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書

傅雷的信在文革中遺失了，其時傅家家產盡數被抄，傅聰的信也未能倖免。十幾年後的一天，上海音樂學院在一間裝掃帚等雜物的四平米小屋裏，發現了傅雷的一些遺物，其中包括一個黑紙包裹的練習冊，標題是《聰兒家信摘錄》。1986年，傅聰得知此事後，卻堅決不同意發表這些信，因為自感年輕時思想和文字過於稚嫩，無法與父親相提並論。

因此以前各個版本的《傅雷家書》往往只是傅雷一人的獨白，讀者只能想象或猜測傅聰如何迴應他的父親。 ^[1] 

在家書中，可以看到平時教育子女極其嚴厲的傅雷直抒胸臆，愛子情深：“你走後第二天，就想寫信，怕你嫌煩，也就罷了。可是沒一天不想着你。”（1954）“你回來了，又走了；許多新的工作、新的忙碌、新的變化等着你，你是不會感到寂寞的；我們卻是靜下來，慢慢的恢復我們單調的生活，和才過去的歡會和忙亂對比之下，不免一片空虛。”（1956）“兒子交了朋友，世界上有什麼事可以和這種幸福相比的！儘管將來你我之間聚少別多，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獨的。”

在信件中傅家人探討音樂藝術、文學創作的深刻與高度，傅雷為傅聰紓解藝術道路上的心緒問題：“你説常在矛盾與快樂之中，但我相信藝術家沒有矛盾不會進步，不會演變，不會深入。”（1955）也興奮地交流剛看的戲劇電影，“常香玉的天生嗓子太美了，上下高低的range很廣，而且會演戲，劇本也編得好。”（1956）

這些家信更因傅雷一家在時代悲劇中的命運變幻帶有悲涼的感染力，傅雷在寫給兒子的最後一封信中沉重地説：“生活中困難重重，我們必須不斷自我改造，向一切傳統、資本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感情與習俗作鬥爭，我們必須拋棄所有的人生觀和舊的社會準則。”（1966） ^[1-3] 

《傅雷家書》緣起於樓適夷。在追悼會上，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的樓適夷與傅氏兄弟敍舊。樓適夷早在1957年就看到過傅雷傅聰父子的往來家信，印象深刻。問及家信時，傅聰告知，每一封家信都完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里。於是，樓適夷建議傅氏兄弟將家信編輯出版。

此時，傅聰正馳騁於國際音樂舞台，享譽“鋼琴詩人”美名，演出非常繁忙。編輯出版家信既是對故去父母的緬懷，也是對正在復興的中華文化的必要貢獻。兩兄弟商量後，決定由傅敏編選成書。

1981年4月26日，由天津社科院出版、三原公司發行的《傅雷家書》面世。書中不僅有傅雷的家信，還包含有樓適夷代序、傅雷夫婦家信、傅聰家信、給兒媳彌拉的英法文信中譯本四個方面內容。樓適夷作代序《讀家書，想傅雷》中寫道：“謹鄭重地向廣大讀者推薦這部好書。”

傅敏在首次出版的《編後記》中敍述：“今年九月三日是爸爸媽媽飲恨去世十五週年，為了紀念一生剛直不阿的爸爸和一生善良賢淑的媽媽，編錄了這本家書集，寄託我們的哀思。”

1990年1月，傅聰與傅敏簽訂《備忘錄》約定：“先父傅雷先生於1966年去世，我們兄弟倆傅聰和傅敏為法定繼承人，現經我們倆商議決定：先父所有譯著的國內大陸地區版權歸傅敏擁有。” ^[10] 

不是前言的前言傅聰的家信

傅雷夫婦給孩子的信

一九五四年[二十一通]

一九五五年[八通]

一九五六年[三通]

一九五七年[一通]

一九五九年[二通]

一九六〇年[五通]

一九六一年[十通]

一九六二年[十通]

一九六三年[七通]

一九六四年[四通]

一九六五年[六通]

一九六六年[三通]

