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生

傅庚生，漢族人，字肖巖。曾用筆名有:傅肖巖，肖巖、肖嚴、筱巖、更生、齊爭等。祖籍山東省蓬萊縣。父親傅良弼(陟巖)自幼讀書。1900年，20歲時考取秀才後，即在遼陽縣教書。清光緒末年考取優貢。時值康梁變法，清政府在全國選擇“心術端正、文理明通之士”,用官費派到外國留學。父親即被選派赴日本留學。歸國後多年從事教育工作。

1910年(清宣統二年庚戌) 10月27日生於遼陽。六歲時入吉林省立模範小學讀書，1922年畢業。1923年春考入瀋陽第三中學。在中學學習期間，他的語文老師楊夢熊先生對我的教益非淺，引導他掌握了古詩詞的格律及作法，為他以後的從事詩詞的研究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1926年他轉入東北大學國文系預科。在預科讀書時即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當時東北風氣初開，他醉心於新文藝和翻譯文學，曾和楊予秀、吳恩裕、趙石溪等同學自編、自寫、自印文藝刊物《夜航》，共出四期,後因籌不出印刷費而停刊。以後,他就常在報刊上投稿,想作個業餘作家了。

1927年冬,他與楊予秀、吳恩裕等同學一併升入了東北大學本科哲學系。1929年因該校要取消哲學系，加之當時和他接近的同學楊予秀、吳恩裕等都次第被學校開除，他很不自安,想另謀出路。經同學介紹，翌年春,被派任東省特別區(哈爾濱)教育會編輯，並轉學法政大學經濟系。數月後，調任東省特別區(哈爾濱)教育廳第二科科員。從1927年至1931年春，他先後在《盛京日報》、《泰東日報》、《新亞日報》、《益世報》、《大公報》 等報上發表了一些小説和雜文。其中曾在《泰東日報》上發表過長篇連載小説《燕侶鶯儔》等。他到教育廳後不久，因工作上的勞累與困難，且在法政大學讀書又是有名無實，因此漸萌悔念;遂於1931年夏復學東北大學國文系。

“九·一八”事變後，傅庚生全家逃到北京。當時東北大學的學生一部分在北京復學，一部分由教育部安插，分別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寄讀。他就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作了寄讀生。翌年暑假,參加轉學考試,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1932年他的父親因患心臟病，突然去世。父親死後，家無恆產，他的胞兄傅誼生在北寧鐵路局天津車站當一名小職員，月薪只有四十元，不可能供他讀書。因此，他只好謀求一個職業，一面工作，一面學習。1932年他兼任了北京弘達學院語文教員。“九·一八”事變後，一般東北青年都有民族意識，都想抗日救國。當時梅公任、周天放等東北人在北京發起建立東北行健學會。1933年他加入了東北行健學會,併兼任民友書局編輯。1934年,他於北京大學畢業，作了弘達學院的專任教員。

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他曾寫過一篇小説《桐兒》(又名《雪兒》，曾在《東北月刊》上發表過)，馮文炳(廢名)先生看過後，説寫得好，但他又説，要想在創作上搞出成就來，非搞好外文不可。馮先生的這些話對我影響頗大。當時，因為他的外文水平不高，所以從那時起，他就逐漸地開始從文學創作轉向了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開始了社會科學研究生涯。北大畢業後，他的同學華鍾彥曾對我説;許之蘅先生説過，要想搞出成績來,一定要學會作學問。金靜庵先生後來也説過:要搞就要搞真學問，決不要搞假學問。這些話對他都有一定的啓發。從“九·一八”事變至1934年這期間，他常在由民友書局出版的行健學會的會刊《行健月刊》、《行健叢書》 、《行健旬刊》和在上海的東北協會的會刊《黑白半月刊》、《東北月刊》 等雜誌上發表一些關於東北問題的記載、掌故和小説、詩歌等。1934年蔣介石向日本帝國主義屈服，命令華北當局取締一切抗日活動。行健學會遂併入了在上海的東北協會，民友書局從此停辦。

