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濟時

俞濟時，字良楨，號邦樑。1904年6月14日（清光緒三十年五月初一）生。浙江奉化人。父親俞阿城，清末小吏，在奉化縣衙任税務、田賦員，生有十幾個子女，貧困拮据，難以度日，有的孩子出生不久就給別人寄養。俞濟時五歲發矇，九歲入小學，繼入中學，後輟學。1920年到縣城永豐米店當學徒。舊式的店規，繁重的勞作，卑微的地位，稀少的薪給，使他心情鬱悶，度日如年，以學些書畫、珠算自解。一次擔送飯菜時不慎摔跤，把飯菜全部倒翻，他怕被責打不敢回店，乃離家遠走，1922年至福建浦城縣政府任庶務職。1923年到了廣州，投奔本族叔輩俞飛鵬。在粵軍任審計處長的俞飛鵬，正應蔣介石之召參加黃埔軍校的籌辦工作，乃保薦俞濟時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在學生二隊。俞進入嶄新天地，學習刻苦，操練認真，恪守紀律，學業優良。結業後俞濟時被編在教導團，參加了兩次東征，升為排長。經俞飛鵬之推薦，俞濟時被素重鄉情的蔣介石留在身邊擔任侍衞，吃苦耐勞、誠實忠順的表現日漸獲得蔣之好感。

1926年7月北伐戰啓，俞濟時升任總司令部警衞團第二營營長，隨同蔣介石北上湘、鄂，又至江西、上海，始終隨侍在側。他忠於職守，又深諳蔣介石之習慣和脾性，唯命是從，更得蔣之喜愛，遂升任警衞團團長。1928年北伐奉張結束後，全國編遣軍隊，諸多軍縮編為師、師編為旅，唯獨警衞團擴編為警衞第一旅，俞濟時升為旅長，旋併兼代中央憲兵司令。俞雖升任要職，尚能謹守職責，受蔣介石進一步信任。1930年警衞第一旅又擴編為警衞司令部，俞任中將司令兼第一旅旅長。1931年警衞司令部與教導一師合編為警衞師，俞任副師長；不久，警衞師擴編為警衞軍，顧祝同任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俞為第二師師長。警衞軍全以德國武器裝備，按德國操典進行訓練，軍、師、團三級均配有德國顧問，自知淺薄的俞對顧祝同及德國顧問均甚為尊重，並努力學習德國操典，所部成為一支精鋭部隊。嗣後，警二師改為陸軍第八十八師，俞仍任師長。

俞濟時(8張)

日本帝國主義繼“九一八”事變後，又於1932年1月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第十九路軍奮起抗禦。日本侵略軍不能得手，乃增兵擴大戰事。駐紮在滬杭線的第八十八師將士義憤填膺，請纓殺敵。俞濟時2月1日致電蔣介石雲：“滬案嚴重，十九路軍應戰頗獲勝利，惟恐不能持久，可否將本師調滬增援。”蔣介石回覆令其聽命何應欽調遣。與此同時，駐滬寧線的第八十七師宋希濂第二五九旅全體將士宣誓請纓；孫元良第二六一旅之團以下官佐一百八十餘人具文請願。2月6日，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向蔣介石提出：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鬥才好，並願率部效命疆場。蔣介石盱衡戰局，即以張治中為第五軍軍長兼第八十七師師長，並轄俞濟時第八十八師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俞師先於2月5日集結於蘇州，歸第十九路軍蔣光鼐指揮，7日進至南翔。11日，俞濟時領銜與副師長李延年、第二六四旅旅長楊步飛、第二六二旅旅長錢倫體以及第二五九旅旅長宋希濂聯名通電全國謂：“濟時等忝列戎行，救國具有決心。值此國家存亡關頭，爰本中央團結禦敵之旨，請命殺敵。現已全部並抵上海，聽命於蔣總指揮（光鼐），誓與我十九路軍親愛將士喋血沙場，共同生死。寧為戰死之鬼，羞作亡國之民。”

俞濟時率領第八十八師開赴江灣、廟行、大場一線，與第十九路軍並肩作戰，堅守陣地。敵軍在海軍配合下瘋狂進攻，炮火猛烈，我抗日將士死傷累累，但英勇不屈。2月20日起，日軍重點進攻廟行一帶，俞師在廟行南麥家宅陣地，與敵第二十四混成旅團激戰不已，俞濟時率師部從馮家宅赴前沿陣地督戰。廟行之戰異常激烈，我抗日將士同仇敵愾，不畏炮火，前仆後繼，英勇殺敵，第二六二旅旅長、副旅長均負重傷，全旅傷亡營長六、連排長近百、士兵逾千。俞濟時亦腹部中彈致腸穿孔，不得不離隊治療，師長一職交孫元良接任。2月29日第八十八師奉調至廟行南竹園墩防守；接着撤退至嘉定、常熟。