代跋讀家書，想傅雷 ^[2] 

《傅雷家書》是一部很特殊的書。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射，甚至可以説是傅雷畢生最重要的著作，因為《傅雷家書》是給他與兒子之間的書信，體現了作為父親的他對兒子苦心孤詣。《傅雷家書》這本書中無處不體現的濃濃的父愛。或許每個父親對自己的孩子都疼愛有加，但是，傅雷在疼愛孩子的同時，也不忘對他進行音樂、美術、哲學、歷史、文學乃至健康等等全方面的教育。

傅雷曾鄭重告誡傅聰，“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傅雷家書》中的這類道德教育大多循循善誘，有時也不免苦口婆心，帶有説教意味。例如，1954年8月16日的一封信，專門“談幾樁重要的事”，其實説的是穿衣、吃飯、出台行禮或謝幕方面的禮儀。傅雷知道，自己“老做牧師似的”，書信中滿是“教訓意味”，兒子聽多了也會膩煩。這時，他就打出感情牌來：“請你原諒我是人，原諒我拋不開天下父母對子女的心”，希望兒子“從感情出發，體會我的苦心”。有時，傅雷還為自己的説教，冠以堂而皇之的理由：“爸爸一千句、一萬句，無非是為你好，為你個人好，也就是為我們的音樂界好，也就是為我們的祖國、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類好。”從“以力服人”，到“以理服人”，到“以情服人”，傅雷不再是那種刻板、嚴肅的嚴父形象了。

《傅雷家書》寫於特殊的政治環境，對傅聰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這是傅雷自然會涉及的內容，甚至可以説是他必須履行的職責。1956年12月23日，在致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的信中，傅雷寫道，他對傅聰的“政治認識問題”“抓得很緊”,“從五四年八月到現在，我和他寫了七十九封長信……重點談到政治修養與世界大勢、思想認識”。傅雷在涉及這些嚴肅的話題時，極其謹慎而認真，可謂言之諄諄。在1955年12月11日的信中，他讓兒子“革除小布爾喬亞根性”，並嚴肅地批評説，“怯懦也罷，温情主義也罷，總之是反科學、反馬列主義”。1958年底，傅聰出走英國，時隔一年恢復通信後，傅雷告誡兒子，“你既沒有忘懷祖國，祖國也沒有忘了你，始終給你留着餘地，等你醒悟”，並説，“個人的榮辱得失事小，國家的榮辱得失事大”。

1957年，傅雷遭受長達一年的政治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段時間他很少寫信，而是由妻子朱梅馥代筆，轉達他對兒子的教育與告誡。例如，“你以後做人，好好提高警惕，待人千萬和氣，也不要亂批評人家”，説話“千萬不要太主觀，千萬不要有説服人的態度，這是最犯忌的……有了意見不要亂髮表，要學得含蓄些”。到了1958年，傅雷仍提醒兒子，如遇見首長，“談話之前，應把自己要説的成熟考慮”“千萬不能老是從‘個人第一’出發，大忌大忌”。1959年，他給兒子留下如此片言隻語：“對外只談藝術，言多必失，防人利用”，“行動慎重，有事多與老輩商量，三思而行”。這類規訓，現在讀來似乎盡是一些與世浮沉的庸俗之言，其實是傅雷作為當事人或過來人所表達的沉痛之言。這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嚴父角色，飽含“一位身處動盪歲月的知識分子難以言表的政治隱痛與親情隱痛”,而且，這些家書也許還具有一定的“現實政治功效性”，並不一定是傅氏父子交流意圖的真實表達，故不宜將它們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道德説教。

