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達雅

在中國的翻譯界，自嚴復首標“譯事三難：信、達、雅”之後，又有“忠實、通順和美”、“不增不減”、“神似”、“化”等説法提出。主張雖多，又各據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來看，鮮有如“信達雅”之可觸可摸。可施可行者。我甚至有一種近乎愚鈍的想法，這種種的説法似乎都還或近或遠地在“信達雅”的樹蔭下乘涼。當然也有不少人慾破此“三難”之説，但看來是攻之者眾，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開一、二個缺口，整座城池卻依然固苦金湯。何以故？怕是“信達雅”三難確是搔着了文學翻譯的癢處。只要我們與世推移，對“信達雅”之説給予新的解釋，就會給它灌注新的生命力。並非所有的新説法都顯示了認識的深入和觀念的進步。

“信、達、雅”中，唯“雅”字難解，易起爭論，許多想推倒三難説的人亦多在“雅”字上發難。倘若一提“雅”，就以為是“漢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沒有道理的，其説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換一種理解呢？試以“文學性”解“雅”。有人問：“原文如不雅，譯文何雅之有？”提出這樣的疑問，是因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對立中對“雅”字作孤立的語言層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學層次上看，情況就會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學作品，則其字詞語彙的運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學性，俗亦有文學性，雅俗之對立消失在文學性之中。

離開了文學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終停留在語言層次的分別上，其實只是一堆未經運用的語言材料。我們翻譯的是文學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語言材料去對付。如此則譯文自可以雅對雅，以俗應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學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樣，譯文語言層次上的雅俗對立亦消失於語境層次上的統一之中。如此解“雅”，則“雅”在文學翻譯中斷乎不可少。

與“雅”直接有聯繫的一個問題是所謂“文采”。何謂“文采”？答案也許有許多種，但肯定不是堆砌詞藻，不是硬造四六駢句，不是任意使用修飾詞（如遇雪必稱“皚皚”，遇雨不是“霏霏”便是“滂沱”之類），不是濫用成語，也不是文白相雜或其它什麼古怪文體。華麗很容易被認為有文采，然而只有適度的華麗才是一種文采。素樸很容易被認為沒有文采，然而適度的素樸未嘗不是一種文采。中國畫論中有“墨分五彩”的説法，我看可以移來説文。還有，“流利漂亮”也往往被認為有文采，殊不知茅盾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説過：“就一般情形而言，歡迎流利漂亮想也不用想一想的文字的。多半是低級趣味的讀者。換一句話説，即是鑑賞力比較薄弱的讀者。”他説得對。

總而言之，譯事三難：信、達、雅。信者，真也，真者，不偽也；達者，至也，至者，無過無不及也；雅者，文學性也，文學性者，當雅則雅當俗則俗也。信、達、雅齊備，則入“化境”；然而“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於是而求“神似”。因此，我認為，對文學翻譯來説，信、達、雅仍是可用的標準，仍是“譯事三難”。

——《惡之花之跋》郭宏安先生1991年11月25日寫於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機器翻譯的質量要達到“信、達、雅”的程度依然艱難；機譯質量是機譯系統成敗的關鍵。中國數學家、語言學家周海中曾在論文《機器翻譯五十年》中指出：要提高機譯的質量，首先要解決的是語言本身問題而不是程序設計問題；單靠若干程序來做機譯系統，肯定是無法提高機譯質量的；另外，在人類尚未明瞭人腦是如何進行語言的模糊識別和邏輯判斷的情況下，機譯要想達到“信、達、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這些都是制約機譯質量提高的瓶頸。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