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禮疏

不久在魯境又出現《禮古經》，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禮”三十九篇，但未傳下。今文經傳至西漢末，有戴德、戴聖、劉向三個篇次不同的本子。漢末鄭玄用劉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編排之本作注，並記明今古文之異同。今只有此本傳世。該書至晉代始稱《儀禮》，當時門閥為宗法需要，為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然皆不傳。唐賈公彥根據齊黃慶、隋李孟惁兩家之疏，定為今本。從署名來看，似乎並不是像《周禮疏》那樣奉敕編集的，而是賈公彥及其同好者等為之。

《儀禮疏》原本體例與《五經正義》、賈著《周禮疏》一樣，為摘字本。即將所要疏證的經文和鄭注列出來（較長的僅標示首尾），再加以疏證。故而經文及鄭注不全。世稱“單疏本”。單疏本在清代之時，有一部號稱“北宋景德官刊本”流傳（實為南宋覆刻北宋單疏本，經過遞修），藏書家汪士鍾曾經影刻流佈，《四部叢刊續編》中所收錄的《儀禮疏》即是汪刻本。但此本自汪士鍾以後就再也無聞，現在原本估計已經失傳。

到了南宋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及紹興府講單疏本羣經的“正義”或者“疏”散入漢晉舊注羣經相應位置編成所謂的“註疏本”。從現在的實物和記載看，沒有《儀禮註疏》的蹤影，結合當時學術和官方的大背景，《儀禮》可能沒有在宋代形成合刊。

一直到明代中葉，陳鳳梧才第一次將經注和疏進行合刊，這是《儀禮》注、疏的首次合刊，但體例並不純，自然比元代用《儀禮經傳通解》和《儀禮圖》的搭配是要合理得多。一直到顧廣圻在清代中期第二次合刊《儀禮》注、疏，陳本及其翻刻本風行了200年。

明嘉靖年間，李元陽在福建又根據陳鳳梧本重刻，改半葉十行為半葉九行，世稱“李元陽本”或“閩本”、“九行本”。

明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又據李元陽本重刻，世稱：北監本。

明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據北監本重刻，世稱“汲古閣本”。

清乾隆年間北京武英殿據北監本翻刻，世稱“武英殿本”。

清嘉慶十一年，顧廣圻用宋嚴州本《儀禮》鄭注和南宋遞修單疏本《儀禮》賈疏重新合刊，這就是第二次《儀禮》合刊，由張敦仁刊行，今天流行的《儀禮註疏》皆出自張（顧）編本。

清嘉慶年間，阮元在江西據張敦仁本重刻，並附《校勘記》，世稱阮本、江西本。

民國中，劉承幹用張敦仁本翻刻，但板式不尊舊式，校勘極其荒疏，價值不高。

在清中期嘉慶年間，卻又一部註疏本橫空出世。

清代藏書家黃丕烈先後得到一部南宋嚴州刻鄭玄《儀禮注》和南宋遞修本《儀禮疏》（單疏本），顧廣圻曾校嚴州本《儀禮注》於通行鍾本上，校《儀禮疏》於明監本《儀禮註疏》上，並且有過錄本流傳。後來黃丕烈將其校勘影刻並編入《士禮居叢書》。《儀禮疏》後轉入另一位藏書家汪士鍾手上，道光中，汪士鍾將這部《儀禮疏》影刻傳世。但嚴州本和單疏本覆刻之前的嘉慶十一年，張敦仁利用顧廣圻的校本，進行合刊，用方體字精刻，保存《儀禮疏》50卷的分卷。又一次形成了“註疏本”。但是這個註疏本和以前的《儀禮》註疏本的祖本毫無瓜葛，因此可稱之為“註疏本的再現”

總的來説，單疏本雖然是清代影刻，但做工精良，故而訛誤較少，文字最佳。而張敦仁刻方體字“註疏本”從單疏本出，文字亦善，且這一“註疏本”傳本頗少，也是文物性善本。

具體情況可參看喬秀巖《儀禮單疏版本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