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奕

傅奕在隋開皇中，以儀曹參軍，服事漢王楊諒。

楊諒欲起兵反叛朝廷時，問傅奕：“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詭對：“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楊諒聽後，很不滿意。不久，楊諒果然兵敗，傅奕倖免死罪，被貶到扶風郡任職。此時，李淵擔任扶風太守，曾以禮相待傅奕。

李淵即位，召入京師，拜太史丞。時任太史令的庾儉因其父庾質曾談論占候，違忤煬帝旨意死於獄中，他以此為鑑戒，並恥以數術進身，遂薦傅奕自代。傅奕遷升太史令後，卻屢次排毀庾儉，而庾儉並不懷恨他，人們都讚揚庾儉仁厚，稱讚傅奕率直。傅奕還贊助唐高祖設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號，並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頒行於世。

貞觀十三年（639年），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

南北朝以來，佛教盛極一時，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數與日俱增。鑑於這種情況，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傅奕上奏《請廢佛法表》，請求廢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情況，“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慾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情況，傅奕認為主要是“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在傅奕看來，只有遵從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學説，才能使“天下大治”。這是站在儒家、道家學説的立場上反佛教的。他還列舉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盛行的弊病，請求唐高祖“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為了説服唐高祖，他列舉了庖犧氏至漢高祖，歷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因此，他請求將“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衞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傅奕隨同《請廢佛法表》一起上奏的還有“益國利民”十一條，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時，將經書中所引尚存的梗概蒐集起來，附載於表後，雖非完篇，仍可窺其一斑。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請除釋教疏》，主張禁斷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壽夭，由於自然”的唯物論觀點。在教權與皇權的鬥爭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權的一方，進一步陳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國家的興衰治亂統統歸之於佛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因為他只看到了佛教“亂儒教化”的一面，而對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維護其統治則視而不見。

傅奕的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詔令百官議論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較多，唯有太僕卿張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張，而中書令蕭瑀帶頭髮難，攻擊傅奕為妄説：“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但傅奕不畏權勢，與蕭瑀唇槍舌劍，激烈論爭。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對，明概在《決對傅奕度佛僧事》中説：“釋迦憫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敦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佛教不僅是為了治天下而產生，而且其功能也並不比儒學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樸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出於釋迦，其揆一也。”蕭瑀最後一合雙手，喃喃地説：“地獄所設，正為是人。”那麼還有什麼必要排斥佛教呢。於是，由傅奕引發的這場爭論終李淵一朝不了了之。

這樣説，當然並不意味着傅奕的反佛理論沒有產生絲毫影響。當時唐高祖厭惡沙門、道士“苟避徵徭，不守戒律”，又見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沽”，認為傅奕的奏疏頗有道理，於是依從奏疏，事實上，由於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以及寺院內部的混亂等，世俗王權在利用佛教的同時，也不能不對佛教的發展加以遏制。武德九年(626年)，李淵發佈《沙汰僧道詔》，雖不像傅奕建議的那樣徹底廢除佛教，但其整頓、純潔宗教的想法顯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傅奕反佛建議的迴應。李淵説：“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變，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閫閫，驅策畜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户，跡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變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萎，有穢嘉苗；類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亂與不潔，不進行整頓與淘汰怎麼行呢。於是，李淵決定：“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退，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這就是李淵對傅奕建議的迴應。

他崇尚儒學和道家學説，反對佛教，曾撰寫了《老子》2 卷、《音義》，並蒐集魏晉以來駁斥佛教的言論，撰寫了《高識傳》10 卷。臨終時告誡他兒子要學習老、莊之道和周、孔學説。傅奕雖精通陰陽術數之書，但他本人並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從不求醫服藥，任其自然。他為人一向謹慎，“既職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稿，人無知者”。故沒留下來任何著作。傅奕作為中國第一個反佛主義者，對後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唐初，國制草創，多因襲隋代舊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舊，認為唐承亂世之後，應當有所變更，遂上《請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敍述了歷史不沿舊制的事例：“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換代，處於撥亂反正之時，官名、律令等仍用隋舊，這正如傷弓之鳥害怕曲木一樣，天下百姓久苦隋政苛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張“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定製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鑑於當時弊政，他還具體地提出兩項改革方案：一是裁減官員。他在奏疏中説：“官貴簡約，夏後百官，不如虞五十，週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張官多不如官少，精減官員，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減輕國家開支與人民負擔。二是減輕刑罰。他在奏疏中説：“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衞鞅為秦製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鑑。”刑法越來越煩，隋朝更是“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因此他主張應引以為戒，減輕刑罰。他的這兩項建議是符合實際和積極可取的。

當時，有太僕卿張道源也曾建議：“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奸。”文牘繁雜是歷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變現狀，反對這一建議，唯獨傅奕積極贊成。最終由於“為眾沮訾，不得行”。

傅奕生平“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其生性豪達，一次醉酒，卧倒在牀，他驀然坐起説：“吾其死矣。”遂為自己作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至此方有墓誌一説，故《幼學瓊林》中有記載：輓歌始於田橫，墓誌創於傅奕。

傅奕著作有《老子注》、《老子音義》，並輯魏晉以來反佛人物言論，成《高識傳》十卷，均佚。

傅奕本《老子》是傅奕校定的《古本老子》，所謂“古本”，因其乃北齊後主高緯武平五年（574年）彭城人打開項羽妾冢所得，其時代應與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相當。傅奕參考了9家注本進行整理，校訂為《古本篇》，共 5556 字，與帛書文字有許多類同之處，但體例按通行本，《道經》在《德經》之前。此書現存於《道藏》中。傅奕版本保存了較多的古句、古語、古字，有許多優點，但因其是根據幾個舊本參校的，這些舊本本身存在不少訛誤，且傅奕本在流傳過程中，被後人改動的地方也很多，存在訛文、衍文、脱文、倒置的情況，且有些篇次及文章內容也非《老子》原貌。今據帛書《老子》勘校，書中訛誤尤甚。 ^[1] 

《中國文化史》：傅奕(555～639)，唐初學者。唐相州鄴(今河南安陽)人。精於天文歷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唐武德初，拜太史丞，遷太史令。進《刻漏新法》行於時。見於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舊。主張承亂世之後，多有變更。他認為，有隋違天害良，專用嚴刑酷法。殺戮賢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傷弓之鳥而驚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變其舊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改官名，制禮作樂，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須簡約。他以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儒家倫理道德為理論基礎，堅決反對佛教。史載，墓誌始創於傅奕，死前為自己寫的墓誌銘是：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1] 

《舊唐書·傅奕傳》：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歷數。 高祖（李淵）為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法，遂行於時。案《書》雲：“惟闢作福威，惟闢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兇於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彩，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户。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于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2] 

《廣弘明集》：傅奕貧賤，先作道士，投僧借貸，僧不肯借，心懷憤恨。唐初來長安，投道士王巋（音虧kuī）。王巋憐其飢寒，留居私宅，待以上賓之禮。幾天之內，傅奕便霸佔王巋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巋兄子為僧，見到私情，告訴王巋。王巋不信，説，傅奕貧士，我收留在宅，敢做這等事麼。王巋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氣退歸道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