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石武四郎

倉石武四郎（1897－1975）,日本新瀉縣高田市人，倉石武四郎是國立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日中學院院長，東方學會評議員，中國語學研究會理事長，勳二等、瑞寶章獲得者，日本朝日文化獎獲得者，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家。他的父親倉石昌吉是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學生，典型的書香門第使他從小就與古籍結緣。他於1922年進入當時日本中國學的中心——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在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中國學的奠基者指導下從事研究。1926年，他擔任了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學。

倉石武四郎出生在新潟縣高田市，他的父親倉石昌吉是明治維新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的學生，典型的書香門第使他從小就喜歡日本與中國的古籍。1921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中國文學科畢業。同年，到中國江蘇、浙江沿海進行考察，短期的中國之行使他對“訓讀”法與中國現代語之間的隔膜產生了深刻的認識，因此成為他一生研究漢語教育、改革的契機。雖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的特選公費生，但一年之後即中途退學，於1922年進入當時日本中國學的中心——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在京都學派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日本中國學的奠基者指導下從事研究。

1928年3月23日，倉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資助的在外研究人員身份被派往北京留學。倉石剛到北京的時候，找了個名叫奚待國的旗人為他講解《紅樓夢》。每天上午三個小時學一回，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學習了四個月，為他打下了非常好的中文基礎。

在北京留學期間，倉石武四郎與中國學者頻繁來往。當時中國的著名學者，他大多登門拜訪，討教學問，得到諸多中國國學大師的薰陶。在規定的兩年留學期滿後，他又得到上野育英會的獎學金資助，繼續在中國逗留了四個多月，於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

留學回國後，他繼續在京都帝國大學任職，併兼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研究員。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40年，又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49-1958年，任東京大學專任教授。此後又擔任日中學院院長等職。

倉石武四郎除了在經學、文學等領域裏成果斐然外，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戰後致力於日本的現代漢語教育，並作出傑出貢獻。倉石武四郎創立了中國語學研究會、倉石中國語講習會（日中學院前身），並通過《支那語教育的理論與實際》（1940）、《漢字的命運》（1952）、《中國語五十年》（1973）、《架起通往中國的橋樑：倉石25年中國語教學總結》（1977）、《語言、思維與社會》（1981）、《漢字．日本語．中國語》（1982）等研究專著與《倉石中國語教本》、《巖波中國語辭典》（1963）等教材和工具書的編纂，深入漢語研究並推廣漢語學習。

倉石的研究成就還表現在中國經學、文學等多重研究領域，其《尚書正義（校訂本）》（1936）、《段懋堂的音韻學》（1941）、《中國文學史問題》（1957）、《中國文學史》（1956初版、1962再版）、《吳稚暉：中國的思想家》（1963）、《中國文學講話》（1968）、《目錄學》（1973）等著作都是中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倉石武四郎還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國文學作品的譯

介傳播中。1955年，他參加《現代中國文學全集》（15卷本）的編譯，主要編寫第14卷《短篇集·謝冰心篇》，1955-1958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中國文學部分的編寫，1956年參加編寫《東洋名著》，《中國篇·中國文學名著》，同年任《變革時期的中國研究》的主編，1959-1961年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3卷本）總主編之一，並編譯《歷代詩選》（1961），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的編寫，1965-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的編寫，1968年參加《世界文學大系》中國文學的翻譯，1970-1972年任《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的總主編之一併具體編譯第4卷《莊子》、第20卷《宋代詞集》。他還是將魯迅作品搬上日本大學講堂的第一人。

倉石武四郎作為日本著名的中國學家，以對漢語研究、漢語教育及辭典編纂的功績而成為現代日本漢語研究的泰斗。他對現代漢語教育的貢獻成為日本中國學發展的重要推進力和具體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獎。

倉石武四郎在師大不僅受到錢玄同的影響，他與先後在師大任教

的陳垣、魯迅、高步瀛、黎錦熙、孫人和、楊樹達、陸宗達也都有交往。陳垣先生感動於他的求學熱忱，在他離別北京之際還專門到車站贈書相送；而在日本，第一個將魯迅作品搬上大學講堂的就是倉石武四郎；黎錦熙的《國語語法》則成為他回到京都之後利用率極高的教材。在北京留學的後期，他一直住在孫人和先生家中，與孫先生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誼。一個典型的故事是：孫人和在與書肆的夥計通電話購書時，因為濃重的蘇北方言而不能被對方明白，往往求助於一口京話的居停倉石武四郎來接電話。在倉石來北京之初，曾經表達過在中國最想見到的青年學者是陸宗達和趙萬里，後來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據陸宗達先生的高足、師大王寧教授回憶，20世紀六十年代，倉石武四郎先生還將他用國音字母拼寫的白話《四書》寄給陸宗達先生，但遇上文革，這件珍貴的文獻在1978年才到陸先生手中，而此時的倉石武四郎已仙逝多年。此後陸先生多次對自己的學生提及倉石武四郎將《四書》“文言變白話，文字變拼音”的不尋常功力。這一方面反映出倉石武四郎與陸宗達這兩位中日“説文”大家之間持久的友誼，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在學習國音字母方面的痴迷程度。

1921年東京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同年赴中國，在江蘇，浙江沿海地區進行考察。

1922年升入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在狩野直喜、內藤湖南指導下，專

攻《説文解字》。1926年任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27年任副教授。

1928—1930年在中國進行兩年半的語言調查。

1931—1937年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員，從事《尚書正義》的校訂工作。

1939年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文學博士，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40年起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戰後不久，與新島淳良等以東京大學為中心，創辦中國語講習會。

1946年東方文化研究所建立語言研究室，任該室主任。1949年起任東京大學中國語學教授。

1954年10月第一次訪問新中國，同年編輯出版以拉丁拼音為序編排的《中國語辭典》(第一分冊)。

1955年參加《現代中國文學全集》(15卷本，河出書房刊)的編譯，主編第14卷《短篇集·謝冰心篇》。1955—1958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編寫。

1956年參加《東洋名著》的編寫，主編《中國篇·中國文學名著》，《變革時期的中國研究》。

1959—1961年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總主編之一，並編譯《歷代詩選》。

1960年第二次訪問中國。

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

1965—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新潮社刊)的編寫，1968年參加《世界文學大系》中國文學的編譯，1970年任《宋代詞集》主編。

1970—1972年任《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總主編之一，並具體編譯第4卷《莊子》和第20卷《宋代詞集》。

1970—1974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修訂。

1975年11月14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