《傅雷家書》中的一些道德規訓，在當今仍有一定教育意義，但將它們視為弘揚家風家教的典型材料，則是不妥的。傅雷晚年在給朋友的信中坦承，他對傅聰的教育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太嚴太苛求，自己脾氣壞，對他‘身教’的榜樣很不好”，並“為之內疚”。傅聰極力反對將《傅雷家書》當作家教的《聖經》來閲讀。他認為，父親的訓導“有清規戒律的成分在”；而他後來的發展，並沒有“框在這個圈子裏頭”，而是“我走我的路子”。現在，《傅雷家書》成為育人成材的經典讀本，認為傅雷“獨特的、嚴謹的家庭教育方式使子女走上成功的道路”，這本書因而受到很多望子成龍的中國父母的追捧。這樣一種閲讀視角，存在某些偏差與偏失，缺乏對傅雷家教方式的理性審視。等而下之，如果將《傅雷家書》作為一部“成功學”的經典教材，誤認為傅雷信奉“棍棒底下出才子”，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讀，更是對傅氏父子的褻瀆。此外，傅雷關於“先為人”的思想，如傅聰所言，“絕不是世俗概念的‘做人’”，即如何為人處世那一套；他強調的是，“做一個精神上有所昇華的人”。《傅雷家書》的意義，就在於它塑造了一位人們內心深處尋覓的“精神父親”形象——一位“成熟的，甚至很嚴厲的”“高高大大的男人的形象”，敢於“硬硬朗朗地對付這個世界”。這樣的“精神父親”在性格、處世等方面也許有瑕疵，不過仍然感人、偉大。如果將這些內容僅僅理解為“家風家教”，就會忽略傅雷思想的複雜性，也是對《傅雷家書》的誤讀。 ^[8] 

《傅雷家書》屬於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彙編作品，其彙編著作權人為傅敏，甫一面世即成暢銷書，1986年5月，榮獲“全國首屆優秀青年讀物”一等獎。該書也引起時任香港翻譯學會會長金聖華的興趣，金聖華精通英文與法文，她將傅雷書信的24通翻譯成英文和法文，《傅雷家書》得以聞名全球。 ^[10] 

這本書問世以來，對人們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養的啓迪作用既深且遠。《傅雷家書》獲得過全國首屆優秀青年讀物一等獎，還被列為大型叢書《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之一。據統計20多年間它的發行量累計已達110萬冊，這足以證明其影響之大。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中小學生閲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初中段。 ^[5] 

文學家葉永烈：“《傅雷家書》是一座思想‘富礦’。廣大讀者還可以從美學、音樂、文學、哲學等角度加以探討，從中獲取豐富的精神滋養。”

翻譯家樓適夷《讀家書，想傅雷》：“這是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這也是一部充滿着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 ^[9] 

《傅雷家書》是傅雷夫婦自1954年至1966年期間寫給兒子傅聰和兒媳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編輯而成。該書最早於1981年在大陸出版。傅敏曾於2010年開始在媒體上刊登版權聲明。

台海出版社擅自出版《傅雷家書》，並通過中關村圖書大廈銷售，嚴重侵犯其著作權，因此將出版社和圖書大廈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權、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近40萬元人民幣。

此案2017年3月3日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80歲高齡的傅敏沒有到庭，他委託代理律師出庭作證。此案沒有當庭宣判，將擇日判決。 ^[6] 

2017年4月21日，傅雷次子傅敏與合肥三原圖書出版服務有限公司共同起訴台海出版社侵犯《傅雷家書》著作權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宣判，法院判決被告停止侵權、公開致歉、賠償傅敏經濟損失20萬元(人民幣，下同)，賠償合肥三原圖書經濟損失3萬元，賠償兩原告合理開支3.6萬元。

傅敏的代理律師稱，涉案圖書完全照抄《傅雷家書》，侵犯了傅敏享有的權利，侵權行為惡劣。傅敏曾於2010年開始在媒體上刊登版權聲明，台海出版社對此卻不予理會，屬於故意侵權。

台海出版社則辯稱，被訴侵權圖書《傅雷家書》，我方已停止侵權並通知書店下架，該書僅印發5000冊，銷售收入遠未達到3.6萬元，兩原告主張的經濟損失過高，不同意其相應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認為，台海出版社作為專業出版機構，應知出版發行他人作品需經著作權人的授權，但其未經原告圖書著作權人許可，出版發行了與原告圖書主體內容相同的圖書，且未為編者傅敏署名，具有侵權的主觀過錯，侵犯了傅敏對原告圖書彙編作品享有的署名權、複製權、發行權。

