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幕運動

19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發生的倒幕維新運動，一般被認為是使日本由封建社會轉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變革”。然而，關於士農工商各階層在這場變革運動中的作用問題，卻存在諸多不同的觀點。例如，有強調“農民的反封建鬥爭是推動明治維新的主要動力”者 ^[1]  ，有強調“草莽”——下級武士是“倒幕鬥爭中一支積極的、主體的力量”者 ^[2]  ，有強調武士階級通過自我變革調整完成“政權交替”者等等，而較少重視幕末士農工商諸階級中惟一可代表日本資產階級前身的町人階級的作用。

在德川幕府末期，由於掌握政治權力的武士階級貧困化和無政治權力的町人階級富有化，以及隨着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而在町人階級內部發生兩極分化，使本來就帶有重視經濟而輕視政治傾向的町人階級的政治態度變得異常複雜和“曖昧”。他們給歷史學家們留下的印象似乎依然是：“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未曾對武士階級特權的正當性發起挑戰。他們似乎樂於扮演二等政治角色，滿足於賺錢和家庭生活。” ^[3]  的確，從幕末町人階級的總的表現看，他們沒有因身處被統治階級和對現存政治不滿而主動發起旨在推翻幕府權力的政治鬥爭，而是仍然相信“資本的邏輯”和金錢的力量能夠改變一切，致力於贏利賺錢。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並未因自己既有的經濟地位而去積極維護現存的封建制度，或者“與幕府和諸藩同呼吸共命運” ^[4]  。在幕末出現的“佐幕”與“尊王”、“開國”與“攘夷”等重大政治課題面前，作為握有強大貨幣資本的町人階級雖然因地域差別、貧富差別以及當時的利益關係等緣故認識並非完全一致，但也表現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傾向。

對於町人階級而言，“佐幕”與“尊王”問題首先是對幕藩統治的態度問題，而對幕藩統治態度問題的關鍵則在於對士農工商身份制的態度問題。元祿時代7曾有伊藤仁齋、井原西鶴、西川如見等代表町人對幕府的身份道德發起挑戰；享保改革後町人學者石田梅巖提出了“四民職分平等論”，大阪懷德堂學派打出了“不論貴賤貧富，一律視為同輩”的平等精神旗幟；化政時代（1803—1830），以式亭三馬、司馬江漢等為代表的化政町人又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這些都反映了町人對幕府等級身份制的鮮明立場。這種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和精神，到了幕末不僅發展為鄙視武士的思想意識，而且表現為鄙視甚至侮慢武士的行動。例如《藤岡屋日記》記述了許多町人鄙視、侮慢武士的事件，有武士進店吃飯因計較飯菜量少而受譏笑的，有因買衣服要求減價而受侮慢的，有因聽到炮聲打顫而被町人嗤之以鼻的，還有因對町民無理施暴被打得半死的等等，説明“在町人中廣泛流行鄙視施政階級——武士的意識已成為幕末的一種時代特徵” ^[5]  。

町人這種鄙視武士的思想意識，誠然是基於武士經濟的貧困化、武士武力的懦弱化、武士政治的腐敗以及町人經濟、文化力量的增強產生的，但其精神動力，無疑是來自於他們對等級身份制的反抗意識。與這種輕蔑武士意識的擴展同步，幕末町人對幕藩統治的反抗鬥爭也不斷興起高潮。

在談論町人反幕鬥爭的問題時，首先有一點需要説明，即：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武士町人化和農民的商人化以及大批農民流入城市，到幕府末期，町人階級的成分與初期相比已經有了較大變化，加之即便是原來的城市町人也在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使町人階級內部產生了不同的階層。因此，在諸如“打毀”、“改世”（日文寫作“世直”）等所謂“都市一揆”的反幕府統治的鬥爭中，由於當時不同的利益關係等緣故，富裕的上層町人與貧窮的下層町人的態度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有時上層町人還成為被下層町人“打毀”的對象。然而，上層與下層町人之間的矛盾，畢竟屬於町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而不是幕末政治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他們在“佐幕”還是“尊王”這種大原則問題上的政治態度，並沒有根本的分歧。即是説，作為町人階級總的政治傾向，是支持所謂“王政復古”的“尊王”，而反對既有的幕府統治。當然，總的政治目標一致未必就鬥爭形式相同，加之由於町人階級長期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而造成的參政意識淡漠，使得町人反抗幕府統治的鬥爭大多是圍繞自己切身利益展開的，並且貧、富兩階層町人的反幕鬥爭形式也有較大不同，即：貧窮的下層町人主要通過“打毀”、“改世”等所謂的“都市一揆”形式，反抗、打擊、動搖幕府的統治；富裕的上層町人則主要通過經濟力量和手段反抗、瓦解、動搖幕府統治和“以經濟支援者的身份” ^[6]  協助、支援“革命軍”倒幕。

