獠

所謂“獠”是古代中央皇朝對在中國華南地區部分少數民族的蔑視貶稱，僚常和俚並稱“俚獠”、“夷獠”等。為此在這裏我們把“獠”寫作僚。

僚人稱謂最開始出現是在南北朝時期的桂雲貴川等地區，後來伴隨着秦漢王朝的鎮壓迫使擴展到貴州、四川重慶、雲南等地的僚人遷回嶺南。

僚人在元末明初主要生存在嶺南等地。《通考輿地考》説：“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蠻夷之國。”因此，人們通常將古代西南的部落。

秦漢至西晉永嘉年間，中原戰亂，引發持續三個多世紀的中原漢人移民潮。與此同時，珠江流域的部落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漢後始稱俚僚。

唐後期“俚”續漸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獠”。史籍常將俚僚並稱。《魏書》稱為古南蠻的別種。在嶺南地區，僚常和俚並稱。在雲南、貴州一帶，古代僚人又稱南蠻。 ^[3]  漢武帝開西南夷時，在夜郎境內的民族大部分為“夷僚”。漢初在夜郎地區設置的牂牁郡17縣，都有僚人分佈。東晉時，居住在今廣西和貴州境內的僚人部分北上進入四川，分佈“自漢中以達於邛笮”的廣大區域內。

僚人產生了分化和聚合，出現了西原蠻、黃峒蠻等稱謂。貴州境內出現了葛僚、仡僚等名稱。四川東部的南平僚，住幹欄，女多男少，婦人任役，男子左衽露發赤腳。此外，還有飛頭僚、烏武僚等。廣東部分僚人發展演變成黎人，部分僚人漸與瑤人相混結合稱為瑤僚、蠻僚、瑤僮。因土地的爭奪，僚人與漢人進行了長期的戰爭，粵西僚人他們曾多次舉行反抗唐朝封建統治的起義最終都被鎮壓。《舊唐書》：“武德四年，置南扶州及五縣。以獠反寄瀧州。貞觀元年廢，以所管縣並屬瀧州。二年，獠平，復置南扶州，自瀧州還其故縣。貞觀五年，盎來朝，太宗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僚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資治通鑑》：“貞觀十四年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黨仁弘擊羅竇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新唐書·高宗傳》説：“永徽二年十一月，竇州、義州蠻寇邊，桂州都督劉伯英敗之。”這次大戰，粵西地區的僚人錯誤地放棄信宜山區險要地帶，轉戰桂林邊境，結果損失慘重，大戰加上戰後大屠殺，羅竇洞僚人逃亡他方，有的逃進深山與瑤人雜居，竇州史上，被稱羅竇諸洞僚的僚人漸漸消失。

直到五代、宋、元、眀幾朝，粵西殘存的僚人與南下的瑤人雜居，僚人名字發生了變化，史書上稱作瑤僮，作為俚僚與瑤人融合的瑤僮人。

明朝統治者對少數民族以鎮壓為主，激起各民族的強烈反抗。正統十一年（1446）廣西瑤民攻陷化州，執知州茅自得，殺千户汪義。正統十三年（1448）六月，都指揮僉事陳德、布政使吳揚率兵俘殺信宜瑤人。年末，瑤民趙音旺率眾進攻瀧水、電白等處，攻陷神電衞城，自稱“天賢將軍”。成化二年（1466），起義瑤民十餘部屯駐高州境內，屢受官軍鎮壓，信宜西垌瑤民攻至高州、雷州，與官兵激戰，雙方死傷慘重。高州知府孔鏞通過招撫，瓦解部分起義隊伍。

嘉靖末年，羅旁地區（東界新興、南連陽春、西抵玉林、北連西江，萬山聯絡）瑤民聚眾起義。萬曆四年（1576年），兩廣總督凌雲翼調集官兵20萬人分10哨征討羅旁謠人，是年十一月出師。高州參將陳璘率一哨從信宜進軍懷鄉，懷鄉地區瑤民首領肉翼大王率瑤民抵抗。瑤民利用山地作戰之長，攻陳璘所短，取得很大戰果；瑤民運用"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的戰術與陳璘周旋。後陳璘設計四面埋伏，佯作退兵，引誘肉翼大王尾追陳兵。肉翼大王誤中陳璘之計血濺虎跳，瑤人大部分被殘殺。接着，陳璘連續蕩平90多個瑤寨。

