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子夷

一

俞子夷，名旨一，字遒秉，於1885年1月出生在江蘇省吳縣一個普通店員的家庭。他年幼聰穎，六歲入私塾就讀，在本地的童子會考中，曾以優異的成績得到嘉獎。九歲那年，因清廷腐敗，甲午戰爭失敗後政府賠款兩萬萬兩銀子，離他家不遠的蘇州也開為商埠。這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埋下了反清的種子。以後，戊戌變法維新不幸失敗，清朝腐敗日益加劇，失望了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開始轉向西方，試圖尋找一條救國之路。俞子夷就是抱着這種想法報名進了一所中西學堂讀書。三年後，他在姑母的資助下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學，這年他滿16歲，已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目睹清朝政府一而再的喪權辱國，洋人驕橫，特別是辛丑議和，載灃出國賠禮，路過上海時來南洋公學視察，學校當局強迫學生排隊在路旁迎送，行三跪九叩大禮請安,向欽差打千，這些都深深刺痛了俞子夷的心，他的反清叛逆思想更逐漸明朗。入學後第二年，學校在一個墨水瓶小事上大做文章,開除了兩名無辜的學生,想以此殺一儆百,阻止反清情緒的蔓延。俞子夷所在班的學生首先罷課抗議，全校學生立即響應。1902年10月17日，全校200名學生全體退學，半小時內學校已空無一人。當時擔任特班總教習的著名民主人士蔡元培先生也憤而辭職。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墨水瓶風潮”。此次風潮給別的學校造成了不小影響，以後陸續發生了多起反抗學校壓制的風潮。

蔡元培先生辭職後，即發起組織了中國教育會，並籌設愛國學社，俞子夷重新入學。學社教師有章太炎、蔡元培等，學社以反清愛國為基本綱領，倡導讀革命的書，做革命的事。蔡元培、章太炎還輪流執筆，在《蘇報》上撰寫革命文章。這段時間，俞子夷對反清革命有了更深的瞭解。1903年 《蘇報》遭查封，學社被迫停辦，俞子夷與同學一起逃往日本。1903年秋，經黃宗仰先生的介紹，俞子夷到日本橫濱中學教書，從此他開始踏上了漫長的教育工作道路。

1905年初冬，俞子夷從日本回來，到蔡元培主持的愛國女學任教，並受蔡先生囑託，利用課餘，秘密研製炸藥，為反清革命組織準備武器。這期間，經蔡元培介紹，他加入了反清“暗殺團”，和他同期加入的還有劉光漢、李大釗、陳獨秀等。寒假前，蔡元培與俞子夷談起成立反清組織的事，讓俞子夷起草一個章程，並把這個組織定為光復會。

俞子夷還受蔡元培之託，秘密聯絡革命人士，並保管光復會的名冊、暗語、表格等文件。這期間,黃:興、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也常來校與俞子夷商量國事。在辛亥革命的潮流中，俞子夷積極參加革命運動，做了許多有益的革命工作。

1913年至1914年，俞子夷多次赴歐美考察教育，他特別緻力於小學算術教育方面的研究。1918年，他在南京高等師範任教並主持附小工作期間，經歷了五四運動，由此他認為建國還得救國，於是他便想到了教育救國。他和附小教師一起，領導學生參加政治活動。此時在附小部分教師中出現了“國家主義教育好，還是社會主義教育好”的辯論，他明確表態支持“社會主義教育好”一方。抗戰前夕，已在教育研究上頗有成就的俞子夷來杭任教。期間，他接觸了一些進步書刊，如《西行漫記》、《唯物史觀講話》等，在政治見解上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進入到新民主主義思想，開始認識到地主對農民的階級剝削關係，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皖南事變後，他更看穿了蔣介石反共獨裁的本質。在《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時，他憤然在書上批道:“中國要斷送在這家 夥手裏”。1946年舊政協破裂的第二天，黃炎培來杭州，俞子夷在與黃的談話中認識到與蔣介石已無法合作了，認識到“政黨是代表某一個階級利益的政治集團”，他內心盼望共產黨能取得勝利。在教育上，他曾大膽提出:土地不改革，鄉村教育便無從談起。全國解放前夕，俞子夷在浙江大學任教授，他是大中學校教師聯誼會的發起人，他傾向進步，同情學生運動，為團結廣大教師迎接杭州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