幕末町人階級反抗幕府統治的鬥爭，在“天保改革”時就掀起了高潮。例如天保十三年（1842）春町人寫的《阿房艱難經》中尖鋭批判幕府的政治説：“各色賄賂，權門流行，諸家獻金，多多益善……（而町人）與他町買賣，不得融通，困難重重，致使店鋪昨設今撤，到處搬遷難得定所，家婦不知如何是好。……太過分啦!太過分啦。”表現了町人對幕府統治者腐敗行為及其惡政的憤慨和批判。再如當時的江户，到處貼着批判諷刺幕政的“落首”（打油詩），辛辣諷刺和批判了幕府的儉約政策。這反映了町人階級對幕府統治的反抗精神。然而對幕府統治直接造成有力打擊的，應該説是以下層町人和城市貧民為主體發動的一次又一次的“都市一揆”。

從整個江户時代看，以下層町人和城市貧民為主體發動的“都市一揆”，比以農民為主體發動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但據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彥的統計，也有420餘次。 ^[7]  江户時代中期後的“都市一揆”，可説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户發生的“米騷動”打毀運動為肇始，到18世紀後半葉以後不斷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間（1830—1844）至幕末，更加頻發和激烈。“都市一揆”的主體勢力，初時帶有以“町役人”為領導的“？町民一揆”的性質，但是越到幕末，如“改世一揆”那樣，下層町人尤其是城市貧民成為主體。“都市一揆”爆發的直接契機，多為發生饑荒、米價飛漲，以及反對幕府或諸藩橫徵暴斂“御用金”之類強化苛捐雜税等政策。其表現形式，既有如大鹽平八郎（1793—1837）領導的大阪市民暴動，也有諸如幕末福知山城下町發生的“一揆”那樣，要求藩主撤消“產物會所制”等財政規定，允許米穀買賣自由、降低税收等內容的起義。但是，大多數的“都市一揆”，往往是町民要求當政者降低米價、救濟貧民、減輕課税等出於經濟目的的自發性暴動，其“打毀”的對象也多是囤積大米的米店和經營“兩替屋”等的大富商，而直接“打毀”幕藩統治機構的鬥爭卻極少。然而這不能説其矛頭所向只是富裕商人，而不是幕藩統治權力。因為第一是諸如要求降低課税、譴責“代官町役人”的腐敗行為，批判和要求幕藩統治者修正“專賣制”和亂髮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統治的政治性質；第二是因為驅動町民打毀行動的根本精神動力，是要求改變世道的“改世意識”。尤其是後者的“改世意識”，才真正代表了幕末町人的階級立場和政治傾向。

所謂“改世意識”，即要求改舊世道為新世道的思想觀念。林基氏的研究認為，“改世”的觀念在江户時代見於文獻最早是在寶永五年（1708）。當時流行的題為《松平贊岐守上洛為御規式進貢五桶十條真鯛備忘錄》的“落首”中説：“屢屢搖斜桶，一心欲改世。” ^[8]  此後每當地震時，人們就把“改世”一語當作咒語叨唸，意為“改天換地”。天明年間（1781—1788）田沼政權與定信政權交替，時人已稱之為“改世”，俳人小林一茶（1763—1827）文化五年、六年（1808、1809）的俳句中也有“輕輕拂動世直風，飄飛流傳螢火蟲” ^[9]  之名句，至化政時期“改世”已是日常用語，並“成為人們的一種觀念” ^[9]  。這種觀念到了幕末，由於幕府政治的日益腐敗，人們要求改變世道的意識更加強烈，不僅在“落首”中常出現諸如“人所翹首以盼者，改正之世也” ^[10]  ，而且諸如“百姓一揆”和“都市一揆”等打毀暴動也成為“改世意識”的行動表現，稱之為“改世一揆”。例如，慶應二年（1866）4、5月至6月江户町人連續發動的“改世一揆”，不僅持續時間長，“打毀劇烈”，而且波及全國。同年5月大阪町人的打毀暴動與此遙相呼應，規模擴展到西自兵庫南至紀州附近的大阪灣沿岸的幾乎全部城市，極大地動搖了幕藩的權威，沉重打擊了幕藩權力，敲響了幕府統治的喪鐘。

