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燮

俞正燮，家貧，性介，讀書過目不忘。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星衍。時孫星衍正上書朝廷請求為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俞乃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考》、《申雜難篇》，孫多采其文，故其議論學術，由此而名著。道光元年（公元一八二一年）舉人。越年會試不第。十二年，館新城陳用光家，為校顧氏《方輿紀要》。曾設館於陳用光所，又曾入張井、林則徐等人幕府，協助或參與編著《大清會典》、《黟縣誌》、《欽定春秋左傳讀本》等，又協助陳用光校勘《讀史方輿紀要》。後應邀主講南京“惜陰書院”。治經以漢儒為主，曾謂秦漢去古不遠，可信者多。生平除治經外，於史學、諸子、天文、輿地、醫方、星相，以及釋道之閲，無不探究。認為西方曆法極精，三代秦漢之人是不能預解的。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已明，故不能委過於三代秦漢之人。又善言地輿、説方域。論事甚有見識，不拘於世俗偏見，在其《節好説》中，認為《禮》所“一與之齊，終身不變”，若如此，則男人亦不當再娶！在其《貞女説》中-謂：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在未安，未同被而同穴，謂之無害，則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上又何必有男女之分？這些都是聖賢未思之過。其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立一題，備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全，斷以已意，一文遂立。性孝友，有“經師人表”之稱。生平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十九年，江蘇學政祁寯藻聘主惜陰書舍，未逾年卒。

俞正燮雖出生於書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貧寒，其父俞獻“工駢體隸事，尤熟掌故” ^[2]  （206頁），曾先後主講河南聞政書院，任江蘇句容訓導，以及安徽廬江教諭等職, 薪俸並不豐厚, 膝下孩子卻有很多, 又不幸於嘉慶六年(1801)十一月離世，時年僅五十三。俞正燮身為長子, 自二十七歲起就擔負起撫養母親妻小和五個弟弟的重擔。從此，他為了一家人的生計活路而四處奔波忙碌，過着艱苦、漂泊不定的生活，直到六十六歲在南京逝世。

其實，當俞正燮父親病重之時, 家中就已很拮据, 有他寫於嘉慶六年六月的《睡起》詩為證：“雨傳秋信到，貧又故鄉違。乞米書頻負，於人事本非。少年盡跳蕩，何事苦長飢” ^[2]  （34頁）。其父死後，除書卷之外並無遺產，因此“依然在貧窮中掙扎” ^[3]  （154頁），甚至有時“日食不給，不能看書” ^[4]  （313頁）。二十九歲的俞正燮曾這樣自述：

紛紛債務如塵積，今年明年朝復夕。心煩口吃無一言，出門泥途深幾尺。 艱難此事仗友生，貧交無計又空行。勞勞都為錢刀貴，幾時買地事躬耕？ ^[2]  （7頁）

這首詩描述了他當時處於舉債度日的艱難境地，雖得友人支助，生活還是極為窘迫，以至於有迴歸故里、農耕養家的想法。 而《黟縣三志》也有“先生家貧性介，縞紵之入，僅敷買書，索債者躊躑户外”的記載。不過，俞正燮“比較順境的幾年，大概只有林則徐氏聘他纂修《兩湖通志》的時候，和主講江寧惜陰書院的一年。修兩湖志時（俞）氏年已六十三，在江寧時已在垂暮之年，也享不到幾年清福了” ^[3]  （154頁）。

俞正燮自稱“身無一藝名，棲棲亦所惡” ^[2]  （30頁），但還是迫於生活壓力，只得揹着行李書袋，走遍大半個中國，以替人編書校書，以及授徒講學所得酬勞養家餬口，勉強度日，可見他的學問是在極其艱難環境下做出來的。不過，儘管他一生才高運蹇，科舉之途又多坎坷，以至於居無定所，筆耕為生，但他對這種清貧生活並不怨天尤人，極其坦然面對，而這在他的諸多詩篇中也可見及，如“無奈窮愁同閉户，未妨高興又塗鴉” ^[2]  （33頁），“津樑可問新知瘁，稱貸無門要諱貧” ^[2]  （5頁），“幽寂生哀怨，貧賤悟艱難。詩篇聊寄託，一一後代看” ^[2]  （4頁）。此外，俞正燮還特別樂善好施，時常有濟貧助困之舉。有史料記載，他“家不中資，名公卿所贈修膊費，盡濟友戚族鄰之急。嘗值歲除, 索逋者紛至，時錢塘王蔭森任黟縣知縣, 有惠政，深於經學，適就該舉人（指俞正燮）考訂疑義，窺知其事，密令隨丁率索逋者赴縣領給，仍就燈火前講説不輟，士林傳為美談” ^[2]  （203頁），由此可見一斑。

