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秉常

傅秉常，原籍廣東南海縣佛山鎮。早年就讀於香港育才書院和聖士提反男中學，後進入香港大學。

1916年12月畢業後，在聖士提反男中學教書。經好友何永乾(何啓長子)的介紹，與其妹何燕芳結婚，寒門之子傅秉常得以躋入位列香港名流的何啓家族，也能接近伍廷芳(何燕芳的大姑丈)與孫文(何啓學生)，打開了入仕之路。

1919年，傅秉常作為伍朝樞（伍廷芳之子）的隨員，前往巴黎和會，眼界大開，並透過何啓與伍廷芳的關係，傅秉常擔任孫文的外交秘書，負責交涉“五卅慘案”“沙基慘案”及省港大罷工等外交事件，終得英國退讓，被視為外交精英。由於傅秉常的交涉才能，再加上伍朝樞等粵籍前輩們的提攜，所以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並曾以立法委員的身分，先後草擬《民法》《海商法》及1936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1949年，傅秉常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卻拒絕到任，避居法國。直到1957年5月始赴台灣，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1958年6月擔任“司法院”副院長，曾編纂《最新六法全書》。1965年在台北病逝，遺有《一九四九年日記》等著作。

受惠於何啓家族的關係網，傅秉常不只得到伍廷芳、伍朝樞父子的賞識，也與孫文長子孫科交好，成為國民黨內“太子派”的重要成員，很快進入了國民黨的權力核心。孫文逝世後，粵系人馬擁護孫科，使蔣介石相當忌憚，逐步翦除孫科羽翼，“太子派”的成員們紛紛被邊緣化，傅秉常也受到牽連，在外交部屢受排擠。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作為粵系領袖的孫科主張“聯蘇制日”，建議擱置中東路問題，儘快恢復中蘇兩國的外交關係。隨着國聯調停失敗，孫科“聯蘇制日”的建議也打動了蔣介石。與蘇聯多次交涉後，終在1932年12月12日宣佈中蘇復交，但因東北問題的爭執，中蘇關係很快陷入僵局。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全面抗日，蔣介石只能採取“聯蘇和共”的計劃。但蘇聯不願得罪日本，只願意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提供國民政府大量的軍火物資。這對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説，可以説是雪中送炭。為了推進蘇聯援華的計劃，蔣介石任命孫科為中國特使，蘇聯也刻意籠絡，破例優待孫科等人。訪蘇任務達成後，孫科本希望由傅秉常擔任駐蘇大使，但傅秉常考慮蔣介石已猜疑孫科挾蘇聯以自重，遂改薦楊傑擔任駐蘇大使。由此可見，國民黨內的派系問題連帶影響了國民政府的對蘇政策，尤其是“聯俄”之議更容易引人遐想，讓孫科、傅秉常等人無不謹慎，深怕引起蔣介石的猜忌，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蔣介石等人期望的“聯蘇制日”始終沒有實現，蘇聯甚至還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公然承認“滿洲國”。為了避免中蘇關係繼續惡化，蔣介石必須派出中蘇兩國都能信任的人擔任駐蘇大使，所以蔣介石任命傅秉常為駐蘇大使。當時傅秉常困於家務牽絆，不願接受這項任命，在蔣介石多次勸慰下，傅秉常才勉強接受任命。傅秉常赴任前，蔣介石曾授意傅秉常與蘇聯交涉時，可在經濟問題上讓步，但在新疆、外蒙及中共三大問題絕不放棄中國主權的訴求。

隨着歐洲戰局轉危為安，同盟國準備召開外交部長會議，但英國與蘇聯都不願讓中國列為宣言簽署國之一，只有美國堅持讓中國加入簽署國之列，多少透露出美國對蘇聯的猜疑。因此，駐蘇大使傅秉常才能代表中國，與美、英、蘇三國代表一同簽署《四國宣言》。實際上，作為中國代表的傅秉常不但不能參與外長會議，也不知美蘇英三國討論之機密，可見中國能參與《四國宣言》的簽署，只是基於美國的遠東佈局，不是中國真有大國實力，間接反映出“弱國無外交”。不過，正因為中國簽署《四國宣言》之契機，讓英、美兩國邀請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討論同盟國對日作戰事宜，象徵中國長期抗戰的艱苦局面終露曙光。

中蘇關係雖看似緊密，實危機四伏，尤以新疆問題最為棘手，傅秉常在1944年日記多次提到撤換盛世才與收回新疆問題，可見其焦慮心情。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以中國主權為籌碼，換取蘇聯對日作戰。為了避免中國抗議，蘇聯與美國都隱瞞了雅爾塔會議的討論內容。

後來，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聯合國大會得知雅爾塔協定侵害中國主權，立刻向美國抗議，但美國卻反過來要求中國儘快與蘇聯交涉，否則將終止美援，迫使蔣介石只能派出代表團赴蘇聯談判。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後，外交部長宋子文與斯大林共有6次會談，其中第2次與第3次會議皆因外蒙古問題不歡而散，直到7月9日第四次會議，外蒙古問題才勉強談妥。

值得注意的是，《傅秉常日記》將1945年6月29日至7月13日，及8月8日至8月15日的記事，全數刪去，即隱瞞了第一輪、第二輪中蘇談判的相關細節。筆者詢問編者傅錡華與張力教授後，知手稿原件本就沒有記事，非家族後人為親者諱隱藏檔案，而是傅秉常主動刪去這些資料，其刪文原因可能出於政治考量，不願被人貼上親蘇派的標籤，或不願泄漏談判細節，避免遭後人唾罵。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締結後，國民政府同意外蒙古舉行獨立公投，外蒙古獨立已成事實。國民黨內雖有少數人反對外蒙古獨立，但大多數人與傅秉常一樣，認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保障了東北主權，也緩和了國共兩黨的緊張氣氛，有助於國內團結統一。

然而，從《傅秉常日記》1945年下半年的記事，可知因蘇聯進兵新疆，中蘇關係再度緊張，國共談判也進展不順，尤其是接收東北問題，更成為中蘇雙方衝突的主因，讓傅秉常很擔心中蘇同盟的前景，甚至暫時隱瞞了唐努烏梁海被併入蘇聯的消息，避免外蒙獨立問題又起變化，造成中蘇同盟的破裂。由此可見，傅秉常努力維持中蘇關係的穩定，實現“聯蘇和共”的目標，但因蘇聯未能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東北接收、新疆撤兵、國共政爭三項約定，中蘇關係日漸惡化，傅秉常的努力最終付諸流水，傅氏只有空留餘恨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