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貽德

倪貽德致力於美術理論和繪畫技法的研究，常在校刊《美術》和其他報刊上發表有獨 特見解的美術理論和作品評論，積極介紹國外先進繪畫藝術。1923年參加“創造社”進行文學創作，在文壇上嶄露頭角，成為後起之秀。受郁達夫的自我抒情小説的影響頗大。

1926年秋東渡日本留學於日本川端繪畫學校。1928年，日軍侵犯我國山東，製造“濟南慘案”，他憤然回國，先後在廣州、武昌、上海藝術專科學校任教。並組織“摩社”，主編《藝術旬刊》雜誌。1932年秋，他和龐薰琴等組織決瀾社，以表現新藝術形式舉辦三次畫展，富有狂風般的激情，向沉寂、庸俗、衰頹的畫界衝擊，使中國畫壇出現新興氣象。抗日戰爭爆發後，曾跟隨郭沫若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一度任郭沫若領導下的第三廳美術科長，後在西南聯大、英士大學、國立藝專等校任教。抗戰勝利後回杭州，自辦西湖藝術研究所，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持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

倪貽德畫作(18張)

194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建立後，歷任浙江美術學院教授、第一副院長、全國美協理事、浙江省美協副主席、《美術》雜誌主編等職。他對中西繪畫理論都有深邃的研究，早年曾有《西洋畫概論》《水彩畫研究》等著作。對引進歐洲繪畫理論和繪畫技法和發展我國的油畫事業起了一定的推進作用。擅畫風景，各類題材作品甚豐；著作還有《畫人行腳》《藝術漫談》《近代藝術》《西洋美術史綱要》《西洋畫研究》《西畫論叢》等。 ^[1] 

著有小説集《玄武湖之秋》《東海之濱》《百合集》等。

他筆下的人物大多為上司怠慢，經濟窘困，受世人譏諷，漂泊無定；而這些人都有崇高的志向、脱俗的追求，不滿社會的惡濁；同時也憂鬱孤獨，脆弱易感，因而成為人世的“零餘者”。

倪貽德的小説突出描寫了對愛情的追求，但與郁達夫不完全相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應不把愛的要求與情得苦悶困惑矛盾扭結在一起，而是比較單純意義上的精神感情追求，是為了安慰和温暖孤冷感傷的心靈。所以，他既寫着愛情的失落與失敗，又美化着由此引發的更深的孤冷憂鬱情緒。

任何思想的產生都是時代所賦予的。倪貽德的藝術思想經過了“為藝術而藝術”到“為人生而藝術”的轉變。30年代的“決瀾社”活動和同時期對西方現代繪畫的研究體現了他“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而“為人生而藝術”則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所產生的認識。在重慶時，他認識了周恩來和鄧穎超，並有所接觸和交流，同時也有機會學習到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這他的立場和思想觀點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他開始認識到純粹繪畫這條路沒有繁衍的土壤的，應當為人民而藝術、為革命而藝術。他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持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經常帶領學生走出教室，到街頭去接近工農羣眾，畫速寫，教導學生以自己的藝術反映人民生活。

他鐘情自然但絕不做自然的奴隸。“要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創作美術作品，偏於空想或泯於寫實都不能成為好的美術家”是他的信條。因為無論怎樣忠實地描寫，也只不過再現自然的表面，並不能滿足對自然本質的要求。他觀察生活總是把全副精神都撲上去，使物我交融，務得其神，審度經營，成竹在胸，所以能得心應手。譬如描繪一位戰士，不僅是把戰士的外形摹仿在畫面上，而且要進一步地表現戰士勇敢堅毅的本質。在構圖、線條和色調上，要經過作者主觀的選擇與支配，使觀眾不單得到戰士的印象，而且藉畫面上的構圖、色彩和線條的啓示，產生奮發的精神向上的心境。他認為，為人民的繪畫必須用人民所能接受的藝術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對人民的精神有啓示作用。他説：“現實主義的繪畫是追求內容和形式的一致，為人民而製作的繪畫必須有一個為人民所能接受的現實生活的內容，不僅是反映現實生活，更須在現實生活的反映中啓示人類精神的向上：生產的謳歌，勞動力的頌讚，將成為繪畫表現的主題；力的美，健康的美，代替了病態與畸形。”

50年代，倪貽德主張從本質上認識民族藝術，他對民族藝術傳統，對歐洲各國美術各時期各家各派的不同風格、不同技巧，不間斷地作廣泛深入的鑽研，並融為自己的獨特風格。他認為外來藝術必須要民族化，油畫應該是中國的油畫、時代的油畫，且油畫民族化的“正確道路應當是油畫的特點和民族繪畫的特點的高度結合”。在《橋頭》這幅畫面概括、色彩單純的作品中，他發揮了油畫表現光影和色調之所長，又強調了線的運用，以粗渾有力的線條，表現了建築物、樹木等景物的形態，彷彿有書法之力和中國畫的神韻，然而它又是油畫。

倪貽德擅畫風景，兼擅油畫、水彩和速寫，各類題材作品豐盛。他的畫果斷、明確、純樸、堅實，用筆精煉，以簡馭繁，色調爽利，情感真摯，生活氣息清新濃郁，作品重視塑造對象的精神實質而具有鮮明的個性。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