《明史—陳璘傳》：“總督凌雲翼將大徵羅旁，先下令雕剿。璘所破凡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徵。璘從信宜入，會諸軍，覆滅之，以其地置羅定州及東安、西寧二縣。”羅旁戰爭：“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鄰境瑤僮皆懼。”（《明史·凌雲翼傳》）

羅旁戰爭後，瑤僮逃往廣西，改稱為僮（即壯族）。僚的族稱在文獻上消失，融合發展為西南的一些民族。部分瑤僮退居粵北連南地區，發展成廣東瑤族。

俗尚赤足，《桂海虞衡志》説，（南蠻）人椎髻跣足，或者木屐，衣清花斑衣。赤足（冬天穿木屐）之谷在廣西一直延續到本世紀60年代。

拔牙之俗又稱“鑿齒”、“缺齒”。《太平寰宇記》載：“（貴州）有俚人，皆為烏髻……女既嫁，便缺去前齒”，（宜州）悉是雕題鑿齒，畫面人身，“（欽州）又有僚子，巢居海曲，每歲一移，椎髻鑿齒。”

《後漢書·循吏列傳》載：“建武初，駱越之民無嫁取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區，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可見當時還保留着原始羣婚的習俗。

《桂海虞衡志》記：“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卷伴，言卷以為伴侶也。”這是原始搶婚俗的殘存。

俚僚還盛行“不落夫家”婚俗。元《文獻通考》記壯族婚俗：“婿來就親，女家於五裏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僚。半年而後歸夫家。”不落夫家習俗在粵西仍有殘存，其形式為婚後新娘除節日外絕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孃家，直到懷孕臨產時才定居夫家。

俚人先民開始時在樹上搭巢而居。《博物志》説：“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署也。”後來發展成為離地構築的房子，即幹欄。《北史·段傳》雲：“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幹欄。”今桂南偏僻地區的壯族居民仍為人居其上而畜處其下的幹欄建築形式。

《嶺外代答》僚人以藍染布為斑，其紋極細。其法以木板二片，鏤成細花，用以夾布，而鎔蠟灌於鏤中，而後乃釋板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炳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猺人若也。茂名縣誌五代，竇州瑤僚種藍制靛染布，且有多餘於集。明清以來，廣東佛山形成了布匹集市，染布作坊與工場眾多，其主要染料大部份來自粵西山區，羅鏡水擺墟是藍靛的最主要集散地，佛山很多商賈都專門派人在水擺長期採辦。羅定泗綸，連州，分界以及信宜等山區都普遍種藍。

最早見於唐代的記載，據張鷟《朝野僉載》卷二記載：“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箸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大概的意思是説：嶺南的獠人 ^[3]  （壯族人）喜歡吃“蜜唧”，就是把還沒睜開眼、全身通紅的幼鼠，喂以蜂蜜，擺在筵席上釘住，鼠崽蠕動爬行。用筷子夾起一咬，鼠崽唧唧叫喚，所以叫作蜜唧。

明代張岱《陶庵夢憶》裏有一篇《嚴助廟》，述及眾多祭祀貢品時，歸於“非理”類的有“雲南蜜唧、峨眉雪蛆”（卷四）。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鼠”條載：“惠州獠民取初生閉目未有毛者，以蜜養之，用獻親貴。挾而食之，聲猶唧唧，謂之蜜唧。”

《隋書·地理志》説：“嶺南俚人，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變。“在粵西、桂南、海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大批的石鏟、石鋤、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等農業生產工具和石磨盤、石磨棒、石杵等穀物加工具，説明俚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耕生活。

不過，由於自然環境條件比較惡劣，直到隋代嶺南的生產力和經濟水平都是遠不及中原的。“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特別是俚人所居的閉塞山區，生產力更加落後，正如唐張九齡在《曲江集》中所説的，“嶺諸州居人，與夷僚同俗，夥耕水褥，晝乏暮飢。”