俞正燮一生“閉户著書，寡交遊” ^[2]  （219頁），勤於著述，碩果累累，不過因他是一介寒儒，諸多文稿卻無力自行結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歲時，由其房師王藻商諸及門孔繼勳、邱景湘、吳林光，醵金付雕而成，“釐其校正者十五卷為正集，餘為外集，以俟續梓。題為<癸巳類稿>，明是編之輯成於癸巳也” ^[2]  （229頁）。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則是“及《類稿》既竣，賣其書稍有餘貨，乃覓鈔胥，為寫未刻之稿” ^[2]  （230頁），且在俞正燮逝後七年由其友人張穆等捐資刻印成書。這兩部書，真可謂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雖然俞正燮終其一生窮困潦倒，為謀生計而不得不以傭書為業，但為人卻清高耿直，不隨流俗，可謂“處有脂膏身弗潤，交非聲氣品常清” ^[2]  （214頁）。他的好友許瀚對他就曾發出“有晉人風度，而不以書名，亦奇事也” ^[5]  （114頁）的感嘆！而他的學生程綬石也説他“性高介古道照人，故常落落寡合” ^[2]  （218頁）。並記有這樣一件逸聞，“果勇侯楊芳善風角壬佔, 與俞理初先生雅契。道光癸巳會試前, 寄楹聯贈之雲:‘晴天懸雨笠, 閒壁掛煙瓠。’似予其不售” ^[2]  （217—218頁）, 後果然被言中。戴熙《習苦齋筆記》有一則雲：

理初先生, 黟縣人, 予識於京師, 年六十矣，口所談者皆遊戲語，遇於道則行無所適，東南西北無可無不可。至人家，談數語，輒睡於客座。問古今事，詭言不知，或晚間酒後，則原原本本，無一字遺，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 ^[2]  （216頁）

這一段話刻畫出一位特立獨行、詼諧可愛的花甲老人形象。周作人對此表贊同説：

《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談玄、夸誕、曠達、悖儒等莠書六篇，對於古人種種荒謬處 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論《酷儒莠書》末雲：“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內，醉飽後所發者也。”又《愚儒蕪書》末雲：“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讀此數語，覺得《習苦齋筆記》所云：“口所談者皆遊戲語”大抵非假，蓋此處恢詭筆法可以為證。 ^[6]  （4頁）

而這也如俞正燮的學生黃德華《感舊詩》所云:“和雍郭泰是前身, 豈肯隨人豈絕人。自有時為青白眼, 不夷不惠性情真。” ^[2]  （215頁）俞正燮的這種孤高挺直的秉性，其實在他的一些詩作中也有反映。如《偶作》雲：

飽食矜氣骨, 豪士偏人寰。豈賴夷齊節,黽勉慎小閒。猖狂既得罪，自下又赧顏。慼慼何能長，所叢是謗訕。桃李人所植，松柏人所攀。重深良不厭，棄置義能安。從來百丈木，不長禾黍間。 ^[2]  （28頁）

又如《劉乂》雲：“作壽偏持諛墓金，劉生事業亦逡巡。丈夫各有難馴性，那便朱門撒野人。” ^[2]  （30頁）此詩既讚揚了劉乂不畏權貴的“撒野”，又譏諷了韓愈不辨是非的“諛墓”，而這也體現了俞正燮正直而不屈的學者風骨。

綜觀俞正燮的生平行事，正如張穆評價那樣：“顧以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縞紵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 ^[2]  （230頁）

俞正燮自幼至老，一生勤奮好學，同邑好友程恩澤説他“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發，素寢饋凡四五十年。” ^[2]  （227頁）

