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廩府庫

canglin fuku

倉廩府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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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會貯糧用窖穴。半坡村、姜寨等居住遺址旁有大量窖穴。窖穴儲糧，後來成為傳統。直到隋唐時，全國最大的糧倉──洛陽含嘉倉，還是用窖穴儲糧。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漢朝司馬遷在寫《史記—貨殖列傳》時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如今的形勢之下，管仲這段有關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的論述再次受到關注。有人面對社會上出現的許多怪現象與不良風氣發出了“倉廩實未必知禮節，衣食足未必知榮辱”的感嘆。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裏，這句話是“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史記》在引用的過程中改動了一個字：“則”改成了“而”。古人惜墨如金，用詞審慎，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改動，這裏面大有文章。

糧倉中堆滿了糧食，人們能吃飽穿暖，不會挨餓受凍，然後才會學習禮儀，產生氣節和榮辱觀。

也就是説，只有在解決了人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後，才能引導人們產生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物質決定意識。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倉廩實、衣食足”是“知禮節、知榮辱”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也就是説“倉廩實、衣食足”只是個前提。

話中還暗示了在人們沒有得到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時就要求人們知曉禮儀氣節，榮辱是非是不合實際的空想主義。

《詩經》中已經出現倉、廩等名稱，説明已有不同種類的地上糧倉。漢代首都有太倉，各地有常平倉。漢墓出土大量明器陶倉，可供瞭解民家倉庫的形制。這些明器陶倉有兩種：方形的倉和圓形的。倉一般為一、二層，個別的三層，上層實際是天窗。上覆廡殿或懸山瓦屋頂。北方出土的明器陶倉多建在高台上，有的下部架空；南方出土的,大多下部架空，屋身刻出木框架,表示為木骨夾泥牆。的四周多刻斜方格，表示用竹、木筋編成網架，內襯席箔，頂上為圓錐形草頂。宋代的官倉為木構懸山頂建築,最大進深達6丈，用料粗壯，建築堅牢。室內鋪木地板，高出地面約一尺五寸，稱為地棚。倉前檐有廊，庭院有磚鋪的曬場。清代規定官倉每座寬五間，進深五丈三尺，面闊一丈四尺，檐柱高一丈五尺，懸山屋頂,每間加天窗。室內地面鋪磚，上加木地板,倉門下部留有氣孔。

就平面佈局而言，據記載，元代官倉有正廒、東廒、西廒、南廒之稱，當是四合院或三合院式佈局。清代北京的富新倉、興平倉、舊太倉和南新倉共處一方形大院中，是四合院式和聯接式的組合體。另有兩橫兩直四道溝渠流貫四倉。這種佈局形式和引入溝渠等都是防火措施。

府庫 西漢的未央宮石渠閣是藏圖書的府。閣是建在架空的平台上房屋的通稱。石渠閣因四周有石渠圍繞而得名，可知它是以架空防潮，以水渠防火。唐代以後的檔案庫稱架閣庫，小的利用衙署正堂前的兩廡，大的專建一院。庫房室內鋪地板防潮，地板下鋪沙防鼠，四面開窗通風，設櫃、架以分區儲存文件，院中掘池貯水以防火。調閲和抄錄檔案者使用專設的門廳和廊廡，不與庫房相混，制度頗嚴。武庫是府庫的一種類型。建於公元前200年的西漢長安武庫是當時最大的武器庫,遺址近已發掘。它是一個夯土牆圍成的710×322米的東西長的大院，中加縱隔牆，成兩個近方形院子，分別對外開門。每個院內都在三面建庫房,一面敞開，共有7座。最大的一座殘長190米,進深45.7米，是已知最大的武器庫房。

史載隋朝洛陽宮有左右藏庫,左藏共6排，每排25間，每間深17椽，規模很大。明嘉靖年間修建的表章庫皇史是中國現存的最早的檔案庫。明清所建北京太和殿兩廡和角庫也是庫房。清代北京户部衙門後有大庫，相當於國家金庫。地方衙署也都附建庫房。官庫圍牆高築，有專人守衞。

商用庫房自隋唐以來日益增多。在封閉的市內沿牆建商庫，稱店或邸。地方官府為收取租金，多在城市和交通要道建庫，供商人租用，稱為邸閣。北宋初期，一些貴官豪族在汴梁汴河泊舟地附近建樓,供商人租用,稱為樓店，實即碼頭倉庫，最大的有十三間，稱十三間樓。以後官家仿效，建庫出租。南宋時在水邊建倉庫區，每區庫房在千間以上，四周環水，既可防火、防盜，又便於運輸，專供商賈租用，稱為塌房。清代改稱為棧或棧房。

倉庫要求堅牢，官庫尤其如此。宋《營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都對國家庫房建築做法作出詳細規定，建築的規格和用料等級很高。商用倉庫則簡陋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