術之中。經術最早又見於《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鄭玄注説：“順此四術以成士也。”《詩》、《書》、《禮》、《樂》被稱為四術，説明通經即是通經術。《漢書·循吏傳》説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等“以經術飾吏事”。經術即儒術。《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説：“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這也可以印證經術即是儒術。《後漢書·儒林傳》亦説：“光武中興，愛好經術。”還説：“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東漢光武帝及東漢王朝都推崇儒學，經學在東漢也發展到極盛時期，經學的發達即是儒學的發達。宋儒程頤説：“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這亦説明漢代經術之士即是儒者，而經術即是儒術。 ^[1] 

《莊子·天下篇》説：“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這裏所説“道術”是指學術。《天下篇》認為古時道術是統一的，自從諸子出現，學派林立，統一的道術便被分裂了：“道術將為天下裂。”它對於儒家道術概括為：“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即儒家，《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儒家之道術。這裏亦可以看到儒家的道術即經術。後世儒家稱孔、孟之道為道術，如宋儒胡安國上宋高宗《奏狀》稱程頤：“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河南程氏遺書·附錄》)這是稱讚程頤繼承孔孟之道而為宋代儒家道術的奠定者。近代章炳麟也説：“夫孟、荀道術皆踴絕孔氏。”（《訄書·訂孔》）即認為孟子和荀子繼承了孔子的道術。儒術作為儒家學説的代稱，成為鑑別儒家學者行為的準則或尺度，具有十分崇高的意義。 ^[1] 

《論語·衞靈公》引孔子説：“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引子夏説：“學而優則仕。”這些都説明儒學與獲致功名利祿的關係。不過在先秦，孔、孟都將入仕視為實現“道”的手段。如孔子提倡“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主張“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衞靈公》）。孟子反對“枉道而從彼”（《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又説：“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同上）這些均説明，孔子和孟子均以入仕為行道，不能行其道則絕對不仕。因此，在先秦孔孟時代，儒術絕非獵取功名利祿的手段。然而自漢代通經致士成為制度，始開儒學利祿之途。司馬遷於《史記·儒林列傳》説：“餘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據《史記·索隱》案：“功令”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課功對於學者通經明經考核，作為選舉（入仕）的根據。這樣，在漢代，經術便成為儒者進身的階梯。《史記·儒林列傳》載：“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黃老之術遭黜，文學儒者大量入仕，公孫弘以通《春秋》經竟由平民封侯當上宰相，經學成了做官的敲門磚，使天下學士風靡嚮往。因此，引起司馬遷的非議。清代學者方苞説：“弘（公孫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學禮義為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為藝，以多誦為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為文學者，亦與古異矣。”（《方望溪全集》卷二《書儒林傳後》）方苞認為漢代以通經取士，由公孫弘等倡儒學利祿之門，使儒學的真實精神喪失，並由此引發經學之弊，流於煩瑣章句（比於掌故），故説“由是儒之道污”。方氏此説，亦是由他對科舉取士不滿引發。方苞受程朱理學影響很深，其對儒術評判較為嚴格。清末學者皮錫瑞對方苞看法持有異議。他説：“案方氏持論雖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師，如漢武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已屬曠世一見之事。欲興經學，非導以利祿不可。古今選舉人才之法，至此一變，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經學歷史·經學昌明時代》）皮氏強調漢代崇經術，以經術致士，對於經學發展有重大意義。至於以利祿誘人，也是形勢使然，不如此，則不可能發展經學。皮錫瑞受戊戌變法影響，同情變法，他對儒術隆污之評判，自不會較方苞那樣嚴格。近代章炳麟對儒術抨擊，言辭更為激烈。他認為儒術不僅成為利祿手段，而且被奸雄假竊，亦可為“君人南面之術”提供權謀。他説：“且夫儒家之術，盜之不過為新莽，而盜道家之術者，則不失田常、漢高祖。”（《訄書·儒道》）王莽出身西漢外戚世家，為豪強貴族，而他年輕時即“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漢書·王莽傳》）。王莽以崇儒得名而行篡奪，因此受章炳麟之譏。章炳麟是站在反封建立場立論的，他雖説儒家之術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比不上道家高明，但在這裏他將儒術和道術均視為奸雄利器而予以貶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