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證罪

偽證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鑑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鑑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行為。

第三百零五條規定，偽證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鑑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鑑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零五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鑑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鑑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行為主體必須是證人、鑑定人、記錄人、翻譯人。本罪行為主體中的證人應當包括被害人。被害人違背事實，否認自己的法益被犯罪行為侵害的，也可能成立偽證罪（告訴才處理的案件除外）。此外，在排除非法證據和涉及自首、立功認定等場合，相關的偵查人員、監管人員、檢察人員也符合本罪的“證人”條件。例如，原本某項對案件有重要關係的口供系刑訊逼供所得，應當予以排除。監管人員知道真相卻在法庭上作偽證，謊稱偵查人員沒有刑訊逼供的，也符合本罪的構成要件（可能同時觸犯其他罪名）。

（2）行為人必須作了虛假的證明、鑑定、記錄翻譯。“虛假”一般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捏造或者誇大事實以陷人入罪；二是掩蓋或者縮小事實以開脱罪責。

偽證行為的方式沒有限制，如在口頭陳述中作虛假陳述，在文字鑑定中作虛假鑑定，不記錄或者擅自增添重要事實，刪除錄音錄像中記錄的重要事實，在筆譯或者口譯中作虛假翻譯等。偽證行為不限於作為，證人在陳述時，對自己記憶中的事項全部或者部分保持沉默，使整體上的陳述成為虛假陳述時，成立不作為的偽證罪。但是，純保持沉默而不陳述的行為，不成立偽證罪。關於證人作虛假證明中的“虛假”的含義，外刑法理論上有不同學説。主觀説認為，證人應當原封不動地陳述自己的記憶與實際體驗，對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可靠性的判斷則是法官的任務。因此，按照自己的記憶與實際體驗陳述的，即使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也不是虛假的；反之，不按照自己的記憶與實際體驗陳述的，即使與客觀事實相符合，也是虛假的。客觀説則認為，只有陳述的內容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的，才是虛假的。折中説認為，違反自己體驗的陳述，在行為（作證）時能評價為違反了客觀真實時，才成立偽證罪。據此，成立偽證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陳述的內容違反自己的體驗，而且在行為時具有客觀的虛偽性。折中説與客觀説似乎沒有重大區別。如果聯繫主觀內容考慮，虛假應是違反證人的記憶與實際體驗且不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如果違反證人的記憶與實際 體驗但符合客觀事實，就不可能妨害司法活動，不成立偽證罪；如果符合證人的記憶與實際體驗但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則行為人沒有偽證罪的故意，也不成立偽證罪。

（3）必須是對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作虛假的證明、鑑定、記錄、翻譯。這裏的案件只限於刑事案件。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是指對案件結論（包括實體結論與程序結論）有影響的情節，即對是否構成犯罪、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量刑的輕重具有重要關係的情節。所以，就本犯（刑事訴訟中的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節作偽證的，也成立本罪。偽證行為只要足以影響件結論即可，不要求實際上影響了案件結論。

（4）必須在刑事訴訟中作虛假的證明、鑑定、記錄、翻譯。一般是在立案偵查後、審判終結前的過程中作偽證，但對“刑事訴訟”應略作擴大解釋。例如，行為是否構成故意傷害罪，取決於其是否造成了輕傷以上的傷害。而安機關在決定是否立案時，常常首先作傷情鑑定。在此階段，鑑定人將輕微傷鑑定為重傷的，宜認定為偽證罪。在訴訟前作虛假告發，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成立誣告陷害罪。

責任要素除故意外，還要求有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意圖。不過，只要行為人明知自己作了虛假陳述，就可以認定其具有上述意圖。證人因記憶不清作了與事實不相符合的證明、鑑定人因技術不高作了錯誤鑑定、記錄人因粗心大意錯記漏記、翻譯人因水平較低而錯譯漏譯的，均不成立本罪。