他們佔有大量土地，有的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仍具有封建性質。有的則僱人耕種，具有資本主義農場性質。但他們的土地在法律上，仍是封建領主的產業，他們要承擔封建義務，故與幕藩領主有深刻矛盾，在政治上傾向資產階級，成為倒幕運動的領導者之一。

這是一個新興的階級，在政治上處於無權地位，經濟上的發展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有很強的革命要求。但因其處於形成的初級階段，有的人還經常投資於土地，成為新地主，具有地主、資本家一身二任的特點，因此在政治上十分軟弱，無力單獨領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

主要是一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享有特權的大商人和高利貸者，如三井、住友、鴻池、小野等。他們都是一些特權商人，屬於商業資產階級，同封建領主有聯繫，但也有衝突，雖缺少革命要求，但並不拒絕有利於自己的改革。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西南部的薩摩、土佐、長州諸藩的大名，也開始經營商業和手工工場，他們逐漸與商人、資本家接近，開始不滿幕府的統治.

中下級武士在政治上沒有實權，經濟上常常受到將軍、大名的剋扣、剝削，致使部分武士失去生活來源，成為“浪人”。他們“恨主如仇敵”，有的出賣武士身份，成為富人家族中的養子；有的同富人家族通婚，以解救經濟困難；有的從商，經營手工工場；有的接觸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產生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願望。通過上述途徑，部分中下級武士的經濟地位和世界觀向資產階級轉化，到19世紀中葉，基本上資產階級化了，成為尚未成熟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成功地領導了倒幕運動。

長州藩，是日本江户幕府時期的一個藩屬地，位於日本本州島最西（當時的周防國和長門國），與九州島的薩摩藩、四國島的土佐藩隔海相望。藩主毛利氏族駐萩城（現山口縣萩市）。所以又叫毛利藩或萩藩。

長州藩距離江户較遠，歷代藩主與幕府不睦。幕末時期，長州藩後來和薩摩藩結成「薩長同盟」，共同討伐幕府。

江户幕府末期長州藩的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提出「一君萬民論」，主張天皇之下萬民平等。其門下湧現許多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和軍國主義擴張的推進者，如伊藤博文：日本「明治憲法之父」，策劃侵略朝鮮和中日甲午戰爭。木户孝允（桂小五郎）：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並稱為「維新三傑」。高杉晉作、山縣有朋：三代、九代總理大臣、甲午戰爭中有譽為日本第一軍司令。

薩摩藩，為日本古時藩閥屬地，位於九州西南部，即鹿兒島縣的北半部。日本江户時期，和幕府關係親近的大名藩屬在江户即現在的東京附近，而關係越疏遠其屬地就離江户越遠。薩摩藩位於日本四島的最西，與幕府的關係可想而知。是故其青年武士階層推動革新，與其附近的長州藩的青年武士一起在和西方列強的接觸中發展壯大，被稱為強藩。幕末時期，薩摩藩等強藩力組成倒幕聯盟， 主張廢除幕府，還政於天皇。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權之後，日本內閣的大多數閣員均出身於長州藩和薩摩藩。

於此之前，1609年，薩摩藩派大將樺山久高入侵當時中國明朝的藩屬國琉球，開始了日本對琉球的征服，為兩百多年之後日本正式將琉球改稱沖繩併入日本打下基礎。

肥前藩，是日本江户幕府時期的一個藩屬地，位於日本九州島西北部（今日本佐賀縣）。幕末倒幕運動中四大強藩之一，藩主先後為鍋島閒臾和鍋島直大。比起其他三強藩來，佐賀幾近於湊數，人才之鼎盛，遠不如水户、熊本諸藩，值得提及的，區區三人而已。

先是“二大”，即最早提出遷都江户（東京）併成為首任東京府知事的大木喬任（1832～1899），以及組織日本最早政黨內閣的大隈重信（1838～1922）。

還有江藤新平（1834～1874），主張雄藩聯合與公武合體。維新時在與彰義隊的作戰中立下大功。後主張徵韓論，與西鄉隆盛同時下野，但先西鄉在佐賀發動叛亂，兵敗被殺。

土佐藩（とさはん）是廢藩置縣實施之前於土佐國（現在的高知縣）一帶的統稱，屬於外樣大名的屬藩，正式稱呼是高知藩（こうちはん），藩廳（類似該地的首府）為高知城（高知市）。

