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彩

俞大彩的父親叫俞明頤，母親是曾廣珊。俞大彩兄妹十人，她排行老七，其他兄妹分別為大維、大綸、大紱、大絜、大綱、大緈、大絢、大縝、大絪。俞大彩所在的俞家祖籍浙江紹興。 ^[2]  上海滬江大學外語系畢業。 ^[3] 

1934年8月5日，重獲自由身的傅斯年，在同學俞大維的撮合下，與俞大彩結成連理。這年，傅斯年38歲，俞大彩30歲。 ^[3] 

婚後的這段日子，兩人雖過得並不富裕，卻還勉強算安樂。但這樣的日子，也隨着抗日戰爭的爆發戛然而止了。隨後，等待兩人的一直是愁苦辛酸。 ^[3] 

抗日戰爭初期，出於安全考慮，傅斯年不得不讓妻兒前去投奔孃家。在這期間，俞大彩一人帶着孩子過着艱難的生活。對此，傅斯年一直愧疚不已。他還專門畫了一幅兒子行程圖，來記錄俞大彩和兒子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傅斯年此舉，也是為了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妻子為自己所受的苦。 ^[3] 

由於虛胖，加上過度操勞，傅斯年病倒了。病來如山倒，傅斯年病後的日子，家裏的開銷全靠往日的積蓄撐着。如此坐吃山空很快，他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中。 ^[3] 

大户出身，且從未受過經濟之苦的俞大彩，在這段時間真正感受到了困苦的滋味！俞大彩在回憶與傅斯年在重慶郊區山中養病的情形時説：“那是一段窮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羣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 ^[3] 

但即便家裏已經沒米下鍋了，俞大彩仍會偷偷瞞着傅斯年到處借錢，生怕影響傅斯年養病。傅斯年病癒之後，再未讓俞大彩借過錢。雖然一家的生活不再如之前那樣艱苦，卻也同樣捉襟見肘。 ^[3] 

俞大彩對於這種生活，也從未有過絲毫怨言。傅斯年雖一直不間斷地生病，但在任何時候，都不忘與俞大彩相互加油打氣。平日裏，生活中只要有值得高興的事， 他們總是互相分享着，細細咀嚼着，彷彿他們生命裏， 除了幸福快樂再無其他。 ^[3] 

從1949年起，一直帶病堅持工作的傅斯年，為貼補家用，常會趕稿到深夜。平日裏，傅斯年總捨不得為自己置辦衣物，衣服總是縫了又縫、補了又補。但有一次，傅斯年主動説想做一條新棉褲穿。好不容易傅斯年動了心思為自己想一次，俞大彩心裏雖不忍，卻很欣慰。於是，便任由傅斯年在燈下操勞。 ^[3] 

1950年12月20日，由於操勞過度，傅斯年剛走下講台就昏倒了。送到醫院後，雖竭力搶救，傅斯年也終未挺過難關。傅斯年因操勞過度併發腦溢血死亡後，俞大彩肝腸寸斷，怎麼也想不到，相伴才16年的傅斯年，竟就這樣離開了自己。傅斯年去世後，俞大彩才知道傅斯年最後一筆稿費裏的秘密。 ^[3] 

董作賓把傅斯年最後一筆稿費送到俞大彩手裏時説：“先生跟我講了，自從你嫁了他，沒過上舒心的日子，這篇文章的稿費，是要留給你貼補家用的， 做棉褲之説，只是先生的託詞。”直到這一刻，俞大彩才明白，傅斯年夜夜挑燈， 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她！只是，這個真相傅斯年不敢説，因為一旦説了， 俞大彩就會制止。實際上，俞大彩從未向傅斯年抱怨過生活辛苦，對於他們的窮苦生活，俞大彩從未表現出過不滿。但傅斯年卻時時為此內疚着，也是這種內疚逼迫自己日日操勞。 ^[3] 

丈夫傅斯年（1896—1950） ^[1]  傅也是詩書門第，其祖上傅以漸是清順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狀元，授兵部尚書之職。1917年他進入了北大文本科學習，1919年也參加過“五四”運動，1923年考取山東的官費選派，到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留學。1925年又到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在柏林期間，和俞大維從相遇到相知，傅斯年只比大維大一歲，從此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回國後，在中山大學任歷史、中國語文二系主任，並創辦了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長達二十三年。1938年以社會賢達的身份出任國民參政員，是個敢於向蔣介石提出尖鋭抨擊的人。所以有了只有傅斯年敢在蔣介石面前翹二郎腿的傳言。以後又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台灣大學校長。大維公特別欣賞他“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治學精神。1950年，在台北去世。蔣介石送挽匾“國失師表”。

大彩在1935年誕下一子，取名傅仁軌。大彩一直在台大執教英語。退休後，長期移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