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東華

1920年，在北京加入文學研究會。此後，在上海大學、上海中國公學任教並從事着譯。一度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1932年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1933年7月，與鄭振鐸主編生活書店印行的大型月刊《文學》，同時為商務印書館編撰《基本初中國文》、《復興初中國文》、《復興高中國文》3套各6冊，發行全國。

1935年春，任暨南大學國文教授。1936年，發起組織文藝家協會，號召文藝家共赴國難。八一三事變後，參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任《救亡日報》編委，參與翻譯斯諾《西行漫記》。上海被日本侵略軍佔領後，翻譯《飄》、《業障》等，編輯出版叢書《孤島閒書》。

1942年夏，應暨南大學聘請攜家眷赴福建建陽，途經金華時被日本侵略軍俘虜，押至杭州日偽敵工總部。

1942年9月，由漢奸傅式説保釋，主編汪偽《東南月刊》。次年，隱居上海從事着翻譯及語言文字研究。

建國後，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編審、《辭海》編輯委員會委員、語辭學科主編。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政協特邀委員。參加《資治通鑑》標點本清樣校注，標點《漢書》等。

傅東華1893年4月21日 ^[3]  出生於浙江金華，本姓黃，後因過繼母舅改姓傅。黃家世代行醫，常常施藥於貧苦百姓，不取分文，在金華頗有好名聲。傅東華的父親黃二峯在城中坐館課蒙童，生有二子一女，長子西華，後與堂兄黃人望一併東渡日本求學，次子便是傅東華。

傅東華自幼在私塾中受到父親的教誨，國學底子很紮實，他家相鄰有一家書商，私下裏，傅東華從書商那裏借了許多繡像小説看。等他稍稍長大，堂哥黃人望便成了他的偶像，他要朝着堂哥的方向走下去。年少時，傅東華的家計比以前艱難，他在《父親的新年》一文中寫道：“自從我能記憶的時候起直到童年的終了，每個新年的回憶裏總是父親的影像居於最前列。一到臘月初頭，父親的面容就變嚴肅了；賬目要清理，年事要備辦，一切都得父親獨個人擔當。有時，父親緊皺着眉頭。雙手互相籠在袖筒裏，默不作聲地在房裏整日的往來踱着，我們都知道他正過着難關，於是新年將到的喜望舊不覺被給父親的同情所銷尅。”

1911年，傅東華考入上海南洋公學中學部，畢業之後，他因家中無法供其升學，於1913年考入中華書局做實習生，後因他的國文、英文都好，改任編輯。這期間，傅東華主要從事編輯、翻譯外文期刊上選定的短篇小説，有《白羽冠》《美人丹》《黃金魔力》等，這些翻譯小説多在《中華小説界》上發表。

1916年秋天，《中華小説界》停刊，傅東華離開中華書局，回到金華，在東陽縣立中學、高等師範補習班當英語老師。1918年，經同學邵飄萍介紹，傅東華翻譯的《青鳥》在《京報》連載，他和金兆梓合譯的《詩之研究》隨後也在《京報》陸續刊出。沒多久，傅東華便到北京，先後在平民大學附中、北京高等師範教授英文，卻因學力不足，旋遭辭退。1920年，傅東華加入“文學研究會”，這一時期，他著有《語體文歐化的討論》《四十年來之英國詩壇》《西萬提司評傳》。

1923年，傅東華的《青鳥》和《詩之研究》出版。第二年，他轉戰上海，曾在上海大學、中國公學任教。此後，他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譯員，《參情夢》《迂士錄》便是這一時期的譯作。1925年，傅東華從上海轉道杭州，在杭州兩浙鹽務中學擔任英文教師，傅東華教學嚴格，他不準學生在書上注寫中文字，並要求學生在課上説英文。教了一年半後，他被請到復旦大學並於1929年出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教學的同時，傅東華一邊創作，一邊翻譯西方的古典文學與流行文學。 ^[4] 

1933年的一天，在北京燕京大學教書的鄭振鐸來上海看望茅盾。兩人談起目前中國文壇的凋敝情況，鄭振鐸説，現在就缺少一個自己的而又能夠長期辦下去的刊物，“作家們苦於無發表作品的地方”。茅盾也有同感，兩人決定重辦一份隸屬左翼文壇的大型文學刊物，遂選定了《小説月報》。

《小説月報》1910年7月在上海創刊，以發表創作和翻譯小説為主，兼有文藝評論和散文。在提倡新文學和評價世界進步文學方面曾做出過貢獻。常在《小説月報》上發表作品的有魯迅、茅盾、葉聖陶。1930年12月，上海戰事爆發後，報館被日軍炸燬，《小説月報》被迫停刊。