俞濟時在淞滬抗戰中負傷後，經上海的德國醫院治療得以痊癒。1933年，俞調任浙江省保安處處長。他銜蔣介石之命，把全省的保安團隊及各縣區的保安機構，改建成一支統一領導的地方綏靖力量。先以第八十八師舊部頂替原屬浙軍一、二師的營以上官佐；連排長則調至士官教育團訓練三個月；招募之新兵需在新兵教育總隊進行嚴格訓練，以提高隊伍素質。他竭力整編各縣保安團，提出一個三年計劃，其中規定縣長兼團長，副團長由省保安處委派，實際上把縣長控制在自己手中。計劃上報後，省主席魯滌平未予批准；俞越級上報給蔣介石，蔣即寄批“准予試辦”。自此，俞在浙江飛揚跋扈，不把省主席或廳長們放在眼裏。他對查獲之吸毒、販毒者均處以死刑，令人畏懼。他還在省保安處增設一個情報股，隸屬南京軍委會特務處，專事收集情報、逮捕愛國人士的特務活動。

1934年12月，俞濟時被任命為贛浙皖“剿匪”指揮官，轄有伍誠仁第四十九師、王耀武預備旅和第七師第二十一旅，開赴安徽太平縣一帶，“追剿”劉疇西、方誌敏率領的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俞自率一個加強營，隨王耀武旅行動。在譚家橋戰鬥中，俞對先遣隊的突然進襲毫無準備，驚恐不已，手令王耀武堅決頂住；同時把加強營增援到正面作戰。先遣隊連續發起進攻，俞趕至前線督戰，宣佈退卻者格殺勿論；並集中迫擊炮、機槍火力向先遣隊猛烈射擊。先遣隊傷亡甚眾，副指揮兼第十九師師長尋淮洲負重傷。接着俞又指揮王耀武旅在德興搜索，俘獲了先遣隊政治委員方誌敏等人。嗣後，俞濟時被蔣介石調往宜昌，與被紅軍殲滅了主力的陳耀漢第五十八師合併，由俞兼任師長，就地編組何凌霄第一七二旅和吳濟光第一七四旅。由於紅軍第二、六軍團已向湖南方向發展，俞乃在宜昌整訓部隊。

抗日戰爭爆發後，俞濟時被任命為第七十四軍軍長，除有自兼的第五十八師外，還有王耀武第五十一師。隨即奉調從武漢經南京至上海，參加淞滬會戰，編屬薛嶽左翼軍陳誠第十五集團軍，佈陣在吳淞口至羅店、瀏河一線。抗日將士不怕犧牲英勇作戰，抗禦侵略軍的一次又一次進犯。第七十四軍傷亡甚重，於9月30日退往藴藻浜南第二線陣地，繼續禦敵。10月26日大場失陷後，俞率第七十四軍退至南翔；11月8日日軍在金山衞大舉登陸後，俞部乃向青浦撤退。在青浦、蘇州等地，俞部抗禦追擊之日軍，犧牲眾多。12月初，日軍進攻南京，第七十四軍亦編入南京保衞戰序列，但因缺員太多，已無甚作戰能力。南京失陷後，俞率部到湖北沙市一帶整訓補充。不久奉命開赴江蘇豐縣，參加徐州會戰。8月5日俞被任命為第三十六軍團長，除自兼之第七十四軍外，還轄陳安寶第二十九軍。隨即移師江西馬迥嶺防線，參加武漢保衞戰。在萬家嶺一戰中擊潰日軍一個旅，受到嘉獎。

武漢會戰結束後，俞濟時率第七十四軍赴長沙、湘陰一帶整訓，兼長湘警備司令。11月13日長沙大火，震驚中外。俞奉蔣介石密電，負責處決直接責任人長沙警備司令鄷悌、警備團長徐昆、警察局長文重孚，以平息民憤。俞同時還處決了執行槍決命令而私吞鄷悌金錶、金筆的衞士，以正軍紀。1939年4月，日軍板垣師團所部向高安進犯，駐在長沙以南的俞濟時指揮第七十四軍及劉多荃第四十九軍王鐵漢師開赴高安。俞指揮各師反攻，經十個晝夜的苦戰，奪回高安城，殲敵一個聯隊，又添聲譽。

