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十三經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出現了“五經”之説，即《詩經》、《尚書》、《儀禮》、《周易》、《春秋》。東漢在此基礎上增加《論語》《孝經》，並稱為“七經”。

到唐代，設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連同《詩》《書》《易》，有“九傳”之稱。唐文宗時，在九經之外加漢代已列入“經”的《論語》《孝經》，增補《爾雅》構成“十二經”。宋仁宗時，增加《孟子》，形成了封建社會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經”。

十三經是由漢朝的五經逐漸發展而來的，最終形成於南宋。“十三經”作為反映先秦歷史狀況的古籍還有很大價值。

漢朝：五經

主條目：五經

漢朝時，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立於學官。

唐朝：九經

唐朝時，《春秋》分為“三傳”，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禮經》分為“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這六部書再加上《易》、《書》、《詩》，並稱為“九經”，也立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

晚唐：十二經

唐文宗開成年間，在國子學刻石，內容除了“九經”之外，還加上了《論語》、《爾雅》、《孝經》。

五代：十一經（收入《孟子》）

五代十國時後蜀國主孟昶刻“十一經”，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經》、《爾雅》。

南宋：十三經正式形成

南宋時《孟子》正式成為“經”，和《論語》、《爾雅》、《孝經》一起，加上原來的“九經”，構成“十三經”。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

《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

《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

《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

《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

這十三種文獻，當以“經”的地位最高，“傳”、“記”次之，《爾雅》又次之。十三種儒家文獻取得“經”的地位，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在漢代，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官方頗為重視，立於學官。

唐代有“九經”，也立於學官，並用以取士。所謂“九經”包括《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和《春秋》三傳。

唐文宗開成年間於國子學刻石，所鐫內容除“九經”外，又益以《論語》、《爾雅》、《孝經》。五代時蜀主孟昶刻“十一經”，排除《孝經》、《爾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躋入諸經之列。

南宋碩儒朱熹以《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形成了人們所熟知的《四書》，併為官方所認可，《孟子》正式成為“經”。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獻確立了它的經典地位。清乾隆時期，鐫刻《十三經》經文於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經注疏》，從此，“十三經”之稱及其在儒學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十三經》的內容極為寬博，

《周易》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內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書》是上古歷史文件彙編，主要內容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記錄。

《詩經》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集，內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

《周禮》主要彙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期各國制度。

《儀禮》主要記載春秋戰國時代的禮制。

《禮記》是秦漢以前有關各種禮儀的論著彙編。

《春秋》三傳是圍繞《春秋》經形成的著作，

《左傳》重在史事的陳述，《公羊傳》、《穀梁傳》重在論議。

《論語》是孔子及其門徒的言行錄。

《孝經》為論述封建孝道的專著。

《孟子》專載孟子的言論、思想和行跡。

《爾雅》訓解詞義，詮釋名物，經學家多據以解經。

儒家文化在封建時代居於主導地位，《十三經》作為儒家文化的經典，其地位之尊崇，影響之深廣，是其他任何典籍所無法比擬的。最高統治者不但從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方針大計，而且對臣民思想的規範、倫理道德的確立、民風民俗的導向，無一不依從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施於社會的影響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瞭解和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閲讀《十三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