1937年他兼任教育部成立的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第二組組長。蘆溝橋事變後，他到了武昌擔任湖北省教育廳秘書。同年六、七月間，武漢告急，便到四川萬縣賦閒。1939年至1941年任東北協會第一組幹事、主任幹事、秘書。當時協會內備有《古今圖書集成》,由於工作上的方便，他閲讀了其中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書籍,為日後進行古典文學研究作了一個初步的奠基工作。自到萬縣後，他就加緊備課，準備教學，並開始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曾在當時的《國文月刊》、《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一些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在那一段時期裏，他一直是對中國古典文學作些廣泛的研究，後來方專心致力於唐代文學的研究。

1941年9月，他擔任了東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併兼校長辦公室秘書。到東大以後，認識了高亨、陸侃如、馮沅君等先生，又因經常在雜誌，上投稿，與葉聖陶、朱自清、朱光潛、陳中凡、餘冠英、林庚、李廣田等先生時常通信。1939年，他即想寫《中國文學欣賞舉隅》。原本想用語體文寫，後因所引材料均為文言，用語體文寫總感到有些格格不入，於是還是決定用文言寫了。稿子寫成後，曾給朱自清先生看過，他説，寫法很好。1943年經餘冠英先生介紹，由開明書店出版了該書。《中國文學欣賞舉隅》共二十六章，每章之中採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為欣賞的資料，從文學的感情、想象、思想、形式等諸方面進行了賞析。陸侃如先生為本書寫了序言。1943年冬，他離開東北大學，經郭效汾先生介紹，到四川金堂銘賢學院任教。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葉聖陶先生介紹他到成都華西大學任副教授，並在成都市一中、市女中及甫澄中學等校兼課。這時才與葉聖陶、朱自清、陳中凡等先生晤面，時相過從，立定志向搞一輩子社會科學研究。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文學批評通論》。《通論》共分三編十一章。上編四章為緒論，中編四章為本論，下編三章為結論。當時其它的批評史都是作縱的、史的敍述，《通論》 則是採用橫的寫法，平列起思想、感情、想象、形式四大項目。

1946年10月間，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朱光潛介紹他為北大中文系講師。其時物價飛漲，他雖在各雜誌上投稿，並有朋友資助，但生活仍感困難。他過去在東大時的同事陳克孚先生當時任北京蒙藏學校校長，聘他去兼職，補助生活。但北大規定講師不準出外兼課。1947年他離開北大。後由朱光潛先生介紹到南開大學任教。因聘書來得太晚，他已另外任職，故將聘書退回。同年，由高亨先生介紹轉任東北中正大學、東北女子文理學院兩校中文系教授,又經遼東學院中文系主任匡扶先生介紹，兼任遼東學院中文系教授。同年10月還兼任了瀋陽益華公司總務部經理。1948年初,東北各校紛紛停辦,東北中正大學等校也不能開課了。3月間高亨先生給西北大學中文系主任張西堂拍了一份電報，介紹他赴西大任教。不久，西北大學回電聘他為中文系教授,並寄來聘書。他於4月間到西北大學任教至今。

從1937年至解放前夕，他陸續在《國文月刊》、《東方雜誌》上發表了很多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其中主要的有《中國文學史上之文質觀》、《咀華隨筆》 、《論文學的復古與革新》、《讀詩偶識》、《説“三瘦”》、《評李杜詩》(以上均發表於《國文月刊》)、《漢賦與俳優》、《詩論蒙拾》、《文論神氣説與靈感》、《論文學的隱與秀》 (以上均發表於《東方雜誌》)等。