土佐藩一帶過去在戰國時代末期是由長宗我部氏（氏：家族的意思）所統治。慶長5年（1600年）的關原之戰（關ヶ原の戦）時，長宗我部盛親（ちょうそがべもりちか）以西軍身份參戰，戰後遭貶並去除領地權力，改由山內一豐接替，山內一豐是德川家康的愛將，原有的領地是遠江國的掛川城（現在的靜岡縣掛川市附近），掛川的石高（領地的穀物年產量，是衡量受封賞賜多寡的量化依據）為6.9萬石，改封土佐國則擁有20萬石，獲得大幅提升，如此山內氏一直統領該地到明治時代為止。

領主的家族姓氏雖然替換了，但由於土佐過去施行一領具足制度所以有許多長宗我部氏的舊臣，為了防止舊臣抗拒新統領，高知城內的核心高層為山內系的武士（藩士、上士），而舊臣則被打入外圍低層（鄉士、下士），這種雙層性的治理結構使上下少有往來互動，一直到幕府末年才有了中層接續性。

一開始，山內一豐先在長宗我部氏的舊城：浦戸城發展城下町及沿海狹窄地區，此處成為高知市市中心與城外商店街，而藩政的確立大體是從第2代的山內忠義開始，山內忠義採行野中兼山的新田開發政策，然第3代的山內忠豐繼任後，過往不滿野中兼山過度強嚴的政敵對其提出彈劾因而失勢，之後身故。

土佐藩的財政一直到江户時代的中期才逐漸安定。寶暦期（1751年 — 1764年）之後因農民因抗拒高徵税、高利貸而發起一揆（團結的意思，指農民武裝起義、武裝暴動）使人民向外地逃散，財政因而動搖。　之後，第9代的山內豊雍提倡以節儉樸素為主的藩政改革（天明的改革）使藩政稍有好轉，然而到了第13代的山內豐熙因為任用“おこぜ組”的馬淵嘉平，以其為中心的改革派來進行藩政改革，但結果失敗。

到了幕府末年，第15代的山內豐信（山內容堂）上任，他任用吉田東洋（佐幕派）來進行強勢的藩政改革，但此舉受到保守派門閥（攘夷派）與鄉士的反感，而安政大獄時山內容堂被下令閉門隱居，這時以武市瑞山（又名武市半平太）為首的土佐勤王黨暗殺了吉田東洋，之後山內容堂重新掌政對勤王黨展開報復，將武市瑞山（潘士）及相關黨員進行處決，其中武市瑞山被賜予切腹，經此鎮壓後勤王黨因而解散。此外，吉田東洋門下的後藤象二郎（藩士）、幹退助（之後改名為板垣退助）（藩士）、巖崎彌太郎（浪人）等都成為明治時代的代表人物，還有武市瑞山的知己鄉士：坂本龍馬及中岡慎太郎也都是傑出人物。

最後，由坂本龍馬最先發想出大政奉還構想，之後由後藤象二郎透過前土佐藩主山內容堂向第15代的幕府大將軍：德川慶喜提勸，此後結束德川幕府時代，在這個時代轉換中土佐藩成為關鍵性的一角，與另外三個關鍵影響性的藩合稱“薩長土肥”，即是指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以及肥前藩。

明治4年（1871年）開始實施“廢藩置縣”政策，土佐藩被改為高知縣，而山內家族在明治17年（1884年）被受封為華族令侯爵。

在16世紀末，在進行太合檢地時長宗我部氏所申報的土佐國石高只有9.8萬石，到了山內一豊成為藩主後對產量重新進行估算，並在慶長10年（1605年）向幕府申報為20.26萬石。之後元和元年（1615年）時阿波徳島藩在淡路國的石高申報從17萬石增至25.7萬石，土佐為了超越也因而增報到25.7萬餘石，其實石高申報的原意是給幕府日後有徵役需求（如大工事或戰爭）時的一項依據（例如每百石徵召5人），不過土佐的增報是為了藩主的面子，山內家必須維持四國第一的地位，因此高報谷產、谷獲量，不過幕府沒有承認山內家的增報，正式的記載依然是20.26萬石。此外常言的24.2萬石其實是根據‘武鑑’的俗聞而有。

1865年尊王攘夷運動向武裝倒幕轉化。

1866年薩摩、長州兩藩的倒幕派武士結成同盟。

1867年，年幼的明治天皇繼位，倒幕派得到天皇密詔。倒幕派發動政變，宣佈“王政復古”，廢除幕府統治，成立新政府。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户孝允等掌握了政權，勒令德川慶喜交出領地。