俞濟時於1939年7月被任命為新五軍軍長。新五軍是我國當時一支獨一無二的機械化部隊，俞準備帶第五十八師赴任。但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和機械化兵監徐庭瑤向蔣提出：俞非機械化人才，恐難勝任此職。蔣無奈，在白、徐的報告上批了“考慮”兩字。俞難以如願，病休了一些日子後，於10月調到浙江出任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八十六軍軍長。他秉承蔣介石旨意，下力整編浙江省主席黃紹竑自行建立的“國民抗敵自衞團”，將四個縱隊縮為暫編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師，又將省保安縱隊編為第三十五師，然後組成暫編第九軍，由原第八十六軍軍長馮聖法任軍長，分駐温州、台州、寧波等浙東各地。俞濟時自設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部於新昌，不把駐在金華嶺下朱的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放在眼裏，凡事直接向第三戰區和重慶軍委會請示彙報，與劉齟齬不斷。

1941年5月，日軍調集大批兵力發動浙東戰役，俞濟時所部莫與碩第八十六軍等望敵而逃，日軍兵不血刃輕取寧波、台州、温州等口岸，奉化溪口亦為敵所佔。在浙江已有人怨的俞濟時遭到各方抨擊，不得不撤銷副總司令部，於8月潛往重慶。

俞濟時在浙江整編了黃紹竑的“國民抗敵自衞團”，是有大功於蔣介石的；雖然浙東戰役之敗難辭其咎，但仍得蔣之垂愛，於1942年11月被任命為蔣介石之侍衞長。侍衞長一職，原隸屬於侍從室第一處，俞得到蔣之特准，改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衞長室，直接隸屬於蔣介石，比侍從室第一處的地位還高。俞還把軍委會警衞團擴充為警衞旅，除護衞蔣之官邸、別墅外，還擔任軍委會各部會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會所在地的警衞。俞在侍衞長室下又先後設武官室、參事室，凡是要晉見蔣介石的軍政要員以及外賓，均要先在武官室登記，經俞簽署後再報蔣核准；參事室則是一個情報機構，三十多人以“視察”之職稱分佈各戰區，收集軍統、中統及中共的活動情報，由俞核轉送蔣，真乃“特務之特務”。俞之所為，深得日理萬機的蔣介石之歡心，俞之權勢日增。1943年俞兼侍從室第一處副主任，12月又兼軍委會銓敍廳副廳長；1945年3月被任命為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後者乃軍職之升任，但俞並未赴任，仍在重慶任侍衞長及侍從室第一處代主任之要職。

抗戰勝利後不久，委員長侍從室改組，俞濟時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務局局長，掌理原侍從室第一處之要務。對於國民黨軍隊主要將領之升遷調動，以及軍法處置等，俞擁有向蔣參奏之職權。對於各路軍隊之作戰態勢，俞除設專人研究國防部報送的戰報外，還設置一批戰地視察官分處各地掌握實況，由作戰研究室加以綜合，每天繪出作戰態勢要圖報送蔣介石，供蔣指揮作戰以至作出重大決策之參考。

俞濟時日益得寵於蔣介石。在1946年9月的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俞列名為中央幹事會幹事；翌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決定黨團合併，成立新的國民黨中央，俞列名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48年5月蔣介石當上總統後，俞出任總統府軍務局局長。

蔣介石發動的內戰全面潰敗，不得不於1949年1月宣告辭去總統職，返回老家奉化溪口，但仍為國民黨總裁，操縱一切。俞濟時陪同蔣介石回浙，隨侍警衞；8月被蔣任命為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主任。説起來職權更大，只不過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已瀕臨崩潰，再大的職權也無處可使。此後俞隨蔣介石輾轉廣州、重慶、成都，於12月護衞蔣介石撤往台灣。

俞濟時到台灣後，於1950年3月起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第二局局長、戰略顧問；1953年為政策顧問。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後，俞濟時亦告老退休，仍掛有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政策顧問之銜。1990年1月25日因急性膽囊炎不治而去世。 ^[2] 

俞濟時為整編浙江保衞團擬編了一個計劃送交省府會議核轉軍委會。當時魯滌平經常抱病不理政事，大小會議均由其親信楊錦仲代理（魯主贛時，楊為財政廳長）。在省府會議上，楊對俞的計劃，説這條不符政令，那條礙難照辦，把整個計劃駁得一無是處，於是就擱置不理。省府會議，保安處長只有列席資格，俞濟時為自抬身價，從不到會，必要時派參謀長代表。為了這個計劃要在省府會議上通過，俞派李可仁參謀長列席，及至李回來彙報説由於楊錦仲的批駁致計劃沒有通過時，俞對楊恨之透頂。下一週會議，俞破例親往參加，一見楊錦仲立時火冒三丈，當場攔住責問道：“整編保衞團，乃是委員長特交事項，所擬的計劃，系秉承委員長的旨意，你算什麼東西，膽敢從中阻撓。”説罷，舉拳向楊錦仲揮去，楊見勢不妙，急忙從側門溜走，俞擾暴跳如雷。主持會議的民政廳長呂茁籌，再三向俞懇情，俞始忿忿而去。事後，楊向魯滌平申訴，魯嘆曰：“我從軍數十年，轉戰數千裏，當我身為大將時，這小子尚在襁褓之中，何必與他爭一日短長，算了吧！”楊默然無言。