法院還認為，被告出版的《傅雷家書》內容與兩原告依其主張權利的《傅雷家書》內容高度雷同，系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他人作品的侵權行為，因此作出以上判決。 ^[7] 

1981年三聯初版收錄了118通書信，選自傅聰當時保存的125通中文信和傅雷給傅敏的2通信，其中包含一封朱梅馥給傅聰的信。增補本第二版中，收錄書信178通，包含朱梅馥信16通，英文信1通，還有給傅敏的2通；加入金聖華翻譯的傅雷夫婦給兒子、兒媳的24封英法文信的譯文和1960年傅雷專為傅聰編的音樂筆記。第三版增加的是附錄部分和7通傅雷書信，加入了金聖華翻譯的譯註、體會和傅雷夫婦遺書，第五版加入了傅雷寫給傅聰在波蘭的鋼琴教師的14封信。

2003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插圖增訂版收錄家信200通，其中傅雷信件161通，傅雷夫人信39通。據傅雷次子、編者傅敏的《編後記》説，“新增家信36通，父親信11通，母親信25通。補充內容的信69通：父親信59通，母親信10通，並以殘存的6通哥哥家信為前言，樓適夷先生文章為代跋。”

2012年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編選了傅雷夫婦書信184通，其中傅雷書信143通，傅雷夫人書信41通，刪去很多“政治和家常的段落”。同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大致相同，值得一提的是，該版本還分兩部分選入了傅聰給父母的信：第一部分延續傅聰的6封家信置於卷首，另一部分選錄了傅雷在世時就傅聰1954-1957年期間的39通家信進行的選摘。

2014年江蘇教育出版社的《傅雷家書全編》，又加入了傅雷夫婦給傅聰、傅敏（3封）和彌拉的信，一共255通，是最為完整的傅雷家書。

2017年遠東出版社將要出的《傅雷著譯全書》收入傅雷夫婦給孩子的全部書信和傅聰家信，也會是“比較全”的版本。 ^[1]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著名文學翻譯家、文藝評論家以及美術評論家。於20世紀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創辦的徐匯公學讀書，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論激烈，被學校開除。五四運動時，他參加在街頭的演講遊行。北伐戰爭時他又參加大同大學附中學潮，在國民黨逮捕的威脅和恐嚇之下，被寡母強迫避離鄉下。1927年冬離滬赴法，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同時專攻美術理論和藝術評論。1931年春訪問意大利時，曾在羅馬演講過《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意義》，猛烈抨擊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留學期間遊歷瑞士、比利時、意大利等國。1931年秋回國後，傅雷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譯作豐富，行文流暢，文筆傳神，翻譯態度嚴謹。“文化大革命”期間，在1966年的一個晴初霜旦，翻譯巨匠傅雷憤然辭世。9月3日凌晨，58歲的翻譯大師因不堪忍受紅衞兵的毆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而亡。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長結，打圈，系在鐵窗橫框上，尾隨夫君而去。夫妻雙方雙雙自殺身亡，悲壯地走完了一生。

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級下冊語文名著導讀第一篇“傅雷家書：苦心孤詣的教子篇”

山東教育出版社八年級下冊語文名著導讀第一篇“傅雷家書：苦心孤詣的教子篇”

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級上冊語文第二單元第7課《傅雷家書兩則》收錄2則“1954年10月2日”“1955年1月26日”2則

山東教育出版社八年級下冊語文第二單元第9課《傅雷家書兩則》收錄2則“1954年10月2日”“1955年1月26日”2則 ^[4] 