經過細緻商討後，鄭振鐸和茅盾兩人認為，可以在《小説月報》基礎上，辦個更大型的、內容以創作為主、提倡現實主義也重視評論和翻譯、觀點是左傾的刊物，刊名更名為《文學》。在挑選主編的問題上，兩人都碰到了困難。鄭振鐸要茅盾當，茅盾認為自己不合適，應該找一名不讓官方注意的人比較好。茅盾則要鄭振鐸當，鄭振鐸覺得自己不在上海也不合適，可以幫忙拉拉稿子做些實際的工作。兩人就想起了傅東華。定下人選之後，茅盾擔心起來，因為傅東華有一份較好的、比較固定的高級翻譯工作，不知道他願不願意。

鄭振鐸表示，這事由他出面做工作。過了兩天，鄭振鐸告訴茅盾，傅東華願意辭去商務印書館高級編輯的職務，過來做主編，就是現在手頭有一套中學的國文教科書在編，一時脱不開身。茅盾説，這好辦，叫剛組建的《文學》編委會的人去幫着做就是。就這樣，傅東華當上《文學》月刊的主編。

《文學》月刊創刊後，一鳴驚人。魯迅雜文《又論“第三種人”》即發表在創刊號評論欄首篇，《談金聖嘆》則載創刊號散文隨筆欄。在創刊號上發表作品的還有茅盾、葉聖陶、郁達夫、巴金、張天翼、艾蕪、沙汀、王統照以及朱自清、夏丐尊、豐子愷、陳望道、樓適夷、俞平伯和鄭振鐸等。《文學》一出版就受到了讀者的青睞，創刊號初版一萬份，5日即銷售一空。後來又再版了數次，這不得不説是個奇蹟。 ^[4] 

《文學》一炮打響，令魯迅、茅盾、鄭振鐸等同人非常高興。魯迅對《文學》傾注了很大熱情。然而，他怎麼也沒有料到，《文學》第二期上的一篇署名“伍實”的文章卻令他大為失望。

這篇文章的題目叫《休士在中國》。休士是美國黑人作家、當時被稱為“哈萊姆文藝復興中心人物”，他應蘇聯之邀前往拍攝反映黑人生活的紀錄片。此後由蘇聯經日本到上海，受到左聯作家的邀請來中國介紹訪蘇情況。左聯請傅東華出來主持。一則，《文學》剛創立，二則傅東華是刊物的主編。

這本來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但傅東華用“伍實”的筆名寫了《休士在中國》，開頭有這麼一段話：

美國黑人作家蘭斯頓·休士於7月初經蘇俄到中國，比之不久以前蕭伯納來華的聲勢，真所謂“不可同日而語”；不但碼頭上沒有士女們的歡迎，就是日報上也不見他的名字。這裏面的道理自然很簡單：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唯其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

這段話使得魯迅很不高興，他憤然而起，當日即給《文學》雜誌社寫了措辭嚴厲的信：

我見了一回蕭（蕭伯納），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罵到現在……然而那是招待者邀我去的。這回的招待休士，我並未接到通知，時間地址全不知道，怎麼能到？ 即使邀而不到，也許有別種的原因，當口誅筆伐之前，似乎也須略加考察。現在並未相告，就責我不到，因這不到，就斷定我看不起黑種。作者是相信的罷，讀者不明事實，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還不相信我竟是這樣一個勢力卑劣的人！

給我以誣衊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並不為奇慣了。但那是小報，是敵人。略具識見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學》是掛着冠冕堂皇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為什麼無端虛構劣跡，大加奚落，至於到這地步呢？ 莫非缺一個勢力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學戲台上跳舞一下，以給觀眾開心，且催嘔吐麼？ 我自信還不至於是這樣的腳色，我還能夠從此跳下這可怕的戲台。那是就無論怎樣侮辱嘲罵，彼此都沒有矛盾了。

魯迅的憤怒以及對同人刊物的寒心溢於言辭。這件事發生後，作為主編的傅東華很內疚，因為“伍實”就是他的別名。他文章的本義沒有諷刺魯迅之意，但是客觀上卻起到了這樣的效果，他深感自責。

傅東華將魯迅來信專門送交編委會成員傳閲，並且特別請示茅盾有關處理辦法。事情發生時，茅盾因祖母去世正在家鄉烏鎮忙喪事，突然接到傅東華來信後便匆匆返回上海，代表編委會起草給魯迅的答覆函。其中説：