1868年，德川慶喜聚集軍隊企圖反撲，但在鳥羽――伏見戰役中被倒幕軍隊打敗，勢力被肅清。倒幕運動的勝利為接下來的維新打下了基礎。

早在1837年，下級武士出身的大鹽平八郎，在大阪發動武裝起義，反對幕府的暴政，有幾百人參加。儘管在一天之內被鎮壓下去，這次起義成為打倒幕府統治的一個信號。從60年代中開始，日本人民掀起了鬥爭的高潮。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西南部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藩中的下級武士，迅速擴大實力，成為日本資產階級和倒幕的主要力量。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佈“攘夷”，隨之發生了美、法軍艦進攻下關，英國艦隊進攻薩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長州藩尊王攘夷派領袖高杉晉作提出“開港討幕”的戰略，決定不再提“攘夷”，轉向武裝倒幕，並與薩摩藩結成秘密軍事同盟。與此同時，英國也權衡利害，改變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則投靠法國，於1866年7月發動第2次征討長州藩的戰爭。此時人民起義風起雲湧，沉重打擊幕府。長州藩聯合倒幕勢力英勇抗擊，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軍。幕府權威一落千丈。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親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勢力積極結盟舉兵。倒幕派加緊在宮廷活動，聯絡一些權貴，爭取到年幼的明治天皇的支持，獲得討幕密詔。11月8日，天皇下達討幕密詔。9日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奏請“奉還大政”，同時卻在大阪集結精兵，妄圖以此來分化瓦解倒幕派，等待時機，捲土重來，企圖反叛。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1868年初，德川慶喜潛出京都，逃往大阪，集結兵力，待機反撲，於是一場公開的內戰爆發了。8日及10日，德川慶喜在大阪宣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為非法。1月27日，以薩、長兩藩為主力的天皇軍5000人，在京都附近與幕府軍1.5萬人激戰，在京都附近的伏見、鳥羽一帶，倒幕軍與政府軍展開了決戰。這場戰役，幕府軍隊全線潰敗，倒幕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倒幕軍乘勝追擊，直逼江户，德川慶喜被迫投降，德川慶喜敗走江户。“戊辰戰爭”由此開始。天皇軍大舉東征，迫使德川慶喜於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東北地區叛亂諸藩，戰爭基本結束。1869年春，天皇軍出征北海道，於6月27日攻下幕府殘餘勢力盤據的最後據點五廓（函館），戊辰戰爭結束。戰爭中，人民羣眾的鬥爭有力地配合天皇軍作戰，是天皇政府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這樣，日本最後一個封建幕府政權被推翻了。1869年，明治天皇政府從京都遷往東京，並開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即明治維新。

倒幕運動是19世紀中期，由日本的中下級武士、高利貸商人、資本家、新興地主和西南諸藩的大名組成倒幕派，在人民羣眾的支持下，武裝推翻封建幕府統治的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

從運動爆發的原因看，它是19世紀中期，日本社會資本主義發展、農民反抗鬥爭興起、幕府統治發生危機、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發生的。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是一個閉關、落後的封建國家。天皇、將軍、大名、武士構成的幕藩體制，同佔全國人口80%的農民及手工業者、商人、城市貧民之間矛盾日益尖鋭。農民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大大加深了幕府統治危機。從18世紀中葉起，日本農村的自然經濟開始向商品經濟轉化，逐漸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到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得到進一步發展，手工工場大量出現。但總的來看，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還不高，處於手工工場階段。19世紀50年代，日本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脅下被迫開國，面臨陷入半殖民地的危機，這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各種矛盾，對倒幕運動的爆發起了催化作用。從領導階級來看，中下級武士、新興地主和資產階級起了領導作用。從運動的目的、任務和後果來看，倒幕派主要要求用武力推翻腐敗的賣國幕府，進行社會改革，最後通過1868年革命推翻了統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建立了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和新地主聯合專政的統一的新政權——明治政府。倒幕運動為明治維新創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保證了一系列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措施得以憑藉國家政權力量強制推行。

由於日本特殊的歷史環境，使得倒幕運動與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相比有許多不同特點：第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限，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無力單獨領導一場革命運動；第二，是資產階級化了的武士、商人、新地主和大名的參與，使得革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第三，是這場運動是在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嚴重的情況下發生的，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矛盾並不像西歐那樣佔突出地位。因此，倒幕運動是一場“早產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