記得我從十三歲到十五歲，念過三年法文；老師教的方法既有問題，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績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從十六歲到二十歲在大同改唸英文，也沒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績好一些。二十歲出國時，對法文的知識只會比你的現在的俄文程度差。到了法國，半年之間，請私人教師與房東太太雙管齊下補習法文，教師管讀本與文法，房東太太管會話與發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課方式，而是隨時在談話中糾正。半年以後，我在法國的知識分子家庭中過生活，已經一切無問題。十個月以後開始能聽幾門不太難的功課。可見國外學語文，以隨時隨地應用的關係，比國內的進度不啻一與五六倍之比。這一點你在莫斯科遇到李德倫時也聽他談過。我特意跟你提，為的是要你別把俄文學習弄成“突擊式”。一個半月之間唸完文法，這是強記，決不能消化，而且過了一響大半會忘了的。我認為目前主要是抓住俄文的要點，學得慢一些，但所學的必須牢記，這樣才能基礎紮實。貪多務得是沒用的，反而影響鋼琴業務，甚至使你身心困頓，一空下來即昏昏欲睡。——這問題希望你自己細細想一想，想通了，就得下決心更改方法，與俄文老師細細商量。一切學問沒有速成的，尤其是語言。倘若你目前停止上新課，把已學的從頭温一遍，我敢斷言你會發覺有許多已經完全忘了。

你出國去所遭遇的最大困難，大概和我二十六年前的情形差不多，就是對所在國的語言程度太淺。過去我再三再四強調你在京趕學理論，便是為了這個緣故。倘若你對理論有了一個基本概念，那麼日後在國外唸的時候，不至於語言的困難加上樂理的困難，使你對樂理格外覺得難學。換句話説：理論上先略有門徑之後，在國外念起來可以比較方便些。可是你自始至終沒有和我提過在京學習理論的情形，連是否已開始亦未提過。我只知道你初到時因羅君患病而擱置，以後如何，雖經我屢次在信中問你，你也沒復過一個字。——現在我再和你説一遍：我的意思最好把俄文學習的時間分出一部分，移作學習樂理之府。

提早出國，我很贊成。你以前覺得俄文程度太差，應多多準備後再走。其實像你這樣學俄文，即使用最大的努力，再學一年也未必能説準備充分，——除非你在北京不與中國人來往，而整天生活在俄國人堆裏。

自己責備自己而沒有行動表現，我是最不贊成的。這是做人的基本作風，不僅對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説的，只有事實才能證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動才能表明你的心跡。待朋友不能如此馬虎。生性並非“薄情”的人，在行動上做得跟“薄情”一樣，是最冤枉的，犯不着的。正如一個並不調皮的人要調皮而結果反吃虧，一個道理。

一切做人的道理，你心裏無不明白，吃虧的是沒有事實表現；希望你從今以後，一輩子記住這一點。大小事都要對人家有交代！

其次，你對時間的安排，學業的安排，輕重的看法，緩急的分別，還不能有清楚明確的認識與實踐。這是我為你最操心的。因為你的生活將來要和我一樣的忙，也許更忙。不能充分掌握時間與區別事情的緩急先後，你的一切都會打折扣。所以有關這些方面的問題，不但希望你多聽聽我的意見，更要自己多想想，想過以後立刻想辦法實行，應改的應調整的都應當立刻改，立刻調整，不以任何理由耽擱。

文章背景及作者自敍：

輯印在這本集子裏的，不是普通的家書。傅雷在給傅聰的信裏這樣説：“長篇累牘地給你寫信，不是空嘮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説長道短）,而是有好幾種作用的。第一，我的確把你當作一個討論藝術，討論音樂的對手；第二，極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讓我做父親的得些新鮮養料，同時也可以間接傳佈給別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訓練你的—不但是文筆，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時時刻刻，隨處給你做個警鐘，做面‘忠實的鏡子’，不論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細節方面，在藝術修養方面，在演奏姿態方面。”貫穿全部家書的情意，是要兒子知道國家的榮辱，藝術的尊嚴，能夠用嚴肅的態度對待一切，做一個“德藝俱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

①一九五四年傅聰赴波蘭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並在波蘭留學，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全家在上海火車站送傅聰去北京準備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