俞正燮從小聰穎好學，“性強記，經目不忘”，後“隨父之官”，刻苦自勵，“時方弱冠，侍養外惟以讀書為事。父獻學俸所入，盡給以買書” ^[2]  （199頁），以致他的藏書處“四養齋”，積軸多達7萬餘卷。後來他遍遊全國各地，“足跡半天下” ^[2]  （230頁），並把讀書與治學合為一體，程恩澤讚譽他“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 ^[2]  （227頁），而夏寅官則對此進一步解釋説，“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迴穴數，載極見某庋某冊某卷某篇行，語即中，是謂能人；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纚纚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勘，某不可憑，某宜斠，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 ，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精心卓識，分別部居，於諸儒所橋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串絲在 ” ^[2]  （201頁）。俞正燮的博學強記，齊學裘有這樣的評價，“《四庫全書》以及道藏內典，皆在胸中。國初以來，名官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誦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 ^[2]  （217頁）張舜徽也稱許説：“（俞）正燮在嘉道間，雖不為專經專史之學，而涉覽浩博，一時無兩。” ^[2]  （242頁）

其實，俞正燮還是個好學不倦、以讀書為樂的青衿學子。他一生大半時間在外地講學、著述，“行路無休息” ^[7]  （497頁），備嘗艱辛，“終年羈旅，出必載書；午夜丹鉛，手不釋卷” ^[2]  （212頁），如他在《文選自校本跋》中自述，“舟中讀《文選》，所記爛然於眉上、行間，四十日始畢” ^[4]  （499頁）。不過常年與書為伴，也給他帶去了很多快樂，如他在《旅興》中寫道：

侷促真堪嘆，矜持事轉差。徵鴻長是客，澤楚若為家。壯志消書卷，閒愁閲歲華。夢中猶笑語，不分在天涯。 ^[2]  （31頁）

俞正燮一生“嗜書若渴” ^[2]  （220頁），活到老學到老，直到臨終前還在忙於寫作。程綬石回憶説，道光十九年（按：時年俞正燮六十五），俞正燮主講惜陰書院，“是時見先生目光炯然，形容甚癯。案上手稿叢列，皆勸息心頤和養。別後數月，聞疾終於金陵寓館。” ^[2]  （227頁）

讀經史, 應科考，登仕途，獵取功名，光宗耀祖，本是古代士人的共同理想和必經之路。不過，俞正燮卻不完全是這樣，他不為流俗所囿，對功名利祿比較淡泊，“居家事母，不樂仕進” ^[2]  （217頁），但“為生計所迫更為科舉時代大環境所裹挾” ^[8]  ，他人到中年後還是不得不去奔競科場，一生參加過三次科舉考試。

第一次，道光元年（1821年），時年四十七的俞正燮由附監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舉人。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俞理初鄉試紅卷”條有如下記載：

黟縣俞理初正燮博學久困，道光辛巳（按：道光元年）江南鄉試，監臨蘇撫某徧諭十六同考官，謂某字號試卷必留意，蓋紅號試卷，外簾有名冊可稽，故監臨知之也。是科正主考為湯文端公金釗，副主考為熊遇泰，同考某呈薦於熊，並述監臨之言。熊大怒曰：‘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為是？中丞其如予何？’遂擯棄不閲。同考不敢再瀆，默然而退，以為卷既薦，吾無責焉矣。填榜日，監臨主考各官畢集至公堂，中丞問兩主司，某字號卷曾中式否？湯曰：‘吾未之見也。’熊莞爾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鹽商之子耶？’監臨曰：‘鄙人誠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縣俞正燮，皖省積學之士，罕有倫比者也。’熊爽然，亟於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嘗閲其文字也。俞遂中式。

可見俞正燮參加鄉試，一開始副主考熊遇泰以“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為是？中丞其如予何？”為由，答卷被“擯棄不閲”，後得知是“皖省積學之士”俞正燮的，就“亟於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嘗閲其文字也”。俞正燮此次考中舉人，失而復得，實在是僥倖，而那位被撤卷的考生，則是極其不幸而遭黜落了。

第二次，道光二年，赴京參加會試，榜上無名。這次恩科會試，“總裁:尚書英和、汪廷珍、侍郎湯金釗、李宗昉。” ^[9]  （卷十）《俞理初年譜》“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歲”雲：“入都會試。” ^[2]  （271頁）雖然俞正燮參加此次考試詳情已不得而知，為何落榜也沒有説法，但其中有一個細節，就是他曾去拜謁過主持上一年江南鄉試的主考官，也是這次會試主考官之一的湯金釗，瞭解到自己當年中舉的一些內情。戴熙《習苦齋筆記》中有《俞正燮》一則雲：