解放以後，1951年秋，他被任命為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廳副廳長，並依舊在浙江大學及中小學的教研班教課。1954年春，他擔任文教廳廳長，他還先後被選為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常委。在他任職期間，雖已是古稀之年,身體虛弱，但他仍風塵僕僕,不辭辛勞深入學校。他治學態度嚴謹，在教學研究、特別是對小學算術教研方面敢於探索、勇於創新，發表過不少文章和出版過著作，他為教育事業嘔心瀝血，貢獻卓著。雖然他曾被當時沙文漢省長稱頌為小教界的“狀元”，但他從不擺架子，平易近人。他特別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一次，杭州佑聖觀路小學(現為勝利小學)的一位青年老師在教學上遇到困難，他得知後，親自上門幫助整理教案，提出意見，使這位教師深受感動。為建立新中國小學算術教育體系，他不顧行政工作繁重和年紀大的困難，親自動手,新編了一套課本。為了使這套課本能符合大紹的精神，他夜以繼日，反覆修改，一絲不苟。這套作為解放後編撰的第一套小學算術課本,受到廣大算術教師的歡迎。

1951年4月，民進中央領導人周建人同志為籌建民進地方組織來到杭州，在中共地方黨委統戰部的幫助下，召開座談會介紹吸收俞子夷、陳禮節、王歷耕、童友三等四位同志首批加入民進，並決定成立杭州民進籌備小組，由俞子夷擔任組長。1952年12月28日，民進杭州市分會正式成立，俞子夷被選為主任理事。當時他儘管行政業務工作相當繁重,但仍以極大的政治熱情，抽出很大一部分時間來做會務工作。他特別強調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在浙江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俞子夷是主席團成員。他在教育廳工作時，許多人來找他談問題，他總是問:你們和劉廳長(中共黨員)談過嗎?他始終認為，只有緊緊依靠黨的領導，我們在工作中才不會走偏方向，才能有所作為。他對有一段時間有人提出要取消黨委制非常反感，認為這是做夢。他有個學生是個超齡團員，有次來找他要求加入民進。俞子夷告訴她，希望她也能早日爭取參加共產黨。他向她打了個比喻説:“我是站在共產黨的門口， 將你們一個個送進去，然後我再去。”他曾向中共黨員同志談起: “現在民進成立了，自己是否能以民進的身份參加教育廳的工作?”這在50年代是一種參政議政萌芽的觀點，表明他的政治貴任感。

1957年，俞子夷經過深入調查，深慮小學教師的課業負擔實在太重，許多老師的身體健康和學校的教學質量都受到了影響。他從黨的教育事業考慮，出於對知識分子的關心和愛護,在6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以民進省籌委會暨杭州市委會主委的身份發言，為小學教師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改善呼籲，並動情地説:“我是愛後一代的。 我也愛教育後一代的教師。”他的發言在當時小教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民進會務工作上，俞子夷經常強調思想教育要結合業務實踐，要根據黨派特點開展工作。民進除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外，還充分利用人才、智力比較集中的優勢，經常性地開展業務實踐活動。當時，剛解放不久，一些教師對新社會教育不甚瞭解，覺得茫然。為了儘快補上這一課，把教育轉到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正確方向上來。在俞子夷同志的積極倡導和具體安排下，民進利用業餘時間舉辦了小學語文、算術及中學各學科教學系列講座。組織會內的教育專家，每月3~4次為教師舉行觀摩教學，幫助他們轉變教學思想提高教學水平。這中間，許多課程的教學綱要他都親自參與制定，有的甚至親自授課，受到了教師們的普遍歡迎。教師們聽俞廳長上課，人數最多的一次能容500人的大課堂還擠不下,教室門口和走廊裏都坐滿了人。俞子夷同志很重視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提倡徵言察訪，他自已就常常是一個人深入到最基層，在與大家拉家常、談工作中瞭解情況。他在人大、統戰部會議上的許多發言都很具體，有數據、有實例，具有很強的説服力。

