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鈞

1966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自此一直工作到1996年調至中國工商聯，歷任記者、編輯、科教部主任，直至副總編輯。從1966年到1996年，這30年正是中國大地鐵馬金戈的變革年月。從毛時代的革命激情主義到鄧時代的全面改革開放，很難知曉保育鈞先生作為新聞人有怎樣的感悟。

告別新聞界，保育鈞調入全國工商聯。他坦言，工作變動之大，實在難以適應。

當時的大背景在知名政論家凌志軍和馬立誠所著的《交鋒》中有過詳細介紹：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中國正處在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大辯論中，堪稱1978年之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保育鈞去全國工商聯任職時，非公有制經濟、民營經濟這些都是政界的敏感詞彙，曾有友人勸他，工商聯乃是非之地，務必要慎重對待。 ^[2] 

“民營企業最現實的出路是用好國家4萬億元投資的政策，在這些項目中尋找機會。”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29日在杭州表示，民營企業要抓住當前國家安排投資拉動內需的機遇。

浙江知識經濟俱樂部主辦的“中國長三角對策峯會”上，保育鈞分析説，國家出台了十項措施，以4萬億元投資拉動內需，這4萬億元投資又拉動了明年20萬億元的全社會總投資。民營企業不要誤以為這些都是政府投資與己無關，而是要找好位置，完全可以通過生產原材料、設備等方式承接這些建設項目。

在4萬億投資中有1600億元資金用於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保育鈞認為，民營企業尤其要注意這一項資金。“產業結構調整説時容易做時難，現在國家有了資金支持，正是民營企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時機。”

對於當前民營企業面臨的嚴峻經濟形勢，保育鈞建議，除了抓住國家加大投資的機遇，積極開拓新市場，加強成本控制和管理之外，民營企業還要順應行業內部兼併重組大洗牌的趨勢，主動尋找合作伙伴。 ^[2] 

商會，顧名思義，就是商人組成的協會。保育鈞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還缺少這種真正意義上的商會。他説，商會最早發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階層的壯大，商人們意識到要實現一個行業的發展，光靠個體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與同行團結起來，於是商會就應運而生。它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維護行業權益、規範同行競爭、調解同行矛盾、培養行業人才的職能。

保育鈞介紹，清朝末年，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初步形成，工商業者為了抵禦洋貨的傾銷以及朝廷的壓榨，開始組建自己的商會。在民國時期，商會一度成為社會上很有影響的勢力。但是，解放前的商會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新中國成立後成立的各級工商聯在統戰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更多的角色定位是黨聯繫民營經濟的橋樑，經濟色彩不足。因此，中國至今還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商會。 ^[2] 

“這幾年我參加過許多省、市一級的活動，像華強北這樣基層的活動，我是第一次參加。”保育鈞説，他這次來深圳，主要是出於對華強北商會的濃厚興趣。

“華強北商會是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應運而生的‘草根’商會。”保育鈞認為，中國現存的大多數商會、行業協會缺少經濟性和民間性，帶有很濃厚的官辦色彩。

可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企業需要一個“家”，怎麼辦？企業就自己組織起來搞商會。保育鈞認為，華強北商會就是這樣一個由企業自發建立的商會，它在華強北發展過程中，多次代表華強北商家發出自己的聲音，為華強北商圈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商會。“我們寄希望於這種商會，搞市場經濟，離不開這種真正的商會。”保育鈞説。 ^[2] 

真正意義的商會要做哪些事情？保育鈞説，商會最主要的任務就是代表同行業企業，與各種勢力進行博弈，包括與政府博弈，為一個行業、一個商圈爭取平等待遇，爭取到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這是構建社會基礎秩序的需要。他説，去年下半年以來沸沸揚揚的KTV版權費風波，各地的娛樂行業協會代表歌廳向國家版權局據理力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了博弈，最終才會有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結果，才有和諧可言。”保育鈞説。

保育鈞認為，商會的另一個職責是，規範商家的行為，制止不正當競爭。只要真正意義上的商會、協會建立起來，建立嚴格的行規，誰一旦製假售假，立即開除，市面上誰也不敢跟它合作，誰還敢搞假冒偽劣？

保育鈞認為，深圳在商會、行業協會的管理上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列。不但出現了華強北商會這樣全國首創的“草根”商會，而且實現了行業協會與政府的脱鈎，實現了無主管部門、無行政級別、無編制經費，原有的各種商會、協會正在向現代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商會、協會轉變，這將對深圳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和規範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也為全國的商會、行業協會改革樹立了典範。 ^[2] 

合著有《子夜筆耕》。

知名報人、前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2016年5月31日凌晨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4歲。 ^[1]