理初先生，黟縣人。予識於京師，年六十矣。……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先生為壬辰孝廉，嘗告我曰：予初次入都會試，謁副主考，則曰：“爾與我硃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謁正主考（湯金釗），則又曰：“爾與我硃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駭問其故，曰：“爾卷監臨屬副主考，宜細閲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閲。揭曉日，先拆爾卷，見黟縣人，問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縣俞某，則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則中矣！’其實我兩人均未見爾文，故曰一讀耳。”

不過，“查《年譜》，鄉試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巳，筆記誤作壬辰，又題名亦錯寫為俞廷燮” ^[6]  （2頁）。

第三次，道光十三年，年已五十九歲俞正燮又一次參加會試。史載“三月丁丑。以大學士曹振鏞為會試正考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阮元、兵部尚書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銘為副考官” ^[10]  （卷233）。

這次會試，阮元在考前就非常看好俞正燮，然而命運多舛的他再次名落孫山。關於這次春闈不第的原因，通常的説法是俞正燮的試卷為曹振鏞所汰。如張穆《癸巳存稿序》雲：

越年春（依前文為道光十三年），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轂矣！”闈文出，穆為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考》，而汰其繁緝縟也。榜發，競報罷。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捆束置高閣，儀徵初末之見也。 ^[2]  （229頁）

又如姚永樸《舊聞隨筆》卷二雲：

黟縣俞理初先生正燮應禮部試，總裁為曹文正、阮文達兩公。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為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 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 已擯之矣! ”驗之，果然。 ^[2]  （220頁）

周作人對此有感而發説：“清季相傳有做官六字口訣曰：多磕頭，少説話。據云即此曹振鏞所授也。有此見識，其為文正公也固宜，其擯斥俞理初亦正是當然耳。” ^[6]  （5頁）阮元此次會試力薦俞正燮未能如願，究其原因，是由於他和曹振鏞在取士用人標準上大異其趣。《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傳》雲：“嘉慶四年，偕大學士朱珪典會試，一時樸學高才蒐羅殆盡。道光十三年，由雲南入覲，特命典試，時稱異數。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復繼。”清史館臣所言“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雖沒有明説因何事不合，但從上述俞正燮落第之事看，他們二人不合之事就已不言自明瞭。

不過，還有一種説法，俞正燮會試“未中”是汪廷珍所為。李嶽瑞《春冰室野乘》雲：

理初舉於鄉，數困公車。某科阮文達典會試，都下士走相賀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禮部為同考官，得一卷，驚喜曰：“此非理初不辦。”亟薦之。是日文達適有小疾，未閲卷。副總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講宋學，深疾漢學之迂誕，得禮部所薦卷，陽為激賞，候禮部退，亟鐍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將發榜，文達料理試卷，詫曰：“何不見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遺卷。禮部進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筆，已薦之汪公矣。”文達轉詰，文端堅稱不知。文達無如何，浩嘆而已。榜後，理初謁禮部，禮部持之痛哭, 折節與論友朋, 不敢以師禮自居。 ^[2]  （219頁）

此説雖為野史筆乘所載，影響卻很大，廣為學者所稱引。然而，這種説法是無中生有的，純屬無稽之談。因為汪廷珍一生曾兩任會試總裁，除了前面提到道光二年之外，還有一次是在道光三年，“總裁：大學士曹振鏞、禮部尚書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户侍郎穆彰阿（鶴舫）” ^[9]  （卷十）。而這兩次會試，阮元都不在京城，更沒有參與其事。至於阮元為主考、王藻為房考的道光十三年的會試，汪廷珍既不可能是“副總裁”，更不會對俞正燮考卷“陽為激賞，候禮部退，亟鐍諸笥中，亦不言其故”，因為他早在道光七年（1827）就已經去世了。

時任房考王藻在《癸巳類稿序》雲：

黟縣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試所得士也，與同門久而不相識。癸巳春闈，餘忝於分校之役，得理初卷，異之，意其為皖省宿學無疑也。既又得徐卓犖生卷，二卷根抵相伯仲，同時並薦，犖生得雋而理初下策矣。比犖生來謁，一以皖省知名士，則首舉理初。因撮闈文中一二語，趣犖生亟往詢之，果理初也。