民國時期，浙省各縣財政，向極枯竭，各縣應繳省庫的款項．在1935年以前每多遷延不解，省財政廳撥發省級各機關的經費，大都填發“劃撥支付通知”，由各機關自行派員赴指定縣份財政科提取，但各縣財政科往往藉口收入不足，不能一次如數付齊，甚有拖欠數月的。保安處及所屬團隊的經費數額，在省預算中佔第一位，每月向財政廳領到撥款通知後，例須派出大批人員，分赴各縣提款，保安處系軍事機關，縣財政科大都不敢拖欠，唯嘉善及餘姚兩縣財政科，仍多方推諉拖欠不清，尤以餘姚財政科長壽某為甚。

壽為金融界巨頭壽勉成的胞弟，對提款人員態度亦較傲慢。俞據報後，當即指示提款人員隨帶武裝，如有縣財政科抗不付款者，押解來處究辦。提款人員遵令照行，將餘姚財政科長壽某押解來杭，關進禁閉室不準接見。財政廳長王激瑩也是蔣介石的親戚，聞訊後先派高級職員向俞疏通，俞不賣面子，嗣經向俞當面道歉賠禮，始獲保釋，謔者稱俞此舉為“請財神”。不久財政廳發放各機關經費。一律改由省庫直撥，各機關財務人員無不額手相慶，鹹以財政廳改進撥款辦法，當歸功於俞的“請財神”雲。

俞濟時手下的保安處士官教育團教育長吳中翰，某夜身穿便服騎自行車回南星橋營房，因車燈不亮，被中山南路交通警攔住勒令停車，爭吵起來，被交通警扭至南星橋分局處理。吳至分局後攤出身份，希圖賣個交情，不料值班員警反將吳訓斥一頓。次日，吳派遣軍士數十人荷槍實彈，衝進南星僑分局，見警便毆，遇物即毀，打得分局桌仰椅翻，夏至中山南路、清河坊、湖濱一帶，一路逢警即打。交通警不敢站崗，鬧得滿城風雨。省會警察局長何雲，曾任蔣介石的侍衞長，他的太太原先當過妓女，蔣出資令何贖娶為婦。憑此骯髒關係，何的“牌頭”不為不硬，聞訊之下，亦即下令全市撤崗，一面集合巡警大隊，在太平坊巷總局門口，佈防警戒，如臨大敵；一面親赴杭州警備司令部，要求面見俞濟時會商解決辦法。俞早就得知此事，託故不見。何要求與參謀長馬君彥會商，馬説此事體大，無法越俎代庖，必須司令親自處理。何不得頭緒而返。此時杭州滿街都是警備部的士兵，到處尋警毆打，嚇得全市警察脱下警服，躲進民房藏匿。被打傷的警察已有數十人之多。何見事態擴大，第二次再去警備部求見，候至二三小時，俞始出來，先來一頓訓斥，説警察罷崗妨礙治安，翫忽職責莫此為甚，飭令查明肇事員警，解送警備部查辦。後經何雲再三懇情，將南星橋分局長撤職了事，而肇事禍首吳中翰卻未動半根毫毛。 ^[3] 

俞濟時有哥二，弟一，姐一。他幼時跌跤傷嘴，嘴唇殘缺，就叫他“缺嘴老三”。

俞濟時的二哥濟民，北京警官學堂出身，久任寧波警察局長，抗戰時兼鄞縣縣長，嗣又升兼寧波專區行政督察專員。俞濟時與王耀武結兒女親家，王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俞濟時介紹他二哥當省政府委員，兼魯（東、西）行署主任。嗣王耀武被俘，俞濟民回浙，俞濟時介紹他當杭州市市長。

俞濟時的弟弟，生來身體殘疾，背駝、矮小、口吃、瘸腳，故叫他“十福全”，乃“十勿全”之諧音。他有俞濟時的背景，也當了官，做過紹興縣税務局局長，這是一個肥缺。

俞濟時的姐姐叫良花，家庭婦女。靠弟弟之勢，同縣里黨、政、法、軍、警機關都有串連。

俞濟時任八十八師師長時，將祖遺舊屋拆掉，擴大面積，新建中西式二層七間樓房，規模可觀。他們兄弟沒有分家。解放後作奉化廣播站地址。

俞濟時的父母及大哥，均於抗戰時先後病亡，其餘兄弟姐等去台灣。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