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核查終結機制

由於大家庭內部對動遷補償款的分配意見不一，姐妹倆先是與母親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對簿公堂；後又將矛頭直指動遷，要求確認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無效，但兩級法院對其訴訟請求均不予支持。於是，姐妹倆以要求重新安置為由不斷上訪，其中姐姐進京上訪5次，妹妹24次。這樣的“難題”，如何解決？

上述事例，是上海市各級信訪部門出現的“用80%的精力解決不到20%的人的訴求”不正常現象的縮影。行政申訴資源因此被部分纏訪、鬧訪人員不合理佔用，甚至出現了“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怪圈。

為了遏制這一現象，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2008年3月，上海市啓動信訪核查終結制度試點。上海市信訪辦共收到申報核查終結信訪事項176件，批准終結156件。儘管核查終結工作開展時間不長，但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終結對象終結後去京上訪次數大幅度下降。中央有關部門也已明確，凡經信訪終結備案認可的信訪事項，不再受理、交辦和統計。 ^[1] 

文章提到的案例，就是已經批准終結的156件案例中較典型的一例。

案例涉及到的被拆遷房屋位於閘北區永興路，由這對姐妹的母親以及兄弟姐妹共6人擁有。2003年母親和拆遷公司簽下協議，得到補償補貼款合計73萬餘元。

2009年，閘北區信訪辦對此案例啓動信訪核查終結。約談中，妹妹提出“重新評估、原地安置”等不合理要求，且拒不參加聽證會。聽證評議認為，妹妹的訴求無依據，一致評議對這一信訪事項給予終結，並同意“一次性困難補助15萬元”的最終化解方案。

姐姐這邊態度完全不同。她和丈夫一同按時參加聽證會，理性表達自己的觀點。聽證會結束前，她表示願意接受化解，領取了一次性困難補助、法院判決繼承的補償款共18萬元，承諾就此息訴息訪。

通過終結極少數信訪人的不合理訴求，採納、解決信訪人訴求中的合理部分，來引導信訪人迴歸理性，這就是核查終結機制的目的。“引入這個機制，從程序上來説，相當於劃了個‘休止符’，但它不是簡單地為終結而終結，它同時也提出化解方案，最大限度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上海市律師協會副會長邵曙範説。

和信訪程序中的複查複核相比，核查終結制度最大亮點在於：不再是行政機關一家説了算，引入第三方監督和社會評議機制。召開聽證會就是其中的必經程序。公開聽證評議的參與者，都是和雙方毫無利益關係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工作者以及一些專業人士。

王先生信訪事件的核查聽證會舉行。他所居住的黃浦區蘆蓆街某號被列入拆遷範圍時，在冊户籍5人，包括他和妻兒，以及侄女、侄外孫女。因侄女嚴女士之前已享受過動遷安置，拆遷單位認為，母女兩人不能作為安置人員，確定了“一套房+一筆錢”的安置方案，但王先生卻堅持要3套房。2009年11月被實施強制拆遷後，他不斷上訪。

聽證員評議認為，王先生的訴求當中，也有部分合理之處。嚴女士1997年享受動遷安置時，她的女兒尚未出生，並沒有享受到動遷。然而，聽證會後，黃浦區未調整化解方案中的安置人口，就直接向市政府申請上報終結。市政府審查認為，化解方案應當考慮信訪訴求的合理因素，充分聽取聽證員的意見，因此退回了此申請。最終，黃浦區政府調整方案，除原來的一套二室一廳外，另增加5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廳。

“這就是聽證員的職責，他是完全客觀中立的。”奉賢區法律援助中心公職律師紹甫擔任過多次聽證會的主持人，他認為，聽證員不僅要分析信訪人訴求中的合理成分，也要看信訪事項處理程序上是否有“瑕疵”，並給出合理意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