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書

託古傳道： 以“託古傳道”為意圖編撰的偽書，大抵都是著者“心血之所寄，甚或累世相傳之經驗，若謂作者不欲自舉其名，殆無人信，其所以依託他人，則在假借他人之名，以傳其書。” 可見，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繼秦漢之後，業己演化成“尊古卑今、貴遠賤近”之學風，世人普遍認可了古代的東西可信，古代的東西價值大的觀點。於是，著書立説中以“託古傳道”、“借名傳學”為意圖之古籍偽書日漸豐益。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早在先秦時期，“託古”偽書己有“儒家託於周公;農家託於神農;道家託於黃帝。”後《四庫提要》又將兵家偽書總論作“蓋宋以來兵家之書多託於亮”。更有數術之書託名唐代大術數學家李淳風者，先見於《舊唐書·經籍志》的僅有五種，後經宋元明清，竟多達27種。無怪乎，《四庫提要》對此現象感慨萬千:夫古書日亡而日少，淳風之書獨愈遠而愈增，其為術家依託，大概可見矣!

由此可見，“託古傳道”作偽者，多有託“風範之家”，傳己學識與心思的心理。他們或假託他人之名而傳播，如《大祿閣外史》;或沿襲舊名作新書，自著自注以流傳。然而，排除此類偽書之盜名瑕疵，還原它真實的歷史內容，我們不應當錯視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學術研究價值。 濾其虛偽，仍可見其極高的史料價值;至於融入作者學術研究的偽書，如《銀海精微》，雖偽託醫藥大家孫思邈之名而獲流傳，卻能“辨析諸症頗為明析”、“其法補瀉兼施，寒温互用，亦無偏主一格之弊。”藴藏了中華民間醫藥之實踐偏方而頗具有藥學研究價值。 美化聖王，醜詆罪主：古代典籍美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醜化桀、紂，王充認為這是“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是人們的主觀故意。這種主觀故意恰好迎合了世俗之人的好奇之心，“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 （藝增篇）美化聖王、醜詆罪主與“俗人”的“好奇”心態相聯繫，就使得偽説流行，偽史迭出。儒經中偽説、偽事的出現，還和儒家經典傳授注重師承、不敢懷疑有關。王充説：“儒者説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説，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早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説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 (正説篇)劉知幾也認為虛美的根源在於儒家的偏私和授受傳統，他在考察了《春秋》中五種“虛美”的情況後説：“考茲眾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 。 古代學術傳授，拘於師説，不敢有所懷疑，必然導致偽謬出現，後人習之而不自覺，遂使偽謬愈傳愈廣。對此，劉知幾曾指出，孔子等聖賢在著書立説時，“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 但後人或“拘於禮法”，或“限以師訓”，對此深信不疑。他説：“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斯並襄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 總之，後世之人缺乏疑古精神，對聖賢之言和前代之書不敢懷疑，“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 (書虛篇)，“後來諸子，承其偽説” ，必是謬種流傳。劉知幾勇於懷疑儒家經典的偽謬，反對隨聲附和，主張獨立思考，表達的恰恰是疑古辨偽工作的思想前提。

其一，偽書具有學術思想價值，對於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有些偽書，可以保存作偽者個人和當時社會及古代的學術思想。如胡應麟指出，漢代張霸偽造《古文尚書》，隋朝劉炫偽造《連山易》等，“二子誣矯聖真，誠足誅，第皆經術大儒，其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後所及，惜今遂無一傳者”。 “炫在隋號大儒，其學博，其業精。其造《連山》，雖偽妄，必有過人者”。 很顯然，胡應麟一方面指責張霸、劉炫的造偽，另一方面又對他們所造偽書沒有流傳下來表示惋惜，認為在學術價值上“必有過人者”。再如《子華子》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它“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詭於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為‘古人之寓言’，足證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土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 又如《關尹子》，《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其書雖出於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隱》、《無能》諸子上，不可廢也”。 總之，古人認識到，偽書雖偽，但只要把它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的思想價值必凸顯無遺。這對我們從事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使我們認識到偽書中所藴含的思想同樣是中國古代思想發展的重要內容。

其二，偽書具有文學價值，對古代文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胡應麟在考辨偽書的過程中，對偽書的文學價值給與極大關注。如《子華子》、《亢倉子》，雖是偽書，但“文采可觀”。 尤其是《子華子》一書，“其書理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於道，文字亦舂容雅則，至宋世一時盛傳”。 《四庫全書總目》在考辨偽書時，對此尤為注意。如《海內十洲記》託名東方朔撰，《總目》考證為六朝作品，同時指出該書在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自《隋志》已著於錄。李善注張衡《南都賦》、宋玉《風賦》、鮑照《舞鶴賦》、張衡《思玄賦》、曹植《洛神賦》、郭璞《遊仙詩》第一首、第七首、江淹《擬郭璞遊仙詩》、夏侯玄《東方朔畫像》、陸倕《新刻漏銘》並引其文為證。足見其詞條豐蔚，有助文章……唐人詞賦，引用尤多”。 此外《漢武洞冥記》，舊題東漢郭憲撰，《總目》認為該書“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真出憲手”，推測是“六朝人依託為之”。同時指出：“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採摭。至今不廢，良以是耳。”。 此類小説還有託名東方朔的《神異經》、託名班固的《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等。它們的價值不僅在於“詞條豐蔚”、“字句妍華”，足供採摭，增廣見聞。它們是六朝小説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唐傳奇及後代小説有着深遠的影響。它們在小説史上的地位絕不會因為它們是偽書而受到削弱。

其三，偽書具有史料價值，不少偽書是研究中國古史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偽書和偽史、偽事不同，真書中可能有偽史料，而偽書中又可能藴含真史實，何況不少文獻都是真偽相錯，其價值就更需要認真甄別。正是因為它所具有的史料價值，才使得人們不能廢棄。又如崔鴻所撰《十六國春秋》，載於《魏書》本傳，到《崇文總目》中已佚其名，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沒有著錄，據此，《四庫全書總目》推斷該書亡佚於北宋。萬曆以後所出本子，乃“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偽本”。在指出《十六國春秋》的偽跡以後，《總目》充分肯定了該書的價值：“其文皆聯綴古書，非由杜撰。考十六國之事者，固宜以是編為總彙焉。”。 可見對於偽書應一分為二來看，不可一筆抹殺。總之，偽書的價值體現在各個方面，在古人看來，只要確定了作偽的年代，它的各方面的價值就會體現出來，諸如語言學價值、藝術價值、醫學價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