偽證的主要方式有：

（一）對案件事實做虛假陳述；

（二）對有關證據做虛假辨認；

（三）偽造證據；

（四）故意做虛假翻譯等。

對於鑑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工作不負責任，疏忽大意，或者業務水平有限而提供不正確的鑑定、記錄、翻譯的；以及由於對於案件真實情況一知半解，認識不準確，或者道聽途説而傳聞作證，從而提供了虛假證明的，因不具備偽證的主觀故意，不構成偽證罪。對於雖有偽證行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應認定為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1月30日印發的《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權利、人身權利和瀆職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以偽證罪立案追究刑事責任：

（1）偽證行為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處罰或者輕罪重判的；

（2）偽證行為足以使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處罰或者重罪輕判的；

（3）偽證行為造成冤、假、錯案的；

（4）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經濟犯罪分子銷燬罪證或得製造偽證的；

（5）出於偽證行為致使他人自殺或精神失常的；

（6）偽證行為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

這兩種犯罪都有陷害他人的故意，兩者的區別是：

（1）前者的主體是特殊主體；而後者的主體是一般主體。

（2）前者的行為是在偵查、審判中發生的；後者的行為是立案偵查之前實施的，並且是引起案件偵查的原因。

（3）前者是通過作虛假證明、鑑定、記錄、翻譯等手段實現的；後者則是作虛假的告發。

（4）前者只是在個別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上，提供偽證；而後者則是捏造了整個犯罪事實。

（5）前者的目的可能有兩種：既可以是陷害他人，也可以是包庇罪犯；而後者的目的只能是陷害他人，使無罪者受到刑事處分。

這三種犯罪的行為人，在作虛假證明，為犯罪分子隱匿罪證方面極為相似，目的都是包庇罪犯。其區別主要在於：

（1）主體要件不同。偽證罪是特殊主體；後兩種包庇犯罪是一般主體。

（2）實施犯罪的時間不同，偽證罪只能在偵查、審判階段實施；後兩罪則可以在犯罪分子被逮捕、關押前實施，也可以在被逮捕、判刑之後實施。

（3）犯罪的內容不同。偽證罪掩蓋的是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犯罪情節；後兩罪所掩蓋的可以是全部罪行或者重要犯罪事實。

（4）包庇對象的情況不同。偽證罪包庇的是在偵查、審判中，未被逮捕或者未被判決的未決犯罪嫌疑人；後兩罪所包庇的可以是未決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是已決犯人，或者是服刑中逃跑的犯罪分子。

審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類型：刑事再審

被告人　陳如某，男，48歲，原系浙江省某市經濟協作公司副經理。 　　

告人　趙愛某，女38歲，原系某市物資再生利用公司職工（陳如某之妻）。 　　

被告人　葉紅某，女，25歲，原系某市襪廠工人。 　　

1991年9月2日某市人民檢察院認定陳如某，趙愛某犯受賄罪、葉紅某犯偽證罪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起訴書認定上述被告人犯罪事實如下： 　　

被告人趙愛某的親戚袁世某與張志某等人合股購買“浙定付機”173號船後，通過趙找被告人陳如某聯繫，要陳幫助其介紹運輸業務。1986年9月，被告人陳如某利用職務便利，為“浙定付機”173號船介紹一筆水泥裝運業務。同年11月，在被告人陳如某的促成下，布經濟協作公司租用“浙定付機”173號船，從事冬汛凍魚運輸業務。期間，被告人陳如某夥同趙愛某先後三次收受該船船主袁世某和張志某“感謝費”人民幣1000元、3000元、2000元。 　　

1986年12月至1988年2月，被告人陳如某利用擔任市經濟協作公司業務科長的職務便利，將公司的主要運輸業務交由“浙定付機”173號船承運。1987年春節期間，船主袁世某、張志某為從經濟協作公司得到長期運輸業務，請被告人陳如某入股。陳、趙二人同意入股，但未交股金。1989年5月，被告人陳如某、趙愛某收受袁世某、張志某以“入股分紅”名義送的賄賂款人民幣38800元。