1949年西安解放後，他被選為西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併兼任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同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他開始文學研究以後，原本醉心於學習與研究李太白的詩，以後又專研杜工部集。1955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杜甫詩論》。《杜甫詩論》一書從杜甫的生活與思想、人民性、非戰思想、愛國精神、現實性等方面對杜詩進行了較深刻的分析與研究;並且對杜詩“沉鬱”的風格進行了比較深入的闡遠。195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1959年由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杜詩散繹》。《散繹》一書，總計翻譯杜詩九十六首。它用散文澤詩，又散落加以繹逃，並且對杜詩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也略作了分析。全書共十二章，這本書是為了能夠給學習古典文學的讀者提供一些閲讀杜詩的例説，啓迪初學，古為今用。1963年，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文學賞鑑論叢》。該書收錄了他解放前後發表的關於文學欣賞論文二十餘篇。

從解放至“文化革命”前,他在《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匯報》、《文學評論》、《人文雜誌》、《詩刊》、《西安晚報》、《陝西日報》、《延河》、《西北大學校刊》，《新建設》等報刊雜誌上發表一些文章。其中主要的有:《魯迅在文史研究上的幾點啓示》、《從沉鬱頓挫窺測魯迅的小説》、《詩情畫意》 、《詩詞的意境》、《陶詩析疑七例》、《〈孔雀東南飛〉疑義相與析》、《説唐詩的醇美》、《沉鬱的風格，宏美的詩篇》、《探杜詩之琛寶，曠百世而知音》、《試再論杜甫的〈搗衣〉詩》、《情語與景語談片》等。1961年前後曾在《西安晚報》上開闢了《朝花夕拾》專欄;在《陝西日報》上開闢了《燈前漫記》、《旭窗談藝》等專欄。“文革”前曾任《人文雜誌》編委。

1979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詩析疑》。《析疑》對杜詩中若干疑難問題，就個人的見解作了剖析，旨在“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共計九十三題，是一部爭鳴之作。該書在陝西省第一次優秀書籍評選中,獲優秀文學書籍獎。同年，他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文化革命”以後，他在《陝西日報》、《西安日報》、《西北大學學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主要的有《李白詩散繹自序》、《陸機〈文賦〉今譯》等。歷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理事、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顧問、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陝西省分會理事、西北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

在古典文學的研究方面，他受清代章實齋《文史通義》的影響很大。他認為，理解古人的詩文，應該象章實齋説的“盡其旋折”(《文史通義·辨似》);做這個初步的奠基工作，大略有如下的過程:一要知人論世，二要剖判精粗，三要設身處地，四要緣情度理，五要分清主從，六要區別正反，七要疏通比較，八要衡量揣摩，九要辨明辭義，十要一以貫之。大抵能利用這些規矩繩墨，然後融會貫通，居高臨遠，深入鑽研，大膽嘗試，再識其甘苦，如輪扁斷輪之得心應手，不疾不徐;或遊刃有餘，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問，官知止而神欲行。在研究古典文學方面，他一向反對自清代以來就一直盛行的考據之風，而主張以詞章、義理為主,他認為考據只能作為一個初步的奠基工作，是一個輔助的手段。這一點他在《中國文學欣賞舉隅》一書的“書旨與序目”裏提出了。

另外，在研究文學方面，一定要有創新，不可照搬。唐代大詩人李白在武昌登黃鶴樓，看見崔灝題詩於壁，就不題詩了，只寫了兩句:“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灝題詩在上頭。”雖只兩句，卻得以流傳後世，因為兩句是他的創造。他搞了近五十年的科研教學，總結出兩個信條:在教學方面，不嚼剩飯再去喂人，在科研方面，不走他人的熟門熟路。在學習方面，應該儘量作到過細。《論語·憲問》雲:“子白: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既然是務在為己之學，當然就要如荀子所要求的:“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荀子·勸學篇》)不能像“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同上)他還感到，學習的不二法門，應該是如荀子所説的“日積日一”。積者，是積累知識，一者是“吾道一以貫之”。當然，還要善於學習，杜甫就曾説過，要“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古人在這方面論逃極多，且多鞭辟入裏，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研究和清理古代文化遺產，秉持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去尚友古人。總之，將這筆珍貴的遺產很好地繼承下來，是古典文學工作者必須經過艱鉅的努力才能夠完成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