俚僚冶銅術中組有意義的是鑄造銅鼓，史學上有“銅鼓文化”之譽，東晉《廣州記》説：“俚僚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北流出土的一面春秋晚期銅鼓，直徑165CM，通高67.5CM，重近達300公斤，被稱為“銅鼓之王”，銅鼓製作工藝精良，鼓面和鼓身飾有太陽紋、雲雷紋、菱形紋、水波紋等集合圖案，還有騎獸紋、鳥型紋、蟲型紋等。銅鼓是權力的象徵，於慶祝、娛樂、作戰等場合使用。

在廣西，僚人留下的風俗依舊

宋朝周去非《嶺外代答》中説：西南蠻笠，以竹為身，而冒以魚氈。其頂尖圓，高起一尺餘，而四圍頗下垂。視他蕃笠，其制似不佳，然最宜乘馬。蓋頂高則定而不傾，四垂則風不能颺，他蕃笠所不及也。交址有笠如兜鍪，而頂偏，似田螺之臀，謂之螺笠。以細竹縷熾成；雖曰工巧，特賤夫之所戴爾。信宜農村的大崗帽形制，與西南蠻笠依然一樣。竇州“三日一市”，容州（今廣西容縣）“呼市為墟，五日一集”。這一習俗沿襲千年不變。柳宗元被貶柳州時所作《柳州峒氓》一詩描述：“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也表現了僚人“趁虛”（趕集）的熱鬧景象。粵西地區依然流傳墟日習慣，一然農民依然以戴大崗帽趁墟為樂。

《嶺外代答·屋室》中説：“廣西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棧板，唯敷瓦於椽間。仰視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為厭也。小民壘土墼為牆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為瓦，或但織竹笆兩重，任其漏滴。廣中居民，四壁不加塗泥，夜間焚膏，其光四出於外，故有‘一家點火十家光’之譏。原其所以然，蓋其地暖，利在通風，不利堙窒也。未嘗見其茅屋，然則廣人，雖於茅亦以為勞事。”周去非文中所提到的“壘土墼為牆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不施棧板，唯敷瓦於椽間”，正是粵西桂東地區的特有建築泥磚屋。其實這種屋在我們粵西很普遍的，從唐代起，百越地區告別了幹欄式巢居，就是以這種建築為主。這種房屋建築優點是冬暖夏涼，吸潮快，建築材料就地取材，建造工藝簡單，缺點是洪水過後，泥磚屋被淹過而容易倒塌。泥磚的製作方法：田泥摻沙約三分之一，加稻草碎，加水拌成糊泥，然後用規格的木模壓印成塊，晾乾之後甚為堅固，便可壘砌成屋牆。使用它一百幾十年是沒有問題的。當住户發現泥磚有松腐現象時，將它拆下，成了十分珍貴的土雜肥。所以農家喜用泥磚屋。泥磚屋的牆腳有的以卵石砌成，有的以青磚砌成，其作用是防水浸淹。這種屋只建一層，高約4米，很少有超過兩層的，怕建得太高不穩固。這些房屋用田泥製成的長方形磚壘疊而成，十分簡樸大方。有的泥磚屋至今仍保持完好。泥磚屋直接在牆上架樑，樑上直接豎釘椽（格子），用燒製的小青瓦片，陰陽覆蓋，上面壓幾塊山石或磚條。泥磚屋平排數間成巷，數巷成村寨。這種較原始的建築，今在丘陵地帶和山區，還有普遍採用。它造價低，山區沒水災的地方多建泥磚屋。