由此，他發出“犖生之與理初，遇不遇各有命” ^[2]  （228頁）的感嘆。俞正燮此次的意外落第，不僅王藻百感交集，就是十年之後的阮元，與人談起此事，“猶扼腕太息，有餘恨。……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 ^[2]  （230頁）。

對於俞正燮的“數困公車”的真正原因，除了前面提到曹振鏞所謂“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不喜歡考據文章之外，後人還有其它猜測之詞。如前文所述，一是很可能和俞正燮的性介不苟流俗的性格有關，如陳東輝指出，“俞正燮的會試落第與他這種不與俗諧、特立獨行的脾性不無關係。用現時流行的説法，可以稱之為不受世俗牢籠的知識精英” ^[11]  ；二是更有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題內容有關，如蕭箑父、許蘇民認為：“俞正燮的情理觀，多借發揮經義、就事論事來表達。《癸巳類稿》中有《節婦説》《貞女説》《妒非女子惡德論》等文，分別對傳統的‘節烈觀’、‘七出’的道德戒律以及納妾、強迫婦女裹足等罪惡的制度和習俗作了激烈的批判。僅由此看來，他的仕途不遇，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12]  （747頁）

總之，俞正燮懷才不遇，人到中年後才去參加科考，絕非情願，實屬無可奈何之事，因為“在那個年代，參加科舉考試是知識分子們共同奔走競逐之人生道途，只要有可能，都想去一試身手，冀希鯉躍龍門，俞正燮自然也不例外。” ^[13] 

俞正燮一生勤於治學，萃力經史，“讀書過目不忘，書無不覽，著作等身” ^[2]  （217頁）。他從十八歲開始著述後，至死不休，《俞理初先生年譜》雲：“與句容王喬年同撰《陰律疑》，是為先生試行著述之始” ^[2]  （259頁）。不久，他開始離鄉出遊，《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 俞正燮傳》記載：“年二十餘，北走兗州謁孫星衍，時星衍為伏生建立博士，復訪左氏後裔，正燮因作《丘明子孫姓氏考》《左山考》，星衍多據以折衷羣議，由是名大起。”尤其是他“自留京以來，海內文學儒林之士，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宏巨書不自名者甚多” ^[2]  （206頁），如他“曾為張芥航河帥修《行水金鑑》，數月而成。” ^[2]  （217頁）。

由此可見，由於俞正燮家境貧寒，加之科場困頓，從未做過一任小官，為了養家餬口，他只能謀食四方，“乞米書頻負”，“南北飢驅，蹤跡無定” ^[2]  （87頁），直到離開人世，終身為達官貴人編書校書，過着負笈傭書的生活。前人就已指出：俞正燮，心精力果，文章敏捷，海內文學之士，羣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巨書，如《欽定左傳讀本》《行水金鑑》及前果勇侯楊芳《六壬書》，多該舉人校正，不肯署名。 ^[2]  （204頁）

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他“一生多在貧困中度日，年二十餘即飢驅南北，旅店篝燈，蓬窗安硯，船唇馬足，勞苦著述，以易粟米，故生平著述，除《癸巳類稿》二百四十九篇，《癸巳存稿》五百五十六篇外，其餘著作，全由他人收買或託其代作，頂名出版，世間且不知此種作品亦為俞氏所著述” ^[3]  （153頁）。

由於傭書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雖“手成官私巨書”，卻是“借刻他人姓氏” ^[2]  （218頁），因而俞正燮所編校之書有些已無從知曉。現僅能考見的，據於石《俞正燮編纂與批校書目考》一文介紹，主要有：為大學士彭元瑞、編修劉鳳浩撰輯《五代史記補註》；為時任會典館總纂的户部給事中葉繼雯編修《大清會典》；為湖南提督、果勇侯楊芳校正《六壬書》；為黟縣知縣吳甸華編纂《黟縣誌》；為户部侍郎程恩澤等校訂《欽定春秋左傳》；為南河總督張井編纂《續行水金鑑》；為禮部侍郎陳用光校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為時任兩湖總督的林則徐編纂《兩湖通志》， 並校訂林氏先人的書稿；為時任吏部侍郎的祁離藻校訂《影宋本説文系傳》《三古六朝文目》；先後為時任山東督糧道的孫星衍編撰《古天文説》二十卷，並輯校緯書。此外，還有《宋會要輯本》五卷，《校補海國記聞》二卷，編纂《説文》《部緯》各一卷，以及批校《書集傳》《文選》《禮記集説》，等等，總共有近二十種之多。 ^[2]  （244—254頁）

