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弼

倪弼，字公輔，1894年出生於江蘇江都縣大橋鎮附近，家庭是舊税務員（可世襲）。幼年在大橋一學塾就讀，到1909年後即轉去蘇州南陵書院師範部肄業。由於蘇州地處江南，交通發達，容易接受當時國際上和社會上的新思潮。

倪弼的大半生涯，是在軍旅行伍中沉浮漂流的，分兩個階段：即北伐戰爭前後和抗日戰爭時期。

少年的倪弼從蘇北農村進入淞滬之旁的蘇州，受當時社會風潮的影響，又值辛亥革命成功，南京剛剛光復，便離開只讀了兩年（1909～1911年）的南陵書院，於1912年1月到南京參加了憲兵隊從此開始了他大半生的軍旅沉浮史。他隨營學習，於1913年畢業。不久，整個憲兵軍營遣散，轉而去江西參加討袁起義軍的贛軍方聲濤獨立旅，擔任排長，在第一次討袁戰鬥中遭受失敗，別無他法回到家鄉。1918年夏南下廣東，參加粵軍許崇智部第二支隊任排長，不到一年，因故被撤職，憤然於1921年赴廣西桂林，參加桂軍第二軍工兵大隊，先後充當書記、排長、連長等職。但在一次與陳炯明部隊作戰時負傷，部隊又潰散，只好再度回家。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決定實行國共合作，倪弼募然得此消息，迅即南下，再入廣州，報考黃埔軍校。五月份進入軍校學習，編入第四隊，不久擔任副區隊長，後成立第五隊時，調任區隊長。就在這時正式參加國民黨。 ^[1] 

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勤務大隊中校大隊長，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補充團上校團長，第一軍新編第一師黨代表，贛州警備司令。倪弼一到贛州，首先解散了“左派”色彩濃厚的贛縣臨時政務委員會。1927年1月26日，倪弼甚至公開出動軍隊包圍和搜查了贛州總工會，妄圖逮捕陳贊賢。第二天拂曉，陳贊賢化裝成伙伕，走出贛州城，奔赴南昌，參加了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新成立的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會議剛結束，他就決定返回贛州，繼續領導贛州工人運動。3月1日，贛州總工會在衞府裏舉行大會，歡迎陳贊賢返回贛州。3月6日晚，陳贊賢正在贛州總工會主持會議。突然，國民革命軍新編一師的軍官胡啓儒闖進會場，對陳贊賢説有事相告。陳贊賢剛走出會場，幾名便衣武裝同時擁上，把他綁架出了總工會。陳贊賢被押到贛縣公署西花廳。倪弼限陳贊賢立即簽字解散贛州總工會。陳贊賢説：“頭可斷，血可流，解散工會的字我不籤！”這時，胡啓儒、陸劍鳴首先向陳贊賢開槍射擊。陳贊賢倒在血泊之中，壯烈犧牲。這就是倪弼等人制造的震驚全國的贛州“三·六”慘案。 ^[3]  慘案發生後，逃到上海，不久便又被複任為新一師代表及贛南行政委員，後回老家閒居。 ^[1] 

倪弼軍旅生涯的第二階段是在抗戰時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成立“軍法執行總監部”，各戰區成立“戰區軍法執行監部”，其中分設軍法官和督察官。倪被任命為少將督察官，派到第三戰區，駐上饒地區。1938年倪任第三戰區軍法執行監，1941年冬調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派出去兼任戰區軍風紀第一巡察團委員，駐浙江金華縣。1944年秋調第二巡察團任中將副主任委員（駐老河口），老河口失守後，移駐漢中。1945年秋抗戰勝利，1946年春巡察團奉命遣散，倪以陸軍中將銜編入預備役，從此脱離了軍隊。

倪弼回到江蘇，不久國民黨召開偽國民大會，而倪弼這個1937年選舉產生的偽國大代表資格仍然有效，便到南京出席。國民黨的制憲國民大會於1946年11月在南京召開，這次會上倪弼一仍過去“高嗓粗聲”，滔滔地議論軍政的缺點，津津地叫喊黨務要革新，甚至指責中央責備當道，對國民黨內高層掌權者，不無感到毫芒刺背。所以當偽制憲國民大會開會時，他就大炮陣陣。或不言不語，以表抗議。當時各大報紙的記載可作佐證：

《大公報》1946年11月28日報導：“大會討論憲法修正草案，會上有人激昂地詢問：‘大會有無複決權？大會有無罷免權？主席團如為大家所不滿，我們是否可以罷免？主席着洪蘭友宣佈：除了已提出要求發言者外，至六時十五分，發言終止。倪弼反對五分鐘發言的限制，主席雙手按捺銅鈴制止之。結果，倪在‘噓噓’與拍掌聲中畢其詞。”

1948年9月，倪弼辭去偽江蘇省黨部文化委員會主任職務，任“監察院蘇浙區監察委員行署”委員，管轄江蘇、浙江兩省和南京、上海兩市的監察工作，屬國民黨中央級機關，駐上海市汾陽路79號。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5月28日一切完好正常地迎接解放軍進駐監察行署，完整地辦理移交，當解放軍南昌部隊（二十軍）進駐監察行署後，倪即出面與之協談移交與接收事項。監察行署完整移交後，倪率全家先移居杭州，不久因病（肋膜炎）體較弱，又無積蓄，生活拮据，乃於1950年4月遷居鎮江。經核即確定“不究既往，生活照顧”待之。聘為鎮江清華中學教師；後又擔任鎮江市民革組織籌備組負責人之一併任市政協委員。

1958年，在江西贛州被處決。1992年平反 ^[1]  。

倪弼的一生，前期是確有罪責，而中、後期確也做了些有益於人民的事，並於最後解甲來歸，甘心向善，這些確應按照中央所定“不究既往”的政策對待之。往史堪作鑑，前事可為師。為了堅決執行黨的政策，恪守黨的諾言，維護黨的信譽，以利更好地處理與黨外人士的共處關係，最高人民法院於1992年作了決定，經審核認為，倪弼在解放前，確有掩護、營救過我地下黨員和革命人士的事實行為，故對倪應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對待，撤銷了1958年7月31日核准判處倪弼死刑的電報批覆，並做好善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