據清光緒《信宜縣誌》記載：“迎春，裝戲劇鼓樂，迎上牛於春牛亭，士女縱觀為樂。”表演時，演員和觀眾同聲歡呼，互相逗樂，氣氛濃烈融洽，充滿着農家特殊的歡樂情趣。鞭春牛，也叫舞春牛，是粵西山區農村民間的一種演唱舞蹈。具有歷史悠久，鄉土氣息濃郁，羣眾喜聞樂見的特點。信宜舞春牛，主要流傳於安莪、茶山、洪冠、硃砂、旺沙、貴子、平塘、合水等新圖山區地域。解放前後曾盛極一時，後來一場“文革”，這些節目作為封資修被掃除。八十年代才得以恢復，隨着時代進步，這種民間舞蹈現已較少見。每年春節或開耕時節，山區農村便盛行這種春牛舞。“春牛”一般由兩個演員扮舞，一人舞牛頭，一人舞牛尾，牛頭用木頭或竹篾扎制，外形比真的牛頭大一倍，彎彎的猶角，大大的眼睛，黑的皮毛，牛鼻被穿着，和真的一樣。牛身用布做，遮住裏邊的演員，牛身和牛尾由一人操舞。表演前，“牛”躺在一邊，在一陣歡快的鑼鼓聲中，由一位老農打扮的角色把牛牽起，繞場走幾周，並對“牛”説幾句打諢話，引觀眾發笑，然後邊舞邊唱：打起鑼鼓響悠悠，人家舞獅我舞牛，人家舞獅得快樂，我地舞牛慶豐收。一段鑼鼓之後，接着又唱下去。表演時，牛的舞蹈動作很簡單，只是隨着牽牛人的唱頌，搖頭擺尾，作欣喜之狀，接受人們的稱讚。牽牛人的動作則比較多，一邊唱一邊撫摸着春牛，從牛頭摸到牛尾，每摸一處，都有唱詞，如摸摸牛頭摸牛耳，農家耕作全靠你；摸摸牛頭摸牛眼，薯粟豆麥糧增產；摸摸牛頭摸牛尾，耕夫步步緊相隨。摸摸牛頭摸牛身，風調雨順好耕耘，摸摸牛頭摸牛腳，晤愁吃來晤愁着。牛兒是個農家寶，農民愛牛樂呵呵；相依為命勤耕作，共同走向金光道。唱詞內容樸實，曲調深沉，感情真摯，教育大家要愛護耕牛，勤耕勤種。在春牛舞了一陣之後，又有幾名秧歌隊上場，邊扭邊唱，敲鑼打鼓，十分熱鬧。表演者還一邊唱，一邊做騎牛、駛牛、犁田，耙地等動作，有的手扶犁耙等農具，有的徒手，要十分逼真，稍有破綻，觀眾就要唱歌來譏諷：手拿金花金黃黃，犁田大伯晤在行，丁丁園園犁緊轉，樣般中間晤開行。表演者即順便接過話頭，逗趣作答：鑼鼓打來鬧洋洋，老兄講得也在行。是你不知我心意，留出中間做魚塘。使得氣氛更加熱烈。有的地方還有一生一旦，打扮成新郎。新娘，手持洋傘，肩挑花籃，邊舞邊唱相際唱一陣，扭一陣，又敲一陣鑼鼓。唱到興高采烈時，有幾個人走入場中邊拍掌邊跳，和演員一齊起舞，大家互逗互樂。春牛舞唱詞內容樸實，感情真摯，教育大家要愛護耕牛，勤耕勤種；曲調深沉纏綿。由於在民間長期傳唱的結果，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曲調。俗稱“春牛調”。

宋代《太平寰宇記》卷之百六十三中談到竇州信宜縣風俗時載：“谷熟時裏閈同取戌日為臘，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會作歌。”《魏書·獠傳》有簡略的記載：“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其中“角”即水牛角造的號角，“鼓”即銅鼓。男男女女，盛裝椎髻，光着腳板，聚於打穀場上，且歌且舞，夜以繼日，盡歡而散。僚人跳舞，舞蹈者一般是經過化裝的，椎髻上插羽翎，敲着銅鼓，吹着號角，手執斧頭和葫蘆笙，雙臂舒張，昂首闊步，有比較規範而又誇張的舞蹈動作。

現信宜金垌徑口還有地堂戲的習俗，秋收過後，看地堂戲便成信宜金垌、徑口等地的村民的娛樂節目之一。所謂的“地堂戲”是指人們仿照粵劇的動作，唱法，把民間流傳下來的故事表演出來，演戲的人大多是鄉中的農民。現天馬山旅遊區按百越古史記載，恢復了古僚族蘆笙舞及跳竹竿，遊客跟隨舞者圍繞火堂跳舞高歌盡興。