需要補充説明的是，俞正燮著作除了《癸巳類稿》《癸巳存稿》各十五卷，以及上述為他人傭書近二十多種之外，還有他的《四養齋詩稿》。詩稿由他的侄子懋麟於咸豐二年(1852)刊行，程鴻沼《四養齋詩稿題記》雲：“右詩三卷，俞理初夫子遺稿也。令子懷方屬編目錄，令侄伯申校字付樣而屬識其後。夫子之詩，散佚多矣，此僅有存者。” ^[2]  這篇題記所署時間為“咸豐二年三月朔”，則該書出版時間當在其後不久。

通考俞正燮的學術精神和治學特點，有三方面值得稱道：一是心繫國家盛衰、社稷安危，籌遠通今，有着強烈的經世旨趣；二是高度關注民生問題，尤其同情婦女；三是通經史百家，尤以考據見長，既博且雜，精益求精，而這些其實都和他傭書有着密切關聯。正因此緣故，俞正燮才能方便出入大內府，查閲到大量的邸報與檔案資料，且時常來往於官宦之家，耳聞目睹，更多瞭解到軍國大事、時政要聞，以至“尤熟國家掌故” ^[2]  （218頁）；也因他身為傭工，來自社會底層，瞭解民眾，才能對弱勢羣體寄予無限同情，從而“認識人權” ^[2]  （382頁），提倡男女平等；還因編書校書之需，他熟諳典籍，“博綜九流” ^[2]  （236頁），從事文字訓詁、名物解釋、典制考索、史實糾謬，以及文獻辨證、資料彙纂，故而“長於局部考證” ^[14]  。

那麼，又應如何看待俞正燮的傭書生涯呢？於石説：“俞正燮是筆耕為養，傭書成材的學者，這在我國學術史上是不多見的。”諸偉奇還進一步認為，“這種為人作嫁的傭書生涯， 突顯了像俞正燮這樣出身社會中下層的知識分子， 其學術能力、智力付出與現實學術地位的差異。然而，俞正燮浩博的學識，正是發軔併成就於編校各種各樣的書籍之中，其代表作《癸巳類稿》《癸巳存稿》便是其傭書心血的結晶” ^[8]  。可以這麼説，正是俞正燮一生傭書為業，成就了他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據學一大宗師的學術地位。

總之，俞正燮個性鮮明，與眾不同，他雖一生窮頓，顛沛流離，且懷才不遇，數困公車，只得寄人籬下，傭書為生，命運多舛，卻能氣定神閒，泰然處之，實為難得；尤其是他博通古今，好學深思，勤勉著述，嘉惠學林，為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更是值得我們尊敬。俞正燮不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稱之為人傑” ^[13]  的布衣學者！

正燮學無不精，主於求是，著作有《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説文部緯校補》《海國紀聞》均《清史列傳》及《四養齋詩》等書；而《類稿》一書，多發前人所未發，有功於學術尤多。

在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有名的思想家死掉了，他的名字叫俞正燮，他是替中國婦女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講話的。—2005年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李敖清華大學演講》

天資英敏，讀書過目成誦。偶有所作，必薈萃羣書，引經據典。於史學、天文、醫學均有研究。繼館侍郎陳用光處，校勘顧氏《方輿紀要》。道光十五年（1835）林文忠聘其修《兩湖通志》。晚年主江寧惜陰書院，好讀書，藏書有數萬卷，家產所入，盡以購書，藏書處曰“四養齋”，藏書7萬餘卷。史稱“卒日，家無餘財，僅儲書七萬餘卷。”藏書多印有“理初”二字。纂修《黟縣誌》《兩湖通志》，著《癸巳類稿》30卷，巨冊數十本；《類稿》餘15卷，則由張穆編定，曰《癸巳存稿》，刊入楊氏《連筠簃叢書》中。《説文經緯》《校補海國紀聞》《四養齋詩》等，咸豐間毀於兵火。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