被告人陳如某、趙愛某將收受的賄賂款以“俞阿偉”、“小芬”等名義投入其親戚吳國君辦的塑料廠，趙愛某委託葉紅某代管借貸憑證、支取利息。在陳如某、趙愛某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後，被告人葉紅某按事先與趙愛某串供的口徑作偽證，隱瞞事實，隱匿上述憑證，企圖為被告人陳如某、趙愛某開脱罪責。 　　

1991年12月5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後，以（1991）舟法刑字第15號刑事判決：陳如某犯受賄罪，系主犯，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趙愛某犯受賄罪，系從犯，判處有期徒刑6年；葉紅某犯偽證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收繳贓款518元，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後陳如某、趙愛某、葉紅某均以不構成犯罪為由分別提出上訴。 　　

1993年6月10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後以受賄罪改判陳如某有期徒刑2年；以偽證罪改判葉紅某免予刑事處分；宣告趙愛某無罪。改判沒收贓款5千元，上繳國庫。 　　

二審判決後，浙江省人民檢察院認為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有誤，定性錯誤，量刑不當，提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

1994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抗訴書指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法律依據尚不充分”為由，不認定被告人陳如某的主要犯罪事實，宣告被告人趙愛某無罪的二審判決是錯誤的。 　　

1、二審判決認定“陳、趙與袁系親戚關係，二被告人收受三筆錢雖屬事實，但要認定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收受賄賂的法律依據尚不足”是錯誤的。“入股分紅”款38800元是在被告人陳如某利用職務之便，將公司大部分運輸業務交給“浙定付機”173號船，自己既未投入股金、也未投入技術和勞務的情況下取得的。袁世某出面送的第一筆款1000元，目的是為“感謝”陳如某為其介紹了運輸業務，並想得到長期運輸業務。以上兩筆款項是船上合股人的共同財產，而非袁世某一個人所有，權錢交易明確。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4條第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執行（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第3條第（2）項的規定，對被告人陳如某收受上述兩筆款的行為應認定為受賄。 　　

2、二審判決認為“要認定趙愛某為受賄的共犯，法律依據尚不充分”是錯誤的。趙愛某要被告人陳如某利用職務便利為袁世某、張志某聯繫運輸業務，促使“浙定付機”173號船為市經濟協作公司租用。賄賂款都是被告人趙愛某出面收受的，有時陳如某在場，由趙愛某收下；有時是趙愛某收下後告訴陳如某。趙愛某夥同陳如某先後收受賄賂1000元、3000元、2000元和38800元，數額巨大，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4條第2款的規定，應以受賄共犯論處。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二）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四條、第五條、第二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的規定，判決： 　　

一、撤銷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1993］浙法刑上字第1991—436號刑事判決中對陳如某量刑，對趙愛某宣告無罪部分；維持對葉紅某的定罪免予刑事處分部分。 　　

二、原審被告人陳如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三、原審被告人趙愛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四、陳如某、趙愛某受賄所得贓款43800元人民幣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1995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被告人陳如某、趙愛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陳如某在共同犯罪活動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從重處罰；趙愛某積極協助陳如某完成受賄行為，在共同犯罪活動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比照主犯從輕處罰；被告人葉紅某在檢察機關偵查過程中，明知為被告人陳如某、趙愛某代取利息的本金系陳、趙收受賄賂款，仍故意作虛假證明，以達到隱匿贓款的目的，其行為已構成偽證罪，應予處罰。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理由成立；認為陳如某、趙愛某為“浙定付機”173號船介紹水泥業務，收受好處費1千元構成犯罪的法律依據不足。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對陳如某、趙愛某收受袁世某、張志某人民幣38800元不以定罪處罰及不認定趙愛某系受賄共犯，改判陳如某有期徒刑二年，宣告趙愛某無罪，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

偽證、偽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