伍實就是傅東華，使用這筆名不是放冷箭。他在《文學》第二期發稿期截止的前夕匆匆寫了此稿，以至開場白這幾句閒文未能説得明白，疏忽則誠有之，然而決不是對先生有惡意，這一層編委會同人是確信的，希望先生了解。

茅盾特別強調：“傅文中的疏忽，編委會同人也不曾看出來，編委會同人共同負有失檢之罪。請先生釋然於懷。時時賜以批評，使大眾園地的《文學》能夠一天天進步起來。”

《文學》編委會除了茅盾登門解釋外，當時還託周建人先生向魯迅致歉解釋，並且又專函請與魯迅關係較密的郁達夫由杭州來滬勸説。《文學》態度誠懇，而且這是一場誤會，魯迅以後並未再究。

當《文學》月刊受到反動勢力圍剿時，多年未向《文學》撰稿的魯迅，重新為該刊撰稿，他將其譯文《山中笛韻》交《文學》發表，之後又有《憶韋素園君》《病後雜談》《“題未定”草》《文人相輕》等雜文先後在《文學》發表，以示支持。

後來，傅東華辭去了《文學》雜誌的主編一職，轉任暨南大學國文教授，教學之餘繼續從事創作和翻譯。 ^[4] 

1938年春天，由美國作家瑪格麗特· 米切爾創作的Gone withthe Wind一經出版，受到讀者熱捧。1939年夏初，據此改編的電影《亂世佳人》上映，一舉奪得10項奧斯卡大獎，併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名片。

當《亂世佳人》在上海上映四十餘日，開了外國影片映演以來未有的紀錄，同時該書的翻印本也成了轟動一時的讀物，甚至有人採用它做英文教科書。

電影開映的前幾日，就有朋友慫恿傅東華譯這本書，當時，傅東華認為一部時髦的書未必一定就是好書，所以遲疑不決，停頓了近一個月。當他看過書的內容和電影后，他覺得《飄》斷不是那種低級趣味的時髦小説——它的風行不是沒有理由的，確實值得一譯。

巧的是，當時國華編譯社剛剛組織起來，聽到傅東華有意要譯這部書，立即派代表跟他接洽，由於彼此至誠相見，三言兩語就把事情商妥了。

就這樣，傅東華開始了翻譯，他首先解決的是書名問題，Gonewiththe Wind原意是主人公的故鄉已經“隨風飄去”了。電影起初的譯名就是“隨風飄去”，傅東華覺得這樣翻譯雖然切合但有些不像書名，後來改為《亂世佳人》，那隻好讓電影專用。因此，他把書名譯為《飄》，他覺得這一個字已經足夠表達原名的藴義。

在翻譯過程中，傅東華又很好地處理了用什麼文化傳統和語言風格翻譯的問題。有人説，傅東華先生的譯文，無疑以另一種文字演繹了同樣流暢與自然。還有人評論，傅東華翻譯的《飄》，既有原文在文字上的優美，又有風格上的神似，具有引人入勝的魅力，讀起來完全沒有譯作的生澀感。合乎中國人的習慣，且發自他內心對漢語言文字、文學的熱愛，極具感染力。也因此，《飄》被認為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隨着戰爭的爆發，暨南大學不斷遷移，傅東華也在流離中奔波逃難，1942年5月，浙贛戰役爆發後不久，傅東華被日軍抓走，同年9月，經傅式悦（章太炎侄婿，曾任偽浙江省省長）保釋。不到半年，傅東華隱居上海繼續從事翻譯，並且開展語言文字研究。

解放以後，傅東華任上海市政協特邀委員、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編審，語詞學科主編等職，他也參與標點《資治通鑑》《漢書》的工作，此時，傅東華多用黃約齋的筆名。 ^[4] 

譯有西班牙塞萬提斯《唐·吉訶德》，英約翰·彌爾頓《失樂園》，美德來塞《珍妮姑娘》，古希臘荷馬《伊利亞特》等。

傅東華的譯本《飄》在第一代中國讀者中影響十分深遠。在今天看來，他的譯本用語靈活多變，行文自然，清楚明瞭。不過，傅東華隨意刪除原本中大段的景物自然描寫，也讓譯本失色不少。儘管如此，傅氏譯本仍然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傅東華譯《飄》中的歸化翻譯包括對人名、地名、機構名的歸化處理，也包括對定語、狀語等句子成分擺放位置的歸化和對某些介詞短語、-ing分詞短語等結構的歸化。傅譯中的歸化翻譯可以從社會符號學、圖式理論、和德國功能主義中得到理論支持。

專著《李白與杜甫》、《李清照》、《字源》、《漢學》、《現代漢語的演變》；散文集《山胡桃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