《魏書·獠傳》有簡略的記載：“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其中“鼓”即銅鼓，説明貴銅鼓。

劉恂《嶺表錄異》説：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厚，厚二分以外，爐鑄之妙，實為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原注：玉螺，蓋螺之白者，非琢石所為）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周去非《嶺外代答》載：其制；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狀如烘籃，又類宣座。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負也。周圍款識，其圓紋為古錢，其方紋如織簟，或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環成章。合其眾絞，大類細畫圓陣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縣用以為更點。晉裴淵在《廣州記》中所説的：“俚僚鑄銅為大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

廣東信宜（竇州）地處古高涼州北地帶，遠古就是俚瑤生活的地方，僚俚人崇拜雷神。其鑄造的銅鼓乃雷的象徵，銅鼓上的文飾、蹲蛙、羽人都有祀雷有關。僚人認為布洛陀是他們的祖先，雷公能呼風喚雨，格殺妖物，保衞人間和平、安寧與五穀豐登。

信宜出土的銅鼓，具有濃郁的民族特點。信宜銅鼓是中國西漢至明代時期，南部及西南部地區少數民族鑄造和使用的特種器物。它既是戰鼓，又可作樂器使用。當時對於銅鼓的佔有量，不僅體現了財產的富有，而且也是統治權力的象徵。信宜古代銅鼓的陸續出土，為研究粵西桂東地區相應時期俚僚人社會經濟和民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依據。

《隋書·地理志》説：“俚僚貴銅鼓，嶺南二十五郡處處有之”，秦末漢初，粵酉地區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物質財富的進一步積累，階級對立現象也不斷增大。少數人成為君長、都老；大部分人則淪為奴隸。銅鼓的出現是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應的。銅鼓體型高大，壁薄均勻，花紋精細，鑄造工藝複雜。銅鼓的鑄造過程，需經做模、翻模、鑲芯、澆注、拆範、整理等工序。按此推斷，在能夠生產銅鼓的年代裏，其青銅器鑄造業已達到一定水平，而且具備了鑄造大型容器的經驗和能力，這是鑄造銅鼓本身的技術條件。此外，還有原料來源問題，有采礦、冶煉等物質生產問題。這些都是銅鼓生產中必備的物質條件。

到了隋唐，嶺南地區由於山高路遠，中央王朝難以對其實施有效的統治。因此中央王朝對嶺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推行“以故俗治”的政策，讓各部落的君長、都老等大首領，分別治理各自的部落。由於各部落的君長、都老等首領享有對其部落控制的權力職能，因此各部落仍然保存着“好相攻擊”的陋習，他們互相用戰爭來掠奪旁郡的財富和人口。《隋書·地理志》上説“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

實際上銅鼓其作用遠不只用於戰爭。主要的還有用以報警、祭祀、驅逐猛獸、鎮壓“邪魔”以至於娛樂等等。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説：“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竟作，彌日不絕。”

宋《寰宇記》説；“竇州”（廣東信宜）、“昭州”（廣西平樂）“谷熟時，裏閈同取戌日為臘，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會作歌”。屆時，男男女女，盛裝椎髻，光着腳板，聚於打穀場上，且歌且舞，夜以繼日，盡歡而散。俚人跳舞，舞蹈者一般是經過化裝的，椎髻上插羽翎，手執斧頭和葫蘆笙，雙臂舒張，昂首闊步，有比較規範而又誇張的舞蹈動作。

銅鼓是我們的國寶，在古代，銅鼓象徵權力和富貴，鳴擊銅鼓更是吉祥之兆。信宜是中國的銅鼓之鄉，是廣東省出土銅鼓最多的縣（市）。該市出土銅鼓始於800多年前的宋代宋嘉泰元年（1201年），此後陸續有銅鼓出土，已先後出土銅鼓55面（解放後出土31面），其中有多面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國家博物館、省博物館均收藏有信宜出土的銅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