1951年，杭州民進組織開始籌備時，俞子夷提出把發展的重點放在中小學教師上。他認為，民進不能僅做擺設，要多做實事，在組織發展上應着重發展那些進步愛國、並且有較高的業務水平和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杭州民進自1951年9月成立籌委會時的18人，到1956年底的五年時間裏增至306人，他們大多是中小學要求進步的業務骨幹，這些同志在教育戰線上勤奮努力，教書育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俞子夷為此的確傾注了很多的心血。

三

俞子夷在小教界有很高的聲望，他知識淵博，並一直擔任教育廳的領導職務。但他從不搞特殊，他生活儉樸，在許多人眼裏，總是身穿長衫，腳穿土布鞋，常常一把破布傘，他曾詼諧地稱之為:出門帶把舊傘，天雨遮雨，天熱擋陽，不雨不熱當手杖。他的工資收入較高，可他卻從不奢侈，能節約一點就節約一點。對子女他也要求很嚴，教育他們要勤奮節儉。他自己每天進食，常常不過是幾片餅乾加一杯酸牛奶或白開水。他常説，一個人所需要的營養每天有一塊豆腐，半斤青菜也就夠了。在工作上，他的節約也是出了名的，簡單的通知或記事，總習慣於用廢棄的小紙頭，撕下的日曆翻個面也要利用。他寫東西是用蘸水筆，用後總要把筆尖擦乾，蓋好瓶蓋防止墨水乾化。然而，俞子夷對待別人卻很慷慨大方，有些做具體工作的教師來他處商量工作，他總是熱情挽留，提供食宿。1953年夏，上城三小的民進會員丁竹青老師患病卧牀，他得知後，立即前往探望，不顧自己年老體弱，攀援上破舊陡直的樓梯，走進丁竹青屋裏，當躺在牀上的丁老師看到比自己年高的俞主委氣喘吁吁、汗流滿面地來看他，激動地流下了熱淚。

1957年，俞子夷被錯劃為“右派”，但他愛黨、愛國之心未泯。他當時已年過七旬，身體比以前更瘦弱了，可他還是念念不忘祖國的教育事業。他曾對別人説:“我對小學算術教學研究了五十多年，積累了一些經驗、體會，我要把它留給後人，否則，我就對不起祖國和人民多年的培養與教育，我就是再苦一點也一定要寫出來，供人蔘考，當塊墊腳石。”他還在夫人的遺像前寫下這麼一段話:“我要為社 會主義再作貢獻，以慰吾妻在地下之靈。”在那段時間裏，他把自己關在房裏，埋頭編著，先後編寫了四部共幾十萬字的教育著作，為祖國的教育事業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俞子夷又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1970年7月24日，他在淒涼中病逝於杭州，終年85歲。當時只有親屬在默默中草率料理了他的後事。

197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決定改正對俞子夷同志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錯誤處分，為他恢復名譽，開了追悼會。1985年1月3日，浙江省暨杭州市民進、省教育廳、杭州大學聯合集會，紀念俞子夷同志誕辰100週年，省、市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參加了會議並講了話，對他一生熱愛祖國、熱愛教育事業的可貴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俞子夷主張筆算與珠算相結合，注重加減基本功的練習，有關珠算著作有《筆算、珠算混合教學法》、《民教班珠算教學研究》、《初級珠算教材》一冊和《高級珠算教材》四冊。他編的《新體算術》、《社會化算術》是中國最早的小學算術課本之一。

俞子夷畢生從事小學教育的實驗和研究，重視小學算術教材教法的探索，是20世紀以來中國最早研究小學數學教育的學者，可以稱為中